专访上海市消保委副秘书长唐健盛：“禁限塑”要从需求侧引领供给，可降解市场需警惕“劣币驱逐良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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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国家发改委、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这又被媒体称为“史上最严限塑令”。同年10月，长三角城市群纷纷出台塑料污染治理的具体时间表，积极响应禁限塑号召。

作为全国最发达的经济圈之一，长三角区域城市聚集着大量的居民，拥有强大的消费力。那么，禁限塑新规自实施以来进展如何？可降解替代产品能否满足使用需求？供给侧有哪些亟待解决的痛点问题？

3月9日，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正式发布《长三角禁限塑新规消费侧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带着这些问题，《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专访了上海市消保委副秘书长唐健盛。唐健盛表示，长三角受访者中对“禁限塑”的知晓度达到了92.9%，但涉及到具体问题，“搞不清、看不懂”的情况还是较为普遍。此外，可降解替代品与消费应用场景不能完全匹配，可降解产品市场可能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况也值得担忧。

要花大力气做消费者教育，从需求引领供给

商超、药店、书店不再提供一次性塑料购物袋，餐饮店禁止使用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吸管……2021年禁限塑令正式实施后，如今消费者对“禁限塑”的相关知识掌握程度如何？

记者了解到，对“禁限塑”的概念，长三角受访的大多数消费者仍然处于“听说过但是并未深入了解过”的层面。

“知晓度非常高，支持度也非常高。但调查一些基本常识，回答对的人就非常少。”在采访中，唐健盛表示，长三角受访者中对“禁限塑”的知晓度达到了92.9%，但涉及到具体问题，“搞不清、看不懂”的情况还是较为普遍。在《长三角禁限塑新规消费侧研究报告》中，调研组对消费者关于禁限塑新规基础知识做了简单测试，能够完全答对的受访者不到2.5%。

“知道限塑令不能解决问题，要支持限塑令，消费者对于怎么做还不了解。举个例子，消费者怎么选择、怎么购买、怎么辨别可降解塑料袋的标识？”唐健盛抛出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他进一步说道，禁限塑新规相关的技术规范庞杂，仅国标就有9件，还有众多的地方标准。“用于识别的‘可降解’标识又有十几种之多。很多专家都未必分得清楚，消费者就更加不清楚了。”

唐健盛表示，在调研中发现，导致这样的难题原因在于禁限塑新规是从生产和使用企业的角度设计制定的，但是实际落地过程中又要面向消费者。如果只是单纯从供给端去做，消费者不能理解，不懂“禁限塑”的真正含义，就依然倾向于保持原状，企业趋利的本性也会去迎合旧的需求。

在唐健盛看来，消费者代表市场需求的力量，要让消费者知道下一阶段要干什么，甚至要帮助消费者想好消费场景。从需求引领供给，这非常重要。“我们必须要花很大力气去做消费者教育，每一个时间点都要告诉消费者，你要做什么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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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替代不可取，应以优质体验为前提

在实际执行中，“禁限塑”也引来了不少消费者的吐槽。例如，替代品纸质吸管因为体验度差而得不到消费者的认同。记者注意到，报告表明，调查中56%的长三角受访者不愿意使用纸吸管。

“很多人在定论，纸吸管不能替代塑料吸管，我们也认真研究了吸管的问题。首先我们要抓住一个核心，禁限塑令一定会改变人们的生活，有行业统计表明，在我国，一次性吸管每年会产生三万吨塑料垃圾。对塑料吸管的禁用势在必行。因此，也一定会提高消费成本。”

当下，纸吸管和PLA吸管成为相对主流的塑料吸管替代方案，但是售价更加昂贵。记者在电商平台上查看，一根塑料吸管售价可以控制在5分钱左右，而同样规格的纸吸管售价达到8分钱一根，PLA吸管售价在0.2元一根左右。由于对纸吸管的抵触心理，大多数消费者更倾向于PLA吸管，这意味着要付出更多的成本。

唐健盛表示，大多数消费者愿意多花钱，不过前提是可降解替代品要有好的体验。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纸吸管确实体验度不太好，希望有一些技术能把吸管做得更好，所有的替代应该以很好的体验为前提，这也是行业当前的一个痛点。

他进一步表示，从当前情况来看，简单替代无法覆盖纷繁复杂的消费场景和消费需求。在“无纺布环保袋”、“餐饮外卖”等问题上也存在一些问题。

在调查中发现，近三成的无纺布环保袋被用作垃圾袋，浪费巨大。42.6%的受访者表示，因为无纺布环保袋“质量差”、“难看”而不会在外使用。

此外，唐健盛表达了他对外卖产生数量巨大的塑料垃圾的担忧。报告中数据显示，长三角受访者中有22.4%表示几乎每天一顿外卖，近60%表示一周若干顿外卖。

根据限塑令时间表，到2025年底，全市餐饮外卖领域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餐具消耗强度下降30%以上。“如果仅从替代角度提限塑要求，而不对外卖模式做重构，由外卖塑料餐盒带来的环境威胁大概率会与日俱增。”唐健盛有些忧心地说道。

可降解产品市场需警惕“劣币驱逐良币”

除了上述在调研中发现的消费侧问题之外，唐健盛也指出，在供给侧——可降解产品市场中有关公平竞争的问题。

唐健盛提到，可降解塑料可以分为生物分解、光降解、热氧降解、可堆肥降解等。每种类型适用的标准、生产工艺和成本都不一样，降解程度差异也非常大。但是市场上不同降解程度的产品同为“可降解塑料袋”，成本和价格成为最主要的竞争因素。可降解产品市场可能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况。

其次，唐健盛表示，可降解塑料袋的检测成为一个很大的堵点问题。当前大量产能转向可降解塑料制品，但是检测周期过长，进入门槛过高。如生物可降解塑料的正规检测时间长，通常检测周期要3~6个月，且费用较为昂贵。因此，长达6个月的检测目前难以在商业上进行操作。

“当然，如果采用快速检测，仅能检测塑料制品的成分。那么又有一个新问题，可降解成分是否等于‘可降解’？含有玉米粉成分的塑料袋一定是可降解塑料袋吗？现在业内没有定论，我们无法下结论。”唐健盛对成分检测法的准确度提出了疑问，并认为这是行业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