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国外没有“户籍制度”？

我们现在对户籍制度习以为常，并没有觉得不合理的地方，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奇葩的制度，在世界上其他国家是非常少见。

户籍制度的由来

那么我们为什么长期存在着“户籍制度”呢？这源于我们两千多年的农业社会，在农业社会当中，生产要素只有土地，财富的多少完全取决于你对土地的拥有数量，所以我们过去把富豪等同于地主，打土豪分土地也就相当于劫富济贫。

中国古代曾经尝试过放开户籍制度，随之而来的就是大规模的土地兼并，时而久之就引发社会大规模的动乱，这也是中国古代王朝寿命超不过300年的原因，一个王朝在开始阶段都会均分土地，但是经历200多年的土地兼并之后，大部分农民就会失去土地，这些土地在此集中到少数地主手中，因此到了王朝末期，需要再次划分土地，进而引发朝局的动乱。

土地兼并几乎成为每个朝代的“癌症”，如果一个王朝没有出现“小冰期”这样的自然灾害，也会死于土地兼并当中。

所以在上个世纪50年代，我们国家除了对土地再分配以外，还进行了严格的户籍制度，每户农民只能在自己的土地上生活，而不能迁移到外地，否则要被遣送回原户籍地，其目的也是为了防止土地再次被兼并。

人口流动促进城市的发展

进入七八十年代，我们国家逐渐进入工业化时代，国家的发展不再单一依靠第一产业，也就是我们的农业，我们所依靠的是第二产业的工业，以及第三产业的服务业。尤其近些年，第一产业在整个国家GDP当中的比重越来越低，由建国初期占比50%，到了2020年的不足8%。

过去人口多了，土地承载不了，达到单位土地养活人口的有上限，比如，清朝末期的四万万人口差不多就是上限。可是进入工业化时代之后，经济的关键要素不再是土地，而是技术、机械设备，以及产业工人，因此需要大规模人口聚集，才能支撑一个城市工业化发展，或者说一个城市的工业化会吸引更多的人口。拿深圳来说，改革开放之后，大量外来务工人口，促进整个城市的发展；建国后发展起来的大庆、攀枝花等，完全是因为工业发展，平地而起的城市。

我们不再是以土地为基础的分散而居，而是以城市为基础的集中居住。这种集中居住不但减少了公共设施的分摊，而且产生了巨大的规模效应，人与人之间产生了知识溢出效应。人越多，我们与他人知识分享就越便利，从而能够更好促进生产技术的发展。

在杰弗里·韦斯特《规模》一书当中，他列举了城市越大，所带来的好处，比如他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产出不是取决于人口数量，而是彼此的连接数，比如我们5个人，彼此之间的连接数是10个，6个人的连接数是15个，呈现出几何倍的增长。因此城市越大，人均专利数量，专业人口的数量都会相应增加。对此猎头应该深有体会，在北京、上海，你找一个AI专家，可能随手一抓一大把，可是你如果去了三四线城市，难度就非常大。

除知识的溢出效应，城市的平均产出也会提高，基础设施建设的比例也会缩小。比如城市越大，单位数量人口拥有加油站数量就会越低，单位人口水电管路也会越短，城市道路长度也会越短。打个比方，如果我们人口规模扩大100倍，基础设施只需要提高50倍，但是我们的产出却提高了200倍。

大城市≠高污染、高犯罪率

过去我们总是习惯性地认为，城市越大，人口越多，城市所带来的污染、犯罪率问题就会越严重，因为城市越大，外来人口就会越多，机动车数量就会增加，污染就会越严重，相应的犯罪率也会提升。

事实上城市污染是逐年得到改善的，你会发现每个城市雾霾天气要比之前少了很多。如果你了解上个世纪的伦敦、洛杉矶，你就能了解现在城市环境治理有多好。19世纪50年代，英国伦敦人口260万，平均每天都会有人因为城市污染而死于非命，因为城市没有做好准备，没有城市地下水，更没有排污管道，人行道上到处都是马粪，行人穿梭于其中，每天都遭受到粪便的污染，更不用说蒸汽机所带来的的滚滚黑烟了。今天的伦敦已经突破800万，但是你看到的却是干净整洁的城市。

今天的北京、上海之所以污染严重，汽车尾气是主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增加公共交通，比如地铁，那么城市环境将得到很大改善。尽管北京、上海是全国地铁里程最长的城市，相比较于东京、纽约等特大城市，“500米范围内必有地铁”的标准，还是差很多。

在东京，城市出行80%依靠地铁。除此之外，日本、新加坡等很多城市，都会收取高昂的城市拥堵费，以及停车费，引导市民乘坐地铁出行，因此城市污染反而下降了，而且拥堵情况也大幅改善了。

我们再说城市犯罪，城市犯罪率之所以比较高，和城市治理有非常大的关系。比如纽约20世纪末期，随着外来人口的大规模增加，犯罪率也大幅提升，可是到了21世纪，虽然城市人口不断增加，但是犯罪率却不断下降。

犯罪是一个公共管理问题，只要缩小贫富差距，加强罪犯打击力度，增加安防措施就能够减少犯罪。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街头安装摄像头，在相同规模人口规模下，人口密度越高，每个摄像头所覆盖的人群也就越多，相应治理难度也会降低。

户籍制度带来的危害

所以我们现在动不动就说，城市人口的增加会带来城市污染，会提高城市犯罪率等，都是伪命题，城市之所以犯罪率会提高，除了上面提到的城市治理问题外，最大的原因来自于对外来人口的歧视，最大的歧视莫过于户籍制度。

上文提到，我们的户籍制度是农业社会的产物，可是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后工业化时代，我们所依赖的不再是土地，而是城市规模、个人智慧。而户籍制度却把劳动力限定在农村当中，在城市当中没有给予公平的待遇，实际上是背道而驰的。现在越是人口流动大的城市，外来人口子女教育问题越严重，归其原因，还是我们对于户籍的限制。

现在各城市以城市基础服务有限为理由，拒绝外来人口享受公共服务，然而这些外来人口，在城市当中工作打拼，为这个城市缴纳税赋，却不能享受这个城市的基础服务，没有比这个更荒诞的了。

不要说欧美社会，哪怕是比我们落后的印度，只要你在一个城市当中生活过一段时间，都是能够享受这个城市公共服务的。而我们这种人为限制所造成的城乡差距，显然是有悖于社会公平原则的。

即使像欧盟这样的松散组织，各成员国之间也是能够自由移民的，在法律意义上来讲是完全平等的。虽然因为宗教、民族，特别是语言问题，欧洲没有大规模人口流动，可是他们至少已经打破了这种障碍，而我们却始终看不到希望。

人口流动是大势所趋

更多的人前往大型城市是大势所趋，无论是纽约还是伦敦，整个城市人口还是在增长的，这是效率决定的，而我们似乎在逆趋势而动。我们在限制外来人口的同时，却鼓励地方重复建设投资，比如，现在各个地方都在大规模兴建的工业园，这些工业园显然都是举债修建的，尤其是通过那些城投、影子银行“投资”的工业园，必然导致地方债务高企。我们拿贵州为例，2012年贵州人均DP与债务的比例高达70%，如果是一个国家的话，早超过60%债务警戒线了。

如果你现在去三四线城市的工业园，大部分都是空置的。前些年沿海城市要“腾笼换鸟”，想把一些劳动密集型工业往内地迁，可是事实并非如此，这些劳动密集型企业一并飞往东南亚等国家，倒是那些重污染企业进入了三、四线城市的工业园，这显然是与当初想法背道而驰的。

正确的做法是什么？让这些欠发达的城市人口自由流动到大城市当中，而不是以举债的方式让百姓留在当地。《舌尖上的中国》有一集讲述了单珍卓玛凌晨3点，骑摩托车到30公里以外的原始森林当中采集松茸的故事。起得如此早，在为期2个月的时间，她和妈妈也只能挣到5000元，这个投入回报率在城市当中是非常低的。

可是如果这些地区的人口大量迁移到大城市，只有很少人采集松茸，她们母子俩也不会凌晨3点去采集松茸，更不会有如此少的收入。像云南、贵族、内蒙等拥有旅游、矿产的地区，只要人口数量减少，人均收入肯定能够大幅提高。拿我生活的村子为例，村子旁边有个沙场，如果100个人分，每个人只能分到1万，可是如果10个人分，收入是之前的10倍，这就是人少之后的好处。

根据国家统计局《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截止到2014年，我们国家农民工数量超过2.7亿，有超过1.6亿在东部一二线城市务工，占到整个群体的60%。这些农民工虽然建设着这个城市，但是却享受不到最基础的教育、医疗服务，如果出现重大疾病还要赶回老家，参加家乡的“新农合”。而留守儿童意外死亡、遭遇性侵等问题也层出不穷，都是“户籍”这种畸形制度所产生的。

据世界银行发布的《2009年世界发展报》所显示，全球有半数的经济活动位于1.5%的陆地区域，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人们都会聚集在少数几个大型城市当中。东京人口1200万，占到整个日本人口的1/10，而东京的面积只占到全国的3.5%。我们过去说俄罗斯地广人稀，可是俄罗斯大部分人口都集中在西部莫斯科等少数几个城市，澳大利亚也是如此，虽然国土面积很大，经济活动也是高度集中在几个城市当中。

过去这么多年，我们的人口一直是依靠市场的力量，往东部大城市迁移，然而我们有形的“户籍制度”却牢牢禁锢着人员的流动，我们在片面追求各地区经济的平等，却忽视人们在国内享有平等、自由的权力。未来我们不希望北京、河南考生，仅仅因为出生地不同，而所获得的教育资源千差万别；我们也不希望因为户籍在贵州，就不能和远在千里之外的父母团圆。未来我们真的实现公平，作为公民权利的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