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大案 为何至今没有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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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大案 为何至今没有定论?

2021年03月22日 14:36:16
来源:最爱历史

人潮汹涌的上海火车站,传来三声枪响,时任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应声倒下。

1913年3月20日,31岁的宋教仁在国会选举大获全胜后即将北上赴京。如果不出意外,他将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理。

刚到车站剪票处,宋教仁就被凶徒连开3枪,其中一枪击中要害。

前来送行的黄兴、于右任、廖仲恺等人急忙将宋教仁送往医院抢救。

两天后,3月22日凌晨,宋教仁不治身亡。

宋教仁遇刺案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个大案,至今没有定论。

后人读史至此,常将这一事件视同多米诺骨牌的倒塌,其使原本相互妥协的南北政府走向决裂。甚至有人悲观地认为,民主宪政在中国的试验,就此终结,民国刚一建立,就已名存实亡。

▲宋教仁(1882-1913)

▲宋教仁(1882-1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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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这一案件的主角,宋教仁是当时政坛的明星人物。

民国建立后,共和之路存在两种选择,一是采取美国式的总统及议会共和制,即总统制,二是内阁制,也就是由参议院占多数的政党选出内阁总理,内阁总理自定内阁成员。

即便是在革命党人内部,也存在着两种制度的分歧。

宋教仁是内阁制的铁杆粉丝,他认为,“内阁不善而可以更迭之,总统不善则无术更易之,如必欲更易之,必致摇动国本。”

他的主张是,一方面要像日本明治维新一样,搞中央集权,防止各省纷纷独立,中央形同虚设;另一方面要实行内阁制,由议会中的多数党首领出任内阁总理,由总理组阁,内阁对议会负责,如此一来,总统就像英国国王那样,只是有地位和名誉,而无实权的国家元首,但是不能世袭。

孙中山则是总统制的拥趸,1911年,武昌首义后,他回国主持大局,在与革命党人商议政府体制时说:“内阁制乃平时不使元首当政治之冲,故以总理对国会负责,断非此非常时代所宜。”

学者迟云飞认为,孙主张集权于总统,是为了推行规划中的军政、训政,而宋则是希望中国一步到位,进入宪政时代。

革命党人在南京开会,南京临时政府采用了总统制,正式选举临时大总统时,孙中山获16票,另有一票投给了黄兴

▲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在南京成立。

▲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在南京成立。

然而,孙中山没能成为执牛耳者。

武昌起义后,北洋军领袖袁世凯火线复出,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周旋于清廷与南方独立各省之间。

由于北洋军兵力强盛,南方独立各省难以抵挡。革命军战时总司令黄兴率军在汉阳与北洋军的冯国璋一战,才打了6天就节节败退,汉阳随即失守。正当冯国璋想要乘胜追击拿下武昌时,袁世凯却命令其暂缓进军。

当时,清廷将权力倾授袁世凯,希望他救清室于危难之中。南方独立各省打不过北洋军,也达成共识,声称袁世凯如果反正,当公举为临时大总统。

黄兴亲自电告袁世凯的幕僚杨度:“中华民国大统领一位,断举项城(袁世凯)无疑。”革命党人说话算数,后来南北议和草约中也规定,“先推翻清政府者为大总统”。

为此,袁世凯不得不做出选择。

谋士王锡彤对他说:“革命之气已盈海内,若再以兵力蹂之,后患方长。为袁公计,亦殊不值得。盖专制国之大臣,立不世之功,结果只有两路可走:一为岳武穆,身死而国危;一为曹孟德,风利而不得泊也。此二者非君杀臣,则臣杀君,将何以处袁公乎?”

辛亥革命的后半程由袁世凯完成,他夺取了清廷权柄,又在得到革命党的“临时大总统”之位的许诺后,迫使宣统皇帝溥仪退位。

1912年,清帝退位,袁世凯白捡了个 “临时大总统”,中国封建帝制至此终结。

在权力即将移交给袁世凯之际,南京临时政府通过的《临时约法》中,又将总统制改为内阁制。这是革命党人的小心机,如果形成政党内阁制,袁就类似于“虚君”,实际行政权将由同盟会人士掌握。

这一改动,给了宋教仁这一政党运动高手大展身手的舞台。

▲1912年3月,北洋政府第一任内阁合影:左二为农林总长宋教仁,宋教仁于当年7月辞职。

▲1912年3月,北洋政府第一任内阁合影:左二为农林总长宋教仁,宋教仁于当年7月辞职。

2

民国建立之初,立宪派、革命党等政治势力对袁世凯本来充满期待。

1912年,孙中山、黄兴赴北京见袁世凯,共商国是。

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孙中山与袁世凯会面达13次之多,每次都谈了大半天,共同商议了八条政纲,包括兴办铁路矿山、资助国民实业等。

孙中山对袁世凯印象不错,说:“维持现状,我不如袁,规划将来,袁不如我。为中国目前计,此十年内,似仍宜袁氏为总统,我专尽力于社会事业,十年以后,国民欲我出来服役,尚不为迟。”意思是,他可以放心把国家交给袁世凯,专心造他那20万里的铁路去了。

宋教仁却没有甘心为在野党,而是想实现他的内阁制理想。

《临时约法》规定,在参议会成立后10个月举行国会选举,选出多数党。

在孙中山赴北京的同时,宋教仁为了通过国会选举实现政党组阁,正在北京拼命造党,将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等四个小党派,与同盟会合并成国民党

孙中山到达北京的第二天,合并五党的国民党在北京召开成立大会,孙中山以1130票的绝对优势,当选为总理事长。

孙中山力辞此职,没有接手这个在野党领袖的职位,改由宋教仁代理。因此,宋教仁成了民国初年国民党的缔造者和实际领袖。

宋教仁对这个新生的党有自己的定义:这个政党没有地下的活动,没有暴力的斗争,就是一个在政府议政的政党,一个欧美式的政党。他号召国民党停止一切运动,全身心投入到选举之中。

怀着内阁制的理想,宋教仁到各地演讲,并宣称:“我们要在国会里头获得过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 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地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 应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

当时,袁世凯对其谋士杨度发过一段评论:“孙中山襟怀豁达,是容易相处的,天真的黄兴也好对付,顶难驾驭的,只有一个宋教仁。……以暴动手段来抢夺政权,我倒不怕;以合法手段,来争取政权,却厉害得多了。

主张政党内阁的宋教仁,成为袁世凯在民国初年的真正对手。与此同时,袁世凯也大力支持梁启超等组织政党来对抗宋教仁。

1913年的第一届国会选举中,宋教仁带领下的国民党在参、众两院取得压倒性的多数席位,成为国会中的第一大党。

有学者统计,1913年,在参议院党籍可知者,国民党占全院的54.5%;众议院党籍可知者,国民党占全院的60.4%。这是一场大胜。

简单地说,国民党赢得选举后,宋教仁可以依照约法,通过第一大党的支持组织政党内阁,当上国务总理,对袁世凯形成挟制。

宋教仁对此踌躇满志,在这一年游览杭州的诗中,写有“徐寻屈曲径,竞上最高峰”、“海门潮正涌,我欲挽强弓”等诗句。但在不久后,一颗罪恶的子弹在他即将北上组阁时夺走了他31岁的生命。

这就是钱穆先生说的,传统中国,人事永远强过制度。然而,宋教仁“至死不悟”。

▲宋教仁(1882-1913)

▲宋教仁(1882-1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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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自始至终都是一个理想主义者。17岁时,有志于革命的他,常与三五好友纵谈时事,被称为“狂生”

这位来自湖南的少年狂生大胆地预言:“有英雄起,雄踞武昌,东扼九江,下江南,北出武胜关,断黄河铁桥,西通蜀,南则取粮于湘,击鄂督之头于肘,然后可以得志于天下。”后来,武昌果真成为首义之地。

在《革命军》、《警世钟》和《猛回头》等革命著作的影响下,他投身革命,与章士钊刘揆一等革命者以黄兴30岁生日的名义聚会,创办了华兴会,确定“驱逐鞑虏,复兴中华”的宗旨。

宋教仁年仅22岁时就成了流亡者,为躲避清廷追捕,逃到日本,后来参与创立了同盟会

▲1905年,华兴会部分成员合影,前排左4宋教仁

▲1905年,华兴会部分成员合影,前排左4宋教仁

可在爱国的立场上,宋教仁与被他视为仇敌的清政府也有过合作。1908年,日本蓄意挑起“间岛”领土争端。

间岛,实为我国延吉四县,日本欲派出军队占据此地,而清廷昏聩无知,任由日本攫取利益。

流亡日本的宋教仁得知此事,费数月之功,引用中、日、俄等国家的93种文献资料,编著《间岛问题》一书,全方位无死角地论证了间岛历来为我国领土,并托人呈交清政府驻日公使。

清政府在得到宋教仁提供的材料后,成功驳倒了日本人的伪证,在外交交涉中保住了延吉四县国土。

袁世凯、那桐等清朝大臣听说宋教仁的才能,请求朝廷赦免其反清之罪。袁世凯还致电驻日公使,请宋教仁回国任职,却被宋谢绝。

26岁的宋教仁面对高官厚禄不为所动,表明自己反清与爱国的立场都坚定不移,回复驻日公使道:“某愚不幸,素持与政府立于不两立之主义。……人各有志,不必相强,笑我詈我,岂所计及!惟此心能见白于此,则惟行吾志可矣。

宋教仁说:“吾著此书,为中国一块土,非为个人之赚几文钱也。”

袁世凯在清末就已见识过宋教仁的气节,仍希望其为己所用。袁世凯成为临时大总统后, 先后组建了唐绍仪、陆征祥内阁。

1912 年 8 月,陆征祥内阁倒台,刚建立不久的北京政府再次瘫痪,袁世凯派人请宋教仁出山组阁,还请此时到京的孙中山和黄兴出面劝说,但宋教仁都坚定地拒绝了,他追求合法的内阁制,不愿沦为附庸。

当时,袁世凯还以资助政治活动的名义,给宋教仁送去50万的支票,希望与其达成合作。宋教仁原封不动地退了回去。

都说身正不怕影子斜,但政治的屠刀,不会放过一个正直的君子。

▲宋教仁遗容

▲宋教仁遗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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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3月22日,病榻上的宋教仁伤势恶化,不幸逝世,举国上下震惊。

临终前,宋教仁向同为国民党元老的于右任托付后事:“今以三事奉告:一、所有在南京、北京及东京寄存之书籍,悉捐入南京图书馆;二、我本寒家,老母尚在,如我死后,请克强(黄兴)与公及诸故人为我照料;三、诸公皆当勉励而行,勿以我为念,而放弃责任心。我为调和南北事费尽心力,造谣者及一班人民不知原委,每多误解,我受痛苦也是应当,死亦何悔?”

宋教仁还对袁世凯寄予了希望,即便身负枪伤,仍托黄兴代拟电报,请袁世凯“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直到最后一刻,宋教仁依旧期待民主共和的实现。孙中山在挽联上写道:“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孙中山与袁世凯都认为是对方下的手,双方都下令悬赏破案。

宋教仁去世后仅仅过去两天,刺客武士英与其雇主沪巡查长应桂馨(又名应夔丞)同时落网。

武士英是刺宋案中的直接凶手,却是一个小人物,与宋教仁既无私仇,也非公敌。

他不过是辛亥革命后受南方裁军影响的游荡兵痞,流浪到上海谋食,坑蒙拐骗,无所不为。因为武士英曾当过兵,会使用枪支,才机缘巧合下成为刺客的人选。

根据武士英的供词,他是受江苏驻沪巡查长应桂馨的委托,并且后者对其许诺,事成之后可入共进会,并得到1000大洋。

共进会,是当时上海的一个由前帮会成员组成的半政团性质的组织。应桂馨原为上海的帮会头子,辛亥革命时取得同盟会元老陈其美信任,与青红帮势力帮助陈其美夺得沪军都督之位,自己也在民国后混上了官职。

仔细捋一捋,应桂馨大有来头,他既是陈其美老友,也做过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府的卫队长,还在黄兴麾下当过差,似乎是革命党自己人。

▲陈其美(1878-1916)

▲陈其美(1878-1916)

不过,应桂馨与北洋系也有联系,实为南北两派之间的双面人。他被捕后,家中被搜出手枪一支,弹壳两个,密电本三本,手枪内有子弹两颗,同时还有许多与宋教仁有关的函电证据。

其中,有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发给应桂馨的密电:“毁宋酬勋位,相度机宜,妥筹办理。”

这些密电牵扯出了洪述祖的上司,时任内阁总理赵秉钧,也将矛头引向了袁世凯。

宋教仁成为总理,由议会占多数的政党组织内阁,对北洋系而言是不利的。从理论上看,袁世凯有刺杀宋教仁的动机。可是,宋教仁遇刺案的线索一路顺藤摸瓜,到洪述祖这里就断了。

更吊诡的是,与刺宋有关的人都在之后几年离奇去世。

宋教仁逝世两个月后,凶手武士英突然暴毙于狱中,死因成谜。

雇凶杀人的应桂馨在二次革命中趁乱越狱,逃到青岛德国租界,自称杀宋教仁有功,要入京请赏,于1914年在津京快车上遇刺身亡。

洪述祖反复坚称,他发给应桂馨的电报中“毁宋”只是破坏宋教仁的名誉,而非刺杀宋教仁,否认自己有罪。此后几年,洪述祖躲入租界,四处逃亡,于1919年“五四”运动前夜,民族情绪高涨之际,被执行绞刑。

后来,史学界长期认为,袁世凯是刺宋的幕后主谋。但近年来有不少人提出异议,宋教仁遇刺案又成了未解之谜。

据史料记载,宋教仁遇刺的消息传到北京时,袁世凯曾愕然道:“有此事乎?”宋教仁去世当天,黄兴等人的电报到后,袁世凯更是耐人寻味地感慨道:“这是怎么好?国民党失去宋遯初(宋教仁号),少了一个大主脑,以后越难说话。”

正如袁世凯所料,南北短暂的和平局面在宋教仁遇刺后急转直下,并迅速走向分裂。

▲宋教仁(1882-1913)

▲宋教仁(1882-1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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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上海火车站的子弹,刺杀了意气风发的宋教仁,更开启了民初的乱局。

这一年夏天,由于洪述祖逃亡、赵秉钧拒不出庭,宋教仁遇刺案的审问陷入僵局,迟迟查不到真相。同时,北洋系也在扩军备战。

革命党中的激进派决定发起“二次革命”,武力讨伐袁世凯。

1913年5 月初,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通电反对袁世凯的“善后大借款”,南北冲突一触即发。

7月,李烈钧宣布江西独立,二次革命爆发。仅仅过去两个月后,二次革命失败,国民党对南方7省的控制权全部丧失。袁世凯不久后获选正式总统,下令解散了国会与国民党,之后改内阁制为总统制。

▲1913年,袁世凯正式就任大总统,与各国驻华使节合影。

▲1913年,袁世凯正式就任大总统,与各国驻华使节合影。

宋教仁希望利用《临时约法》等法律体系,由政党来治理国家,将北洋系这只巨兽捆住,使国家向民主宪政的方向艰难前行。事实证明,他的政党并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支撑他的政治抱负。

作为理想主义者的宋教仁,别号“渔父”。

宋教仁年少参加革命,躲避追捕时,在家乡的江面上曾为一名渔翁所救,为了感念渔翁的救命之恩,他自号“渔父”。宋教仁这位渔父,却在日后走上了屈原的路,“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

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他的死,预示着更多的曲折与牺牲。

参考文献:

宋教仁:《宋教仁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

费正清 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840-1926年》,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迟云飞:《宋教仁与中国民主宪政》,湖南师大出版社,2008

吴相湘:《宋教仁传:中国民主宪政的先驱》,东方出版社,2014

尚小明:《宋案重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李鸿谷:《民主政治的开始与失败——宋教仁》,三联生活周刊2011年第33期

侯宜杰:《暗杀宋教仁的主谋尚难定论》,史林2013年第01期

章永乐:《从“大妥协”到“大决裂”:重访1913年》,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3年第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