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一位“贫农”在人口普查时露出马脚，曾参与杀害将军

1953年8月，我国进行第一次人口普查时，一位“贫农”的来历引起四川省南充县青居区普查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注意。

这人称自己是“贫农”，名字叫杨大发，现居青居乡三村，老家是广安代市场人。

从他自己的口述来看，似乎并没有问题，但事情却经不起推敲，当普查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向他老家发调查函后，意外的发现，这人居然是在说谎，代市场原籍并没有查到此人任何信息。

1953年的这次普查，是为了配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等原因举行，所以，调查得特别严格。

杨大发哪里经历过新中国如此认真的人口普查，还以为所有的工作都像之前一样流于形式，并不知道自己的谎言早已被发现。

普查人员发现异常后，并没有第一时间揭穿他的谎言，而是将此事原原本本的反映给当地公安局。

县公安局接到普查人员的反映后，对此事非常重视。“贫农”杨大发为何要撒谎？他到底在隐藏什么？他的真实身份又是什么？

当时的中国村庄，人口流动不大，十里八村的人都互相认识，也都了解对方的底细，一个村子的邻居，往往都是世交，像杨大发这样来历不明，又对自己的祖籍作伪的情况，如同光头上的虱子，非常明显，一定有问题，至于他到底有多大问题，则需要进一步调查。

彼时，正是新中国解放初期，很多曾经作恶多端的特务都潜入到深山中，也有少部分人潜藏到乡村，他们通过编造谎言，取得善良村民们的信任，将自己恶毒的一面暂时隐藏起来，伺机再次作恶。

杨大发会不会是特务呢？南充县公安局没有丝毫大意，将“杨大发”列为重点调查对象，为了避免打草惊蛇，公安人员决定采取暗中调查的方式，装扮成普查人员，在杨大发不知情的情况下，走访青居乡三村的村民，从多个角度深入了解杨大发。

经过深入了解，公安人员惊讶地发现，这位名为杨大发的“贫农”，还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

公安局对杨大发的侦察工作主要分为两方面，一方面从过往村民资料和检举资料中入手，查看是否与其相关的蛛丝马迹；另一方面，则是前文所提到的实地考察，从村民的口中侧面了解杨大发的一些生活细节。

在过往的检举材料中，侦察员真就找到了一封关于杨大发的检举材料，这份材料的内容来自原川北党校学员滕志远。

他在检举材料中写明，有一对外乡夫妇在青居乡三村解放那天来到村子，为了在村子里落脚，这对夫妇第二天请保长、甲长吃了一顿饭，此后成为他们家的邻居。

滕志远在材料中所写的这对“外乡夫妇”，正是杨大发夫妇，他之所以要写这份检举材料，是因为他与杨大发接触的过程中，曾经有过多次交谈，而杨大发经常会口出怪话，令人生疑。

有一次他们在河边交谈中，杨大发声称自己原在西南长官公署工作，解放前才抵达川西，准备趁成都没解放之前，逃到台湾避难，但因为一些事情没能去台湾，无奈来到此处暂住。

不仅如此，杨大发还对滕志远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了，国民党就要转来。”听了杨大发所言的怪话，滕志远内心吃惊，却没敢乱说话，而是偷偷写了检举信，但并没有受到重视。

另一方面，扮成普查员的公安人员在村民处的暗访也有巨大收获。公安人员找到村民汪大才的时候，问及是否记得杨大发曾做过什么特别的事情，汪大才回忆一会后，提到1952年8月发生的一件事。

他回家时路过山坡地，见杨大发夫妇在掰包谷，他们不知道因为什么发生了激烈争吵，汪大才第一次见到那么凶狠的杨大发，面目狰狞，本以为他的妻子田德俊会吓坏，没想到田德俊根本不怕他，还用手指着他的鼻子反唇相讥：“你凶啥子，把你历史背一下，你敢不敢去乡里坦白？”

杨大发听了妻子的话，脸上怒气居然立刻消了，脸虽然憋得通红，却如同一个哑巴，再也没蹦出一个字来。

至今回想起来，这件事都让汪大才觉得奇怪，那么凶的杨大发，居然被妻子的一句话唬住了。说到这里，他又想起一件事来，1952年12月，杨大发曾经到南充卖了一个金戒指，卖了16万元（旧币），当月，他的妻子田德俊又卖了一件呢子大衣，卖了4万元（旧币）。

金戒指和呢子料大衣，放在今天看来自然不算什么，但是在50年代初，拥有这些东西的人寥寥无几，杨大发夫妇却随手就同时拿出两样，自然会引人注意。

听了汪大才的话，侦察员更确定杨大发有问题，他这哪里是贫农，如果汪大才所言属实，他不仅不是贫农，甚至可能是特务。

此事事关重大，侦察员不敢因汪大才一人之言而轻易下结论，他们又找到村民滕明忠询问杨大发的情况。

滕明忠回忆，1950年2月21日，那天是正月初五，杨大发求他帮忙带路去去华蓥山烧香，他就带着杨大发去了，但是走到一半的时候，杨大发又说不用他带路了，滕明忠就一个人回村了。

但是他担心杨大发一个人不安全，到村子以后他没有直接回家，而是来到杨大发家，将这件事告诉了他的妻子田德俊，并说出了自己的担心，怕杨大发一个人上山遇到强盗。

没想到田德俊一点也不担心，并且安慰滕明忠，“你不用担心了，他在华蓥山上有朋友”，后来杨大发果然毫发无伤的回来了。

滕明忠的话更让侦察员觉得杨大发有问题了，当时的华蓥山一带虽然已经解放，但是山上还经常出没一些残留的顽敌，他们散布在山中以打游击的形式顽抗，过路的人很多都被他们抢劫过，一般的村民都躲着走，杨大发为什么一个人上山一点都不怕，而且他妻子还说他在山上有朋友？

滕明忠又接着说，正月二十那天，杨大发又约他一起去距离三村50余公里远的南部县卖灯草，二人抵达时已是黄昏，就一起住在了陈老板的栈房中，但是他们手中并没有现金支付住宿费，就想以灯草抵住宿费，却遭到陈老板的拒绝。

滕明忠印象很深，杨大发遭到陈老板拒绝以后勃然大怒，恶狠狠地对陈老板吼道：“要不是解放了，我叫你做不成生意。”

至于最终二人如何解决住宿费的问题，滕明忠没有提及，侦察员见状也没有追问，反倒是对杨大发说的“怪话”产生浓厚兴趣，毕竟，他们已经不止一次听到这样的描述了。

侦察员在与农民胡德清了解情况时，他也曾说过杨大发讲怪话的事。

胡德清与杨大发在一个互助组，所以生活上经常有接触，住得也比较近，二人的住所只有一墙之隔，只要说话大声一点，就可以互相听得清清楚楚。

胡德清回忆，有一次他听到杨大发对堂客说：“依我过去的脾气，早杀掉他们几个，等着吧，将来还是我们的天下！”

堂客，有多重意思，一指堂上客人；二指女客；三泛指妇女；四特指已婚妇女；五指妻子；六特指娼妓。胡德清所说的堂客，应该指的是他的妻子。

侦察员通过与多位村民暗中调查，得出了一些结论。

第一、杨大发夫妇不是本村村民，但是对自己的祖籍又讳莫如深，不愿意有人窥探；

第二、他为人十分凶狠，却害怕妻子田德俊提到他的过往；

第三、他虽然是外来户，却与华蓥山上的人有紧密联系；

第四、他经常怪话连篇，说一些普通百姓根本不会说的怪话、狠话，似乎他曾经有特殊的身份一般。

公安局根据侦察员提供的资料和实地暗访得到的结果，综合进行分析，做出杨大发极有可能是一名特务的判断，为了稳妥起见，他们准备先确定杨大发的真实身份，再进行抓捕。

杨大发对自己的来历一直隐瞒得很好，村里的村民没人了解他的过去，由于是暗中调查，也无法审讯杨大发，侦察员的暗查工作一时间陷入困境。

就在此时，一位永安乡邮政代办员反映了一个重要情况，1952年12月，杨大发曾邮寄过一封信到田德俊的重庆娘屋人处，并得到重庆的回信。

得到这一信息后，侦察员找到了新的突破口，调查杨大发的身份，完全可以从田德俊入手，他们想到此处，趁杨大发不在家时，来到杨家找田德俊，以互助组转合作社的事情为由，从田德俊处得知，她的老家在江北县洛碛镇。

侦察员们一刻不停，立即驱车前往洛碛镇，在那里见到了田德俊已经72岁高龄的养母田映真，从老人家的口中得知，她是田德俊的养母，也是田德俊的姑姑，田德俊是她兄弟田万顺的女儿，田万顺在田德俊9岁那年离世后，她就将田德俊接到自己身边，做自己的女儿了。

老人家一直将田德俊抚养到18岁成人，帮她在桂花村找了一个婆家，她的丈夫叫胡金，但田德俊却在一年后私逃到重庆，又与戴福游的水泥工结婚，这次婚姻她依然不满意，后来又嫁给了杨大发，杨大发当时为国民党办事，田德俊就一直跟着他了。

田映真并不知道侦察员们的身份，又告诉他们田德俊来信说，解放后他们在南充安家了。

田映真的话，让侦察员更加确认了杨大发的特务身份，侦查方向也立即从特务角度着手，侦察员立刻赶赴重庆和成都进行调查。

在重庆，找到了西南长官公署二处的名册，却没找到杨大发的名字，不愿意轻易放弃的侦察员们， 又在重庆逗留数日，走访了许多可能结识杨大发的人，甚至连街边小贩也都询问了，依然没有人认识杨大发。

侦察员转到成都继续调查，虽然查到曾经有一行18名特务到华蓥山的消息，却在名单中依然没有找到杨大发的名字。

查到这里，线索再次终端，这位自称“贫农”的杨大发，身份愈发神秘起来。

当时，公安部已经捉拿了沈醉、徐远举、周养浩等特务，如果杨大发也是特务，他们肯定会认识，侦察员考虑到这一层关系，立即着手准备获取杨大发的照片，但此举依然要保持在杨大发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

两名侦察员带上相机马不停蹄地前往青居乡三村，这次他们的理由是为青林社的先进事迹做宣传，为了不引起杨大发的注意，他们没有直接找青林社的人合影，而是拍了许多风景照片和村民劳作的照片，甚至是耕牛耕地的照片。

最后，侦察员才提出要给青林社的所有人拍合照，当村民去找杨大发夫妇时，他们百般推脱，明显不愿意拍照，却拗不过村民的热情，无奈之下勉强进行了合照。

侦察员拿到杨大发的照片后，立刻带上照片和杨大发相关的资料赶赴重庆市公安局汇报情况，这个时候已经是1955年2月，距离刚刚发现杨大发有问题时，已经过去了一年有余。

重庆市公安局“追残组”立刻着手调查照片中杨大发的身份，当杨大发的照片拿到徐远举、周养浩的面前时，他们都称不认识杨大发。

事后了解，这位“杨大发”其实就是徐远举和周养浩的下属，尽管他已经转换身份几年，但是容貌不可能发生巨大改变，所以，徐远举和周养浩说不认识他，很可能是故意所为。

徐远举和周养浩的几句谎言，自然无法蒙骗公安人员，在询问他们二人无果后，又找到原“中美合作社”的工作人员鉴别杨大发的身份。

在这里公安人员取得巨大进展，原“中美合作社”的炊事员陈紫荣夫妇、警卫顾有德军统收发股长邓培新等人，都一致表示认识照片中的“杨大发”，他的真实身份确实军统特务，真名叫杨进兴！

这个名字进入到公安人员的耳中，内心掀起滔天大浪，杨进兴恶贯满盈，曾参与杀害杨虎城将军、黄显声将军等，并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他手上沾满了革命党人的鲜血，在国民党败逃台湾后，销声匿迹。

此刻，杨进兴因人口普查露出马脚，再次出现在公安局的视野当中，几位公安人员如何能不激动？但是，激动归激动，还是要确认其身份才行，避免造成乌龙事件。

几位公安人员谨慎起见，又找了几名杨进兴曾经的邻居了解情况，他们纷纷表示，照片中的“杨大发”就是杨进兴无疑！

居民刘大五等人是杨进兴一个院子的邻居，他们在解放前经常与杨进兴打麻将，对杨进兴非常了解，看过照片以后，肯定的说：“这就是杨进兴，过去在中美合作社干事，女儿当时7岁，堂客是个沙喉咙，后来逃跑了。”

等到这些人的肯定答复，“杨大发”就是杨进兴基本可以确定是事实。杨进兴是一名心狠手辣的恶徒，逮捕他需要慎之又慎，万一他手里有枪，再有人为此流血不值得。

所以，逮捕杨进兴虽然刻不容缓，但公安局并未仓促实施逮捕，而是商讨了一套比较稳妥的逮捕方案！经研究决定，由村长出面诱捕杨进兴。

村长来到杨进兴（杨大发）家中，谎称有一个任务必须由村里的积极份子去，问他是否愿意，杨进兴表现很积极，问村长是什么任务，村长告诉他，第二天早上，村里需要一个人到银行换贷款条子，顺路把村里的几张椅子带到区公所。杨进兴一听，也不是什么困难的任务，欣然应允。

村长此举其实很有深意，让杨进兴到银行换贷款条子是一个杨进兴知道的正常工作，这样他就不会起疑心，又让他送几把椅子到区公所，其实就是想将他引离村子，避免节外生枝。

而且，区公所距离杨进兴的住处大概有3公里左右，都是崎岖难行的小路，他带着几把椅子走过来，一路负重跋涉，抵达区公所时会消耗大量体力，便于逮捕。

由于几年来的调查工作一直都是暗访，保密工作非常到位，杨进兴一点也没有起疑心，当他气喘吁吁地抵达区公所时，已经有埋伏好的公安人员，准备实施逮捕了。

杨进兴进入区公所以后，侦察员假扮地区干部走上前打招呼，两人开心地聊了一会，消除了杨进兴的戒心，把他引到一个长椅子前坐下，谎称要和他商讨一下互助组的事儿，杨进兴此时毫无防备，就在他半蹲下要坐在长凳上时，在他身后的侦察员突然出手掀翻凳子，杨进兴身体瞬间失去重心向后倒去，两旁准备好的公安人员，立刻一拥而上，顺利将杨进兴制服。

杨进兴被逮捕以后，刚开始嘴很硬，坚称自己是一名“贫农”，无论审讯人员如何盘问，都没有半分松口的意思。直到审讯人员告诉他，他曾经的上司徐远举、周养浩都已经在逃到昆明时被抓，他询问了一些细节，确定事情属实，这才不得不开口，将自己过往的累累罪行讲了出来。

杨进兴， 1917年出生于浙江宣平，23岁时加入军统，1941年调重庆充任军统望龙门看守所行动员，凭借着狠辣的行事风格，得到戴笠的赏识，一路晋升为便衣警卫、侍从副官等职，并于1946年升为白公馆看守所所长。

杨进兴的双手沾满鲜血，称之为“恶魔”也绝不为过，在他手上曾有无数人牺牲，即便用死也无法赎清自己的罪孽。

1946年8月18日，杨进兴与徐贵林在这一天带着一众特务，将罗世文、车耀先押到松林坡戴公馆，残忍地将二人杀害。

枪杀二人以后，杨进兴灭绝人性的吹了吹冒烟的枪口说：“把汽油提过来，先给他们洗洗澡！”随后，特务们进行了焚尸，并且在戴公馆车库后面的松林里将遗体掩埋。

这只是杨进兴无数次杀戮中的一次，他不仅凶狠，而且手段十分残忍。

1947年9月13日，杨进兴在这一天再次犯下滔天大罪，他将尚承文、张占鳌、朱念群三人从白公馆带到杨家山“中美所”，打算使用最新引进的电刑设备将他们残忍杀害。

好在三人命大，机器在用刑的时候出了故障，本以为可以躲过一劫，杨进兴却不依不饶，如同失去理智的恶魔，拿起身边的十字镐，像三人的头上砸去，嘴里如同着魔一般的念叨着：“什么新发明，还不如老子的土办法来得快！”

从这里可以看出，杨进兴性格极其凶残，泯灭人性，他在青居乡三村隐藏期间说的那些怪话，其实都是他内心的真话，他真的会让别人做不成生意，也真的会要了别人的命啊！

杨进兴毒辣的手段，连跟着他一起的特务们也无法接受，往往被他的行为惊得目瞪口呆，又不敢做声。

牺牲在杨进兴手中的人不计其数，他甚至参与杀害过将军，其中最著名的当属爱国将领杨虎城！

1949年1月22日，李宗仁发布“公告”，释放被囚禁十余年的杨虎城。杨森得令以后，因不知杨虎城囚禁地点，故将此事拖周养浩请示毛人凤，希望由他来做决定。

毛人凤没有直接表态，他的回复是“签呈总裁，请示处置办法”，最终得到的批示是“不准释放”，因此，李宗仁释放杨虎城的命令没有被实施。

杨虎城在被囚禁的十余年中，曾辗转江西、湖南、贵州、重庆等多地，在贵阳囚禁期间，特务队长张鹄突然来传话，声称要带杨虎城去重庆谈西北问题，杨虎城将军当时就表示质疑，西北问题为何找他去谈？但没得到回应。

周养浩为了取得杨虎城信任，每天陪他聊天逛公园，拍着胸脯称确实是找他谈西北问题，并无其他。事实上，周养浩等人早已与毛人凤商量妥，将杨虎城诱骗到戴公祠后，就将他杀害。

杨虎城将军受到周养浩的蒙骗，带着儿子杨拯中和一众特务乘车出发，当车队到达离重庆138公里的东溪时，杨进兴驾车前来迎接，并交给周养浩一封毛人凤的亲笔信，信上内容：

他们交杨进兴同志带回，兄可回家休息。——以真

注：毛人凤的化名为丁义真。

周养浩熟悉毛人凤的笔迹，知道这是毛人凤的亲笔信，便按照信中内容行事，将杨虎城等人交给了杨进兴。

当一行人来到“戴公祠”时，已经是夜晚十分，特务张鹄谎称要在这里暂住，等待总裁来见，将杨虎城将军父子骗下车，引路的特务指着“戴公祠”说：“这里面有两间房子，随你们住哪一间。”

杨虎城选了一间屋子走进去，儿子杨拯中捧着母亲的骨灰盒走在身后，杨虎城刚进屋子没走几步，突然听到身后儿子发出一声惨叫：“爸”，就再也没了声音，等他回头看时，儿子已经倒在血泊中。

原来，杨拯中刚进屋子，就被埋伏好的特务王少山用匕首杀害了。杨虎城刚回头，熊祥和杨进兴的屠刀就迎了过来，杨将军就这样牺牲在杨进兴等人的手中。

事后，杨进兴得到毛人凤奖励银洋200元，很是高兴。但杨进兴不知道的是，他甘心做人家爪牙，人家可没拿他当自己人，解放前夕，纷纷溃逃台湾的人员中，可没有他杨进兴的名字。

杨进兴只好服从安排，与一众特务共18人，受命到华蓥山以打游击的形式苟延残喘。

在逃往华蓥山的途中，汽车意外抛锚，又听闻解放军已经来了，众人下车四处逃命。

杨进兴命令同行的特务先一步去华蓥山，而他却带着妻子和女儿离开，在路上遇到3个抬滑竿的人，他们都是青居乡三村的村民，分别是汪大才、滕明清和滕明忠。

杨进兴借口妻女走不动了，要坐他们的滑竿，拿出6角洋银给他们做费用。杨进兴一行人此时饥饿难耐，就请滕明清等人帮他们买吃的，当时永安场才解放一天，哪有人开门做生意。

滕明清为人善良淳朴，不忍心见杨进兴一行人挨饿，就提出让他们到自己的家中吃稀饭。

杨进兴自然同意，去滕明清家吃饭后，却不肯走了，苦苦哀求之下，滕明清答应了下来。

杨进兴为了能够在此处落脚，第二天就拿出2块大洋置办饭菜，邀请当地的保长、甲长，以及滕明清等人一道吃饭。

席间，杨进兴声泪俱下，将他编造好的一套说辞讲了出来，他谎称自己名为杨大发，6岁成为孤儿，10岁卖饼为生，半生受尽磨难，如今又遇到歹徒抢劫，一家人无依无靠，希望能暂住一阵。

众人都是村里的老实人，哪里见过杨进兴这样的大骗子，被他的表象蒙蔽，答应他们一家住了下来。

如果不是在1953年的人口普查中露出马脚，杨进兴这个大恶人还不知道要逍遥法外多久，这也证实了那句话，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任你伪装潜伏，却终究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1958年5月16日，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宣判大会，杨进兴这个伪装成“贫农”的大恶人，最终在审判台上受到了人民的审判，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杨进兴犯下滔天大罪，却还妄图逃避法律制裁，虽然他隐藏很深，却终究无法逃过法网的追捕，想要一生坦荡为人，就不要犯罪，做一个正义、善良的人，才是人间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