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3月27日下午，著名学者、深圳大学教授、央视“百家讲坛”主讲人王立新携最新力作《建宋：赵匡胤的奋斗》来到湖南衡阳新华书店与读者见面，以“宋代文官政治与湖湘文化——从王船山对宋太祖的评价说起”为题进行分享，并举行新书签售会。以下为现场分享实录。
宋太祖当国之初，痛感晚唐五代以来弊政迭出，军阀割据为乱，主要是由“政不通其道，治不得其理”所导致，下旨由在京文职官员推荐懂治理的有文化官员，或者直接充任一百名副县长。这项举措可以称之为“百官下基层”，也可以看做是文官政治的“牛刀小试”。不过这只是临时的举措，应一时之急，并没有全面铺开，而且仅限于缺少合格县令的地区，也没有走向制度化的常规。
宋太祖一面处理原属后周的域内政治和民生等事务，一面紧盯着周围的割据政权。尽管宋太祖基本上同意了赵普和赵光义“先南后北”，先灭弱小，再图强大的从简单到复杂的整体进攻策略，但是究竟是先攻灭北汉，然后收复后晋无偿割让给契丹辽国的燕云十六州——向北打；还是先向南打，攻灭江南国（南唐），然后吴越国，或者先打四川，或者先取荆南、湖南，然后两广？有关于此，宋太祖并没有事先确定的目标和规划。这一点看上去好像宋太祖对重新统一的目标和具体方略缺乏强有力的意志和决断，但却刚好表明宋太祖为政的灵活性，他想要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伺机而动。
早在当皇帝的第二年，也就是961年，与赵宋新王朝最临近的荆南国皇帝死了，宋太祖以为机会来了，派遣兵部尚书李涛立即以吊唁为名前去了解情况。李涛回来汇报，说是荆南国虽然奢靡无度，但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宋太祖有些惘然若失。又过了一年，占据湖南的周行逢死了，临终前把11岁的儿子周保权扶上宝位，告诫众臣辅助自己的儿子。跟周行逢一起“打天下”的十个结义兄弟中的九个，都已经被周行逢除掉，只剩一个张文表。周行逢预料张文表会在他死后前来抢夺自己儿子对湖南地区的统治权，临终前跟众臣做了交代：如果张文表作乱，马上报告朝廷（当时割据政权虽然都称王称帝，但都还在形式上把占据中原地区的五代和赵宋当成大朝廷），请求宋朝廷派兵救援，如果实在打不过张文表，就顺势把南楚也就是湖南的统治权“还给”宋朝廷。刚好就在这个时候，荆南国的国君又死了，最后一任国君高继冲即位。宋太祖立即布置兵力，采用假途灭虢之策，向荆南国“借路”通过，顺势没费一枪一弹，连个鸡鸭都没杀，就把荆南国拿下了，之后马不停蹄极速进军，稍经两场不大的战役，就轻易得到了湖南。
完全没有料到，两湖到手如此轻易，宋太祖高兴得睡不着觉，半夜来到宰相赵普家里商量，决定把身边最亲近也最重要的文臣派到湖南去，打算从此开创由文官管理地方政治的崭新政治格局。湖湘，就这样幸运地成了宋代文官政治的“先行示范区”。
建隆四年（1163）三月，宋太祖将长期在身边担任秘书工作的户部侍郎吕余庆派到湖南，担任潭州（长沙府）知州，枢密直学士权知贡举薛居正出任朗州（常德府）知州，同时委命给事中李昉祭祀南岳，感戴天神和南岳神，李昉到湖南后，太祖再加诏命，祭祀之后不回朝，就地留任衡州知州。这三位大宋朝开国后湖南最大三个州的知州，都是真正的文官，吕余庆和薛居正，在宋太祖乾德二年（964），同时“以本官参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这是大宋朝设立参知政事的开始。吕余庆于宋太祖过世前两个月去世；薛居正则在太宗初期正式担任宰相，左仆射。李昉在太祖朝担任科举主考官，太宗初担任户部侍郎，雍熙元年（984）担任左仆射——宰相。宋代著名的巨大部头的四大类书《太平广记》、《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和《册府元龟》，除了《册府元龟》是真宗时代的王钦若等领衔以外，前三部的领衔主编都是李昉。
宋太祖将三人派到湖南担任三大州的第一任知州，足见其对湖南这个“文官政治的先行示范区”重视程度。虽然因为朝廷缺人和地方尚需武装力量驻防，以清剿残匪，并准备从湖南出发攻打南汉等的实际需要的原因，宋太祖不久将三人全部调离湖南，但三人在湖南首先铺开文官依法管理州郡的“示范”行政，却留在了湖南，对湖南地区后来的地方治理和建设，存留了效法的依据。之后，朗州忽而归属湖北，忽而归属湖南，地位也渐渐不再像从前一样重要，而潭州和衡州，在整个两宋时代，一直是湖南最大和最重要的两个州郡。
湖南在唐代以前，教育水平一直很低下，文化落后，唐宣宗大中四年（850），才出现一位在科举中考中进士的考生，被称作“破天荒”。而在整个五代时期所有割据王朝中，南楚，也就是湖南地区，文化水平基本最落后，教育水平也十分偏低，不像江南国、吴越国和后蜀国，甚至连非常狭小的荆南国，还有割据偏远福建地区的南闽地区都不如，只跟割据山西一带的北汉国相差不多。
由于宋太祖率先意外收取湖南，使得湖南成了文官政治的先行示范区，这一点对于改善湖南地区的教育环境，改变湖南地区的文化氛围，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为湖南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历史的先机。
以潭州而论，第二任知州王祜、第三任知州朱洞，都像吕余庆一样，十分重视文化和教育，朱洞于宋太祖开宝九年（976）创办岳麓书院，向朝廷申请招生名额，建设学生校舍，招引名师教学，虽然在向后几任知州主政其间，因为战争需要等原因，岳麓诸生不很看重读经，纷纷逃学跑掉，但到了真宗其间，李允则担任知州，重新修建岳麓书院，校舍、教室焕然一新。咸平四年（1000）六月，宋真宗下诏，“州县学校及聚徒讲诵之所，并赐九经。”岳麓书院获得国子监经籍赐赠，后来宋真宗还为岳麓书院亲自题赐匾额，岳麓书院在朝廷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对湖南地区教育事业做出很大贡献，同时也对湖南地区向学之风的渐染渐广，起到了重要影响作用。
衡州府的情况也非常喜人，到了宋太祖开宝八年（975），就有了私人奉献著述的情形，地方士人曹衍，将自著作品奉献给知州，知州石熙载将曹衍作品奉献给朝廷。太宗年间的知州，将久已荒废掉的唐人李秘读书之所石鼓书院修复，宋太宗答应知州请求为石鼓书院题写匾额“石鼓书院”，宋真宗时代，同样获得了国子监经籍的赐赠，石鼓书院的教育对衡州和附近湘南州县的教育，同样产生了有声有色的影响。
湖南在整个宋代的科举考试中，相比其他省份，虽然仍不突出，但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考中进士，湖南地区的文化教育水平较晚唐五代以来已经获得巨大进步，与其他省份的距离也在渐渐缩小。岳麓书院和石鼓书院等，还有地方州府学校在教育方面的长足进步，都是湖南作为文官政治先行示范区的特别收获。宋朝虽然没有给湖南特别的政策，但因为这种特殊的历史机缘，却使得湖南地区，因此成了文化和教育发展方面的幸运儿。考中进士人数不断增加的同时，那些没有考中科举的士子，也因生活在湖南地区，对湖南向学之风的慢慢扩展，起到了实实在在的影响和感染的作用。
在整个北宋时代，湖南各地的教育，都有相当可观的发展，尤其是宋仁宗皇帝，于庆历年间接受参知政事范仲淹建议，在全国范围内设立县学，这是中国历史上县级行政单位全面设置学校的开始。道州、永州、邵州等的地方教育，都有相当喜人的发展。
南宋伊始，闽人胡安国父子为躲避战乱来到湖南，开创湖湘学派，使湖南地区成为全国范围内第一个影响重大的儒家思想基地。没有从前的这些积累，湖湘学派学者的落地既成问题，理学思想在湖南地区的生根开花，更是难于实现。
宋太祖开创的文官政治，不仅对于提高全社会、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发挥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重要意义和重大效用，同时也为后来影响全国的地域性文化——湖湘文化的产生，奠定了广泛的社会文化基础和人文教育基础。宋代在文化和教育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以及由此为提高民族素质方面的贡献，是历史上任何一个其他王朝所无法比拟的。仅此一点，赵宋王朝就可以在中国的历史上永书丹青，不会褪色。
【《建宋——赵匡胤的奋斗》，作者王立新，岳麓书社2021年3月出版；原书第一版名称为：《大宋真天子——一代仁君赵匡胤》，2016年3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原书作者笔名江南提学）】
【作者简介】
王立新，思想史学者、深圳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博士导师。黑龙江省青冈县人，出生于科尔沁东草原上的吉林省通榆县。
长期从事中国古典哲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教学与研究，著有《胡宏》《开创时期的湖湘学派》《王立新讲<论语>》《船山大传》《理学开山周敦颐》《从胡文定到王船山》《大宋真天子》《思想引领人生》《建宋——赵匡胤的奋斗》等著作，发表各类文章近千篇。
先后于湖南教育电视台湖湘讲堂、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凤凰网、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台湾教育广播电台、衡阳石鼓书院大讲堂、《天津日报》“超阅大讲堂”等视、音、纸、网类媒体，北京大学、佛光大学等两岸数十所大专院校，深圳市图书馆、广西省新华书店等数十家省、市、县图书馆及书店，新竹鹅湖书院、台中元亨书院、南岳衡书房等民间机构，讲说中国哲学、历史、文化数百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