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窟往事：《河西节度使张议潮统军出行图》背后的历史

幽暗的光线抹在《河西节度使张议潮统军出行图》的马蹄上，像敷了一层淡淡的霜。

连续几个小时，画家常书鸿保持着躬身俯视的姿态，他需要努力地眯起眼睛才能看清它们。张议潮的故事，常书鸿已不陌生。公元 848年，张议潮率领敦煌军民起义，浴血黄沙，历经百战，使敦煌脱离了吐蕃长达百年的统治，重新回归唐王朝。

大修石窟的张议潮

伴随着张议潮的马蹄，敦煌的城市历史自此被改写，在复归帝国版图的进程中，这座城市也开始迎来了新生，再度繁华起来，莫高窟也不例外，在张议潮和他的继任者曹议金的大力营造下，开凿了大量美轮美奂的石窟，在这个乱世，缔造了佛国的神话。十几年后，为了纪念张议潮的功绩，他的侄子张淮深修建了156号功德窟，《河西节度使张议潮统军出行图》表现了当时的场景，被无名画师们永远地留在156窟的壁画中。

这幅图的题词全称是《河西节度使检校司空兼御史大夫节度使张议潮统军□-除吐蕃收复河西一道行图》，这个称号本身就有很多细节可供挖掘。

为骑兵部队开道的骑马乐手

图中的主要形象是典型的番汉混合部队。全队人马由演奏鼓角的横吹乐队开头，张扬声势，这种阵势和乐器都来源于西域地区，在张骞通西域之后被引入东土。

骑马乐手的身后，跟随着5名身披重甲的重骑兵。虽然战马没有披挂马甲，但每个人都手持长槊，还要高举一对大旗。再后面的两个甲骑，也需要手持五方旗。他们的主武器是马槊，副武器是横刀或者剑。

图中的重骑兵形象

在归义军中，重骑兵属于类似于牙兵的精锐部队。他们待遇优厚且战斗力较强，而且往往是父子相继。在战斗中负责从中央阵线冲击敌阵，直取敌将。

值得一提的是，图中的所有重骑兵都没有装备马铠。早前的南北政权，都保有大量的具装骑兵和重步兵，双方需要披坚执锐冲坚阵。但唐军在西域和北方草原上遇到的对手，是以速度和机动性取胜的轻骑兵和骑射手。所以，具装甲骑的人马很容易因为披挂沉重而消耗体力，最后被以逸待劳的对手击败。所以，在西域和北方作战的唐军重骑兵，喜欢采用不披挂马铠的形式快速突击，彻底摧毁对手的指挥系统。不给敌人以喘息之机和再次聚集的可能性。加上唐军遇到的对手除吐蕃之外，很少出现成排的持矛重步兵或者列阵的步弓手。因此，唐军重骑兵即使不披马铠，也不会受到密集箭矢的严重伤害。

对比下 同样是莫高窟壁画上的北朝重骑兵形象

在两组重骑兵后面，是两组文官侍从。他们代表的是，张议潮全面学习中原藩镇建立的官署体系。在地方上，废除吐蕃人的部落使和将等职位，恢复中原式的州-县-乡-里制度。还在几个大城市里，恢复传统的坊市制度和户籍制度。

经济上，归义军努力恢复经吐蕃粗放式经营而产生的后遗症。大力组织农业生产，劝课农桑、兴修水利。

跟随在重骑兵身后的文官侍从

文化上，归义军在吐蕃寺学的基础上恢复了唐式的地方官学。专门设置了医学、道学、伎术院。寺学等专科学校，培养各方面的专门人才。寺庙和官学全面传授论语、老子、孟子、易经还有汉藏医学著作，逐步扭转河西地区出现的藩化现象。

在两队文骑中间，有两组舞乐人。一组是身着吐蕃服饰的吐蕃舞者，另一组是持拍板、笛、箫、琵琶、箜篌、笙、腰鼓的乐师。这些人都是归义军中的非汉人臣民代表。在当时的归义军中，有大量吐谷浑、羌和嗢末人。后者就是吐蕃传统中的奴隶阶层，不乏大量已经被吐蕃化的唐人。此外，归义军辖区内还有不少粟特人，乃至来自于阗、鄯善、印度和波斯的贸易移民。从很多民户、农业账单和官兵名册来看，敦煌地区的非汉人口将从不低于40%，一直上升到50%左右。

出现在画面上的两组舞乐人

这些外族中，吐蕃人和嗢末人、龙家人等族群，对归义军的统治比较桀骜不驯，更有文化和商业头脑的粟特人在归义军政权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后来甚至成为整个政权的实际控制者。而且在夺权之后，并没有前任势力家族进行血腥的清洗，表现的非常宽厚。

仪仗

两队舞者之后，是执缰绳、穿红袍的张议潮本人。边上还有六纛、旌节、衙官和银刀官等节度使全套仪仗，从规制上符合当时的《唐六典》。

身穿粟特服饰的外族骑射手部队

大队人马后方的，有20余名骑射手和运输部队。射猎骑队中有几个正在射猎的弟子列军。后面是身穿粟特服饰的骑射手，他们穿着团花缺胯衫、带白毡帽，前后分两组，属于典型的番兵部队。

骑射部队之后，才是驮运的马和骆驼等，主要负责军中的后勤运输。当时敦煌的骆驼养殖业很发达，在和吐蕃的交战中，归义军往往能缴获大量的骆驼、驴子和骡子。军用骆驼是归义军骑兵能穿越大漠，迅速移动，而且保证后勤充沛的重要后盾。

西域的唐军需要依靠大量的骆驼帮助机动作战

麻雀虽小，但五脏俱全。《张议潮出行图》就是整个归义军武装力量的浓缩：

归义军中的普通汉人士兵，脱胎于河陇沦陷前的健儿制。在唐朝，府兵需要自备武器和粮食，主要用于轮番宿卫。出征和防守 , 则主要由募兵来承担。在府兵制和兵募制外，另有健儿制作为补充。健儿起初也是负责宿卫外廷，后来不但出征，而且变成了长驻边防军。以至于在安史之乱后，健儿的武器军饷已经全部由朝廷供给。在吐蕃统治时期，汉人一开始没有服役义务，作为受限制群体存在。到后期，才逐渐有了自己的军事部落，和拥有自由民身份的军事人员。

一名普通的唐朝步兵形象

到了张议潮时代，原有的军事政治制度得以恢复。脱胎于健儿制度的骑射手，大量出现在了归义军序列里。根据归义军的文书，常年服役并需要随时迎战的他们，每日可以从官府领取一定的米、盐、酱、醋和布帛；过冬时节，可以领取御寒用的于阗花毡和寒衣，供战士家属维持生计。官府会给他们配备铁斧、大小骨朵、铁鞭、铁锥和黑鞘鉄装刀等近战武器，还有大柳叶、钢镝子。镔镝子等用途不同的箭矢。可见这些骑兵在必要时刻需要执行近战的任务。一旦战死，他们的名额可以由家人填补。

还有一半的归义军战士，属于非汉人部落军。比如一些吐蕃军队残部，还有吐火罗系的龙家人，以及被称为“Gara”的吐火罗遗民，这些外族番兵也被编入归义军，他们由自愿的倒戈者和战俘所组成。对于这些人，张议潮保留了吐蕃人和吐谷浑人的部落组织，以及部落使、部落副使等长官。

隋唐时期的波斯式铁剑

归义军在周边游牧民族的影响下，还依靠射猎来进行常规军事训练。在秋冬时节，农事活动已经完成，就选择有利的山林地势作为场地。这样的轻骑兵，构成了归义军的主要力量。所以在反应战争的敦煌曲子词里，有很多赞扬骑射手百步穿杨、骑术高超、迅速夜袭敌营的诗句。

当然，归义军中还有女性将领和僧兵，这与当时的中原地区存在很大不同：敦煌归义军文献《将龙光颜等队下名簿》显示：170名军战士中有僧曹道、僧石胡胡等番汉僧兵16名，以及名为李六娘和安荣子这2名女性队将。

河西的归义军辖区内有浓厚的僧兵传统

虽然中原的僧人可以免除兵役和徭役，但很多河西的僧侣在出家前就已经是反吐蕃主义者。利用吐蕃统治者也比较尊重佛教的弱点，用寺庙作为掩护，组织反抗力量。张议潮自己在青年时代，就有过类似经历。

唐代的女性社会地位和人身自由度，本身就比较高。在敦煌这胡汉通婚的地区，女性在婚恋和社会生活中的自主权利较大。所以当地不乏花木兰式的能骑擅射女将。但更重要的是，归义军无论如何都比其所有潜在对手的人口要少。所以，时刻需要面对自己兵力不足的问题。女性为父亲、兄长和丈夫作战，就不是什么很奇怪的事情了。

联翩的旌旗、威武的骑兵、军乐队和外族舞姬环绕着意气风发的张议潮，他刚刚从唐王朝获得嘉奖，千骑卷平冈，象征着唐朝的回光返照。

张议潮没有想到，已经被藩镇割据恐吓出后遗症的唐朝，对任何边疆强军都不放心，仅仅是封他为瓜沙节度使，实际上是对其个人权势做了严格限制。张议潮本人最后还受到了唐朝中央的软禁，他以69岁的高龄离开故土沙州，最后病死在长安。这个矛盾本身，体现了唐王朝对于西北边防型藩镇是一边利用一边提防的复杂心理。

斯坦因窃取的文物

常书鸿临摹这幅壁画的时候，莫高窟早已是人烟罕至。清末西北连年的战乱，以及西方探险家们的劫掠，令敦煌，龟兹，于阗，尼雅等佛国圣地一片狼藉。在西北夹杂着沙尘的凛冽寒风中，他裹紧了透着膻味的羊皮袄，在国破山河在的悲哀中，临摹了这幅壁画，并自此开始了动荡而执着的守望。仅仅十年前，他还在法国巴黎过着安逸的生活，作为巴黎高等美术学校最著名的中国学生、油画大师劳朗斯的得意门徒，连续四年夺取了法国学院派最权威的画廊巴黎“春季沙龙”的金、银奖。然而，一切都源于一次或许是注定的奇妙邂逅，在旧书摊上无意中发现的伯希和的《敦煌石窟图录》，在常书鸿面前开启了一个新的世界。那个世界来自他的故乡，千里之外的中国，然而，他却对它们异常陌生，他从不知道，在西方立体化的油画之外，竟还有这样的一种绘画传统，只凭着单线条的勾勒，就能散发出摄人心魄的力量。

工作中的常书鸿

常书鸿开始无比想念敦煌，尽管他从未见过它。同在巴黎高等美术学校学习的妻子陈芝秀无法理解他的选择，他们身处世界艺术之都，而他们的故乡连年混战，物价飞涨，早已容不下一张书桌，哪里还有艺术的空间。可是，常书鸿还是执意先回国了，并在国立艺专任教。1937年，陈芝秀带着年仅6岁的女儿常沙娜也只好从法国启程。

留法时期意气风发的常书鸿与陈芝秀

然而，她们尚未到达北平，抗战就爆发了，北平随即沦陷。母女俩随着难民潮一路南下，险些在空袭中丧生。后来，她们被一个法国的天主教堂收容了两个月，由于母女俩都会说法语，法国的神父和修女们对她们都很友善，陈芝秀最终皈依了天主教。在教堂里盘桓了两个月后，她们才继续南下。后来，不论是在昆明，还是搬到重庆，陈芝秀都坚持做礼拜。1941年夏，陈芝秀在重庆生下了儿子，常书鸿为他取名嘉陵。生活似乎渐渐平静下来，然而，常书鸿依然惦念着素昧平生的敦煌。两年后，在梁思成和徐悲鸿的鼓励和促成下，常书鸿加入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委会，任副主任，3月抵达敦煌后，他又决定留下，担任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为了说服妻子，常书鸿不断地向她描述敦煌彩塑的艺术造诣，陈芝秀终于被他说动，决定带着一对儿女前往敦煌。

常书鸿迫不及待地搜索着每一个洞窟的奥秘，贪婪地寻找着那些一千年前落笔时的心境。156窟的《河西节度使张议潮统军出行图》，就是在此时临摹的。

阿连阔夫部哥萨克

说来讽刺，这个洞窟的墙壁上，附着着大片的炭色，这些炭灰是另一群帝国遗民留下的。那是1920s，从俄罗斯战争的战场上逃亡到中国的阿连阔夫部的哥萨克士兵们，在试图武装占领新疆奇台不成后，他们被新疆督军杨增新送走；白俄陆军总司令谢苗诺夫从外蒙给阿连阔夫发来一封电报，命令其率部前往乌兰巴托集结待命。这一安排正中杨增新下怀，为了将瘟神送走，允诺派大量马车送白军经内地甘肃转道前往外蒙。在这次转移途中，白军经过了敦煌地区，敦煌政府为了防止白军骚扰市区，于是将他们分配到莫高窟附近居住。

形同丧家之犬的白俄哥萨克，将潦倒绝望、几近疯狂的心情全发泄到壁画与塑像上，对大量泥塑断手凿目，挖心掏腹，对壁画则胡乱涂抹，乱刻乱描，在莫高窟的绝世珍宝上留下了难以抹去的破坏。

所幸，低处的张议潮出巡图被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它成为常书鸿在莫高窟临摹的为数不多的壁画。

信仰上帝的陈芝秀则开始被迫进入佛国，不断地与各种神佛擦肩而过，敦煌的艰苦更是令她始料未及，然而，莫高窟中的彩塑还是慰藉了她一段时间，她也开始临摹唐代的雕塑，似乎暂时忘记了生活的艰辛。然而，对现实的不满，以及家庭的矛盾，却还是开始频繁地袭向她。在遍布佛像的敦煌，她坚持在家中摆放圣母像，它成为她与常书鸿争吵之后唯一倾诉的对象。不久后，一个国民党军官赵忠清到敦煌，他是陈芝秀的同乡，乡音迅速将他们拉近。1945 年夏，陈芝秀留下了尚未成人的一对儿女，和赵忠清私奔。当常书鸿终于意识到妻子的出走，纵马去追时，已经来不及，他在戈壁上坠马昏厥。悲伤与踌躇之后，常书鸿还是决定带着儿女们留在敦煌。他的坚持很快有了收获，此后，更多的年轻人来到了这里，莫高窟的春天，似乎到了。

然而，对常书鸿而言，心平气和地躲在洞窟里临摹的日子，很快就结束了。他忙于带领大家维护洞窟，治沙；他还得面对土匪和军阀的勒索；他想尽办法抵御这些外来的压力，用女儿的画去交换洞窟里的佛头；为了给洞窟装上门，他不得不时常前往敦煌县城，动员官员、商人们做功德，捐献窟门。新中国成立后，常书鸿又开始频繁地在国内外进行各种交流访问活动，随即又被卷入“文革”的洪流。常书鸿终究没能完成自己的夙愿，他只临摹了七幅壁画，壁画上的那些曾经令他痴迷甚至改变他一生的古老线条，最终也没能完全进入他的绘画中。他的画作中依稀闪烁着那些冰冷石窟里的影子，却只是一些转瞬即逝的影子。

1947年，常书鸿和助手李承仙结婚，他们后来又有了两个儿子，相濡以沫度过了人生后来的时光。常沙娜到美国留学后，弟弟常嘉陵开始像一个前朝的幽魂那样，独自一人在空旷的洞窟中游荡，有时与沉默的佛像对视，有时跳过一堆不知在什么朝代遗弃的尸骨，有时则百无聊赖地躺在漫天的飞天花雨中睡去。那时，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孩子们都还没有出生，忙碌的大人们忙于整修治沙、临摹壁画，人们来不及照顾孤独的常嘉陵。几年后，常沙娜回到敦煌，发现弟弟晒得更黑了，也比从前更加沉默，她坚持把弟弟带去了北京。

当常嘉陵的姐姐常沙娜和弟弟常嘉煌先后为莫高窟的文化瑰宝所震撼，开始作画，进行创作的时候，这片戈壁滩却在悄然吞噬常嘉陵的人生。到北京读书后，他从来不在同学面前描述自己的家庭；当徐迟的报告文学《祁连山下》令远在大漠中寂寞终老的常书鸿声名鹊起时，人们像崇拜英雄那样崇拜着素昧平生的常书鸿，在狂热的人群中，常嘉陵倔强地咬紧嘴唇，没有人知道，他就是那个英雄的儿子。多年后的一个夏天，常嘉陵到杭州探望伯母。有一天在雨中，伯母忽然拉住他，指着前面一个独自踽踽而行的老妇人说，快看，那是你妈妈。

常嘉陵愣住了，他无法把面前这个苍老的女人和在记忆里定格了 14年的母亲重合在一起。大伯母急得轻声喊，她真的是你妈妈，快追上去啊。常嘉陵却始终站在雨中，望着母亲蹒跚的身影逐渐远去。那是在分别之后，他唯一一次见到母亲。母亲的命运已经经历了颠覆性的转折，解放后，赵忠清入狱，最后病死在狱中。陈芝秀改嫁给一个工人，她长年靠帮人洗衣服、料理家务获得微薄的收入，从此再也没有拾起刻刀。

五年后，在杭州，常沙娜摸到了母亲苍老的手，那双雕刻的手，因为长年劳作而泛起一层层丘壑，这是常沙娜唯一一次见到母亲，母亲已经苍老不堪，表情木讷，她依然保持着当初的倔强，她对女儿连说了几句抱歉，除此之外，她们已经无话可说。后来，常沙娜每个月都会瞒着父亲，给远在杭州的母亲寄钱，一直到 1979年底，常沙娜收到了干妈的来信，陈芝秀去世了，因为心脏病。

31年后的今天，常沙娜仍然记得收到那封信时的心情，仍然无法掩饰自己的悔恨。她说，她曾无数次想告诉母亲，自己其实早就原谅她了，早在自己成为母亲的时候，就已经原谅她了。她总以为会有机会亲口向母亲说出这些话 ……

收到干妈来信后，常沙娜把母亲去世的消息告诉了常书鸿。忙碌的常书鸿若无其 事地“哦”了一声，平静地询问着她去世的原因和去世的时间，又去忙别的事情了。过 了几个小时，常书鸿突然失魂落魄地叫住常沙娜，连问了几声，她死了？她死了，她死 了…… 没有人知道，20多年来，他是否依然心存幻想，他是否在爱恨交加之间想过两人真的从此不会相逢，他们的生命真的从此之后不会有任何交集。或者，他是否曾经想过，这段已经尘封了20多年的感情，还会再一次狠狠地刺痛自己。

这些事情其实他早该知道，早在敦煌艺术研究所被取消而他仍坚持要继续办下去 的时候，早在他在兰州依然决意西行的时候，早在他从法国启程回国的时候，早在他 在巴黎的小书摊上无意中撞见《敦煌石窟图录》的时候，如果当年他留在法国，或者至少是留在中国东部的那些大都市，他们的幸福，以及他们两个人的命运会有怎样的不 同？然而世事不存在假设，何况生离死别在那时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情。敦煌摧毁了他们 一生的幸福，它贪婪地吞噬着他们的爱情、他们的青春、他们的生命，而他却仍要固执 地守护着它。

在敦煌的 40年，通过常书鸿的全力捍卫和推介，敦煌再度震惊世界。敦煌辜负了他，他却像张议潮那样开创了敦煌的又一个时代，来自国内外的朝圣者开始不 远千里来到这片荒凉的土地上，像要寻找一则尘封已久的箴言，许多年轻人甚至决定从 此留下。常书鸿的一生，就像在莫高窟荒芜的山坡上匆匆消逝的光阴，就像那些翻滚的流沙，它们永远不知道，下一阵风吹来，自己又将飞向哪里。由自己选择的生活，由时代造就的命运，就这样在这片寂寞的戈壁上纠缠在一起。这个结没有解开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