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灭汉种策》是辛亥革命时期一部著名的宣传排满革命的作品。但长期以来，关于它的作者问题，学界却一直有不同的说法。对《民报》等相关史料查考后可知，其书作者应为宋教仁。此书是他假托满人而撰写的反清革命宣传品，其目的是希望借此方法来增强排满革命的宣传效果。
宋教仁(1882-1913）
三、确切的结论：《灭汉种策》的作者为宋教仁
通过以上对《灭汉种策》作者问题上两种不同观点的考察，我们不难发现，双方均只有结论或结果，既没有列出其具体的出处或理由，更没有进行考证，因而均缺乏可信度和权威性。有鉴于此，为了对宋教仁负责，对历史负责，笔者认真查考了相关史料，并试图以搜集到的史料为依据来解决这一历史难题。
首先，如果仔细分析宋教仁日记中“时美国之满洲留学生致信在东京之同族,有‘杀尽汉奴’之语”，我们就不难发现，《灭汉种策》不可能为满洲留美学生所作。因为第一，宋教仁日记中所说的只是“信”，而非13000余字的小册子。一般而言，信也不大可能长达13000余字。第二，宋教仁日记中也只是说此信中有“‘杀尽汉奴’之语”，并非是《灭汉种策》那样的消灭汉族的具体、完整的计划或策略。由此可知，前述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古代近代史研究室为宋教仁1905年1月19日日记所作注释中“此信宋教仁是年曾予以刊印成册”的说法就难以成立。所以，《灭汉种策》就不可能是满洲留学生的信，而是革命党人借题发挥的新创作。
事实上，《灭汉种策》刊出并流入国内后，革命党人借题发挥的“把戏”立马就被清政府官僚识破了。1907年8月，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凯“为肃清排满革命谬说淆惑人心”而札发示谕，竭力查禁此书，并攻击革命党人“假托满人上《灭汉种策》，刊印散布，愚弄士民。既用排满之说疑误满人，更借灭汉之说激耸汉人，离间谗构，狡谲已极。”
革命党人的“把戏”不仅被清政府官僚所识破，而且也没瞒过国外改良派的眼睛。1907年，继日本东京《民报》与《新民丛报》论战之后，革命派与改良派在新加坡分别以同盟会南洋支部机关报《中兴日报》和保皇会机关报《南洋总汇新报》为阵地，就革命与改良问题继续展开论战。原《民报》的骨干由日本联翩前往参战，孙中山也以“南洋小学生”为笔名挥笔出阵。双方你来我往，唇枪舌剑，辩论得十分激烈，历时达一年之久。在论战中，改良派主将平实曾以《正巽言》一文，极力反对暴力革命，攻击革命派“既无至公无我之心，又无大道济民之术，徒挑拨种族感情，以激国民之怒”，并特别指责革命党人“所著《灭汉种策》《新灭汉种策》，实弄巧反拙，自受害耳”。对于平实的以上指责，未见革命派进行反驳。这说明，革命派已经默认《灭汉种策》系假托满人所为之事。
此外，据笔者查考，1906年11月30日，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在第九号上刊登了古今图书局新印出版《革命军猛回头灭汉种策合刻》一书的广告。众所周知，《革命军》和《猛回头》分别是著名的革命宣传家邹容和陈天华激烈排满革命的作品，倘若《灭汉种策》真为排满革命的对象满人所作，古今图书局不会将其与《革命军》《猛回头》合刻，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更不会为之大做广告。唯一可信的解释就是，《灭汉种策》也是革命党著名的宣传家所作。
由上可证，《灭汉种策》确是革命党人假托满人而撰写的宣传反清革命的宣传品，希望借此方式来增强排满革命宣传的实际效果。
《灭汉种策》既是革命党人假托满人所为，那么其真正作者又是谁呢？对此，当时与宋教仁并肩战斗过的革命党人是十分清楚的，并有过明确的结论。
1944年，邹鲁在《中国国民党史稿》的“同盟会之宣传”一节中说：“海内外各地所印行之宣传革命图书，尤指不胜屈。举其要者，有邹容之《革命军》，陈天华之《猛回头》《警世钟》《国民必读》《最近政见之评决》，章炳麟之《驳康有为书》《馗书》《逐满歌》《革命歌》，宋教仁之《灭汉种策》，田桐之《亡国惨记》……”
1947年，冯自由在其所著《革命逸史》第3集的《开国前海内外革命书报一览》一文中，统计并列举了革命党人1894年至1910年在海内外各地印发的革命宣传图书100余种，其中，列有《灭汉种策》一书，其相关信息是：时期：乙巳。出版地：东京。编辑及发行者：宋教仁。因为此文为统计各类革命出版物，有报纸、杂志、图书等，所以“编辑及发行者”一栏，对于图书类而言，就是作者的意思。
邹鲁、冯自由、宋教仁都是同盟会的早期会员。其中，宋教仁与冯自由于1904年冬在日本东京相识，次年，两人又一同参加了同盟会的筹备会和成立大会，同盟会成立之初，冯任评议部议员，宋任司法部检事。后冯赴任同盟会香港分会会长、《中国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与宋教仁一样主要从事反清革命的宣传工作。长期在广东开展革命活动的邹鲁与宋教仁虽然相识稍晚，但两人一同参加过黄花岗起义。由于邹鲁、冯自由都曾为同盟会和国民党的重要人物，其所著《中国国民党史稿》《革命逸史》，材料翔实可信，尤其是《革命逸史》“一切记载皆有来源可寻”，被海内外民国史专家评定为“民国史第一书”，不仅当时在国内外都有广泛影响，而且至今仍为研究辛亥革命史和中国近代史的重要参考资料。既然这两本重要著作中都不约而同地明确记载《灭汉种策》的作者是宋教仁，况且此二书之后又不断再版、重版，从未有人对此提出过异议。这就说明，邹鲁、冯自由二人所言不虚，同时也证明《灭汉种策》作者是宋教仁的结论具有真实性和权威性。
正是由于上述结论的真实性和权威性，这一成果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和运用。1985年，台湾“教育部”主编的《中华民国建国史》第一篇《革命开国时期》第四章“理论与宣传”在列举宣传革命的书册中，赫然有“宋教仁的《灭汉种策》（1905）”的记载。台湾国民党当局对于编纂《中华民国建国史》高度重视，组成了超豪华的专家学者阵容。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由前中国国民党副秘书长、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文宣组副组长，时任中国国民党党史会主任委员秦孝仪担任，委员有李云汉、黄季陆、张玉法、蒋永敬、李国祁等11人。编辑小组的召集人，由时任中国国民党党史会副主任委员李云汉担任，组员有王聿均、张玉法、蒋永敬、李国祁、陈三井、吕士朋等17人。其中，第四章“理论与宣传”由“中央研究院”院士张玉法亲自执笔。由此可见，宋教仁是《灭汉种策》一书作者的结论不仅得到了台湾学术界高层的一致赞同，而且还得到台湾国民党官方的认可。
经过以上多方考证，我们有充分理由确认，《灭汉种策》作者就是宋教仁。这样一来，《灭汉种策》一文也将作为宋教仁的佚文而被编入笔者编纂的《宋教仁全集》第一卷，为进一步宣传和研究宋教仁提供一篇新的重要史料。
（原载：《武陵学刊》202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