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般而言,经济增长常与婴儿死亡率降低相伴随。古巴则是一个“特例”。卡斯特罗革命后,在经济状况下滑的同时,古巴的婴儿死亡率也明显下降,古巴因此被视为落后的经济状况与良好的健康状况相混合的悖论社会。
悖论的出现引发人们对革命效果的评价。研究表明,革命对古巴经济状况有明显负向影响。然而由于美国贸易禁运和苏联援助等的混杂影响,古巴革命对健康状况的影响尚需实证研究的进一步检验。Vincent Geloso和Jamie Bologna Pavlik利用合成控制法研究了古巴革命对婴儿死亡率的影响。他们的研究证实,革命直接引发了婴儿死亡率的下降。换句话说,古巴政府引以为傲的、在低水平经济条件下实现高水平健康状况的看法缺乏实证层面的支持。
革命常常代表政权的更迭、制度的变迁。1959年,由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推翻了巴蒂斯塔独裁政权,将古巴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革命成功后,卡斯特罗政府启动了范围广泛、甚至带有一定强制性的医疗军事化改革:医生成为军队成员,并被要求报告当地活动和当地家庭的“政治融合”情况;病人缺乏隐私权,且不能拒绝治疗,否则将被监禁。
在经济和医疗领域,革命前后的古巴明显不同。革命前其经济状况和婴儿死亡率情况均好于其他拉美国家;革命后,古巴人均收入只相当于其他拉美国家平均水平的58%,婴儿死亡率是其他拉美国家的28%。因而似乎可以认为革命以及随后的医疗改革改善了古巴的健康状况。
然而,尽管没有发生革命,但其他拉美国家的婴儿死亡率也经历了与古巴类似的变化。同时,在革命前古巴的婴儿死亡率就低于其他国家。因此革命后婴儿死亡率的降低究竟是否由革命本身带来尚需严谨的实证检验。此外,革命后发生的美国贸易禁运以及苏联援助同样影响婴儿死亡率,衡量革命对婴儿死亡率的影响必须剔除这些混杂因素的影响。
文章作者采用合成控制法检验古巴革命对婴儿死亡率的影响。在经济上,古巴与其他拉美国家发展水平类似;在婴儿死亡率上则更接近西方国家的水平。因而作者分别选取其他拉美国家和西方国家作为“控制组”,通过模拟革命前的婴儿死亡率来构造“合成的古巴”,使未发生革命的合成古巴与发生革命的古巴在革命前的婴儿死亡率变化轨迹尽可能相同,合成古巴革命后的婴儿死亡率即为反事实结果,该值与实际婴儿死亡率的差值即为革命的净效应。表1表明,革命前“控制组”与处理组在婴儿死亡率上较为近似,适合应用合成控制法。
表1 各组别情况比较
图1是控制组(合成的古巴)与处理组的对比。由此可以看出,控制组较好拟合了革命前古巴的婴儿死亡率变化轨迹。在革命发生后的最初十年,婴儿死亡率明显提高。表明革命非但没有带来正向影响,反而直接提高了婴儿死亡率。为提高结论可靠性,作者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均支持已有研究。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贸易禁令对古巴婴儿死亡率并无显著影响。原因在于,一方面双方对没有贸易补贴的食品和药品销售(与古巴的健康结果有关)规定了例外情况,而这些食品和药品与健康状况高度相关;另一方面许多其他国家仍继续与古巴开展贸易,从而大大降低了美国贸易禁令的影响。
图1 革命对婴儿死亡率的影响
另外一个混杂因素是苏联对古巴的援助。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至八十年代末期,苏联以高于国际市场的价格购买古巴的糖,间接为其提供资金援助。为识别这一因素的影响,作者采用反向合成控制法,即将苏联援助取消后的时期作为控制组,将此前时期作为处理组。由图2可知,援助期间苏联的影响在实际值上下波动,表明苏联援助很可能是一个噪声,对古巴婴儿死亡率不具有显著影响。
图2 苏联援助与婴儿死亡率
(垂直虚线右侧为对照时期,左侧为处理时期)
革命既可能导致流血牺牲,也可能引发有效的制度变革。本文的启示在于,历史事件的影响是多面向的,只有综合考察某一事件在经济、政治、社会、医疗等多个层面的不同影响,才能全面理解其深刻内涵,才能得出尊重历史事实、符合经济规律的研究结论。
轮值主编:熊金武 责任编辑:彭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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