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谈五代十国史，就绕不开一个人——冯道。冯道是一位奇人，在五代十国乱纷纷的年代，冯道先后经历了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个朝代10位君王，加上最初效力于燕王刘守光（地方割据势力，被后唐所灭），向辽太宗耶律德光称臣，冯道一生效忠过十二主，也算创造了一个历史纪录。
三国时吕布先后投靠过丁原和董卓，被人骂为三姓家奴。民国时期一位浓眉大眼的将军，先后倒戈七次，以至于伟人在内部做报告时候把其作为反面典范，但跟冯道相比，还是远远不如。
在五代的乱世中，小民朝不保夕，哪怕是皇族和割据一方的藩镇，亡国破家也不知凡几，而冯道自从得唐庄宗李存勖重用以来，历朝历代一直据将、相、三公、三师高位，生前享受荣华富贵；冯道从公元882年到954年，活了73岁，古时医疗技术不过关，人生70古来稀，冯道可以算高寿，冯道死后册赠尚书令，追封瀛王，赐谥文懿，可谓是死后备极哀荣。
冯道自号长乐老，著《长乐老自叙》，历叙平生事，引以为荣。在五代时期，冯道的声望和评价很高，当世之士无贤愚，皆仰道为元老，而以被冯道称誉为荣；《旧五代史》盛赞“道之履行，郁然有古人之风；道之宇量，深得大臣之体”。冯道去世时正好是73岁，与孔子同寿，故“时人皆共称叹”。宋初名臣范质对冯道的评价是:“厚德稽古，宏才伟量，虽朝代迁贸，人无间言，屹若巨山，不可转也。”宋朝改革家王安石则认为冯道能够在乱世忍辱负重，乃是接济天下苍生的行为，是真正的儒者，谓其“能屈身以安人，如诸佛菩萨行。”
冯道是一个相当有能力的人，在内政治理上名动一方，如果生在盛唐，必是一位治世之能臣，以至于契丹都听闻他的名声，想趁冯道在家居丧之机把他掠到契丹。但因边将有备，冯道才得以幸免。
冯道还相当廉洁，他将俸禄全部用来赈济贫困士人和乡民，对于贫寒士人加以关照和提携，对官吏所赠财物，则分毫不受。梁晋争霸时，冯道也随军出征，住在茅草屋中，连床席都没有，就睡在一捆喂马用的干草上。他用自己的俸禄备办饮食，与仆役们同锅吃饭。有的将领将掠得的美女送给他，他退却不掉，便将美女安排在别室之中，然后再寻访她们的主人，将其送还。以私德计，冯道可以算得上完人。
冯道出身寒门，打破了唐朝范阳卢氏、 博陵崔氏、清河崔氏等五姓七望高门第士人才能拜相的传统，因而受到了不少崇尚门第的士人的抵制和嘲讽。但冯道性情宽厚，不以为意。
后唐时期，工部侍郎任赞曾在背后讥讽冯道道:“冯道如果走得急了，准要从他身上掉下一本《兔园册》来。”《兔园册》是当时私塾教授学童的课本，任赞是在讥讽冯道的学识浅薄。冯道得知后，并未动怒，只是召任赞前来，对他道：“《兔园册》是由著名儒者编撰的，内容丰富，并非浅薄之作。现在的读书人，只知欣赏科举文场的俏丽词句，用以窃取功名利禄和公卿高位，那才是真正的浅薄！”任赞大愧。
后晋时期，有人牵驴入市。驴脸挂着一个牌子，上写“冯道”二字。冯道得到亲信的禀报后也毫不动怒，说道：“天下同名同姓的人很多，这可能是有人在为驴找寻失主，有什么奇怪的？”
冯道可谓是人如其名，习得了老子《道德经》的精髓，时人莫测其喜愠，滑稽多智，顺势而为，即享受了荣华富贵又在当时获得了相当高的声誉，在乱世中殊为难得。
2
冯道任事忠心谋划，但事不可为也不强求。冯道曾经劝谏过唐庄宗李存勖，因而深受其信任，将文书全部委托予冯道，任命其为太原掌书记，太原是李存勖的老巢和龙兴之地，掌书记相当于秘书长的工作，十分重要。
李存勖因为宠幸优伶，导致军队闹饷哗变身亡，其养子李嗣源上位后，冯道率先投效，获得李嗣源的信任，被任命为端明殿学士，后拜相。李嗣源去世后，其三子李从厚继位，李嗣源养子李从珂反，攻入洛阳，李从厚逃往卫州。冯道便率百官开城迎接李从珂，并拥其继位为帝，是为后唐末帝，三日后李从厚被害。
之后李从珂讨伐藩镇河东节度使石敬瑭，石敬瑭向契丹称儿皇帝，割让幽燕十六州，借契丹兵马灭后唐，李从珂于洛阳自焚身亡，后唐灭亡。后晋建立，冯道再次被拜为宰相。
石敬瑭对于冯道相当重视，在冯道出使契丹归国废除枢密使，将枢密院职权划归中书省，将政务都委托给冯道，加授他为司徒、兼侍中，进封鲁国公。在五代乱世中，掌管军权的枢密使实权在宰相之上，不兼任枢密使的宰相没啥实权，掌握枢密使和宰相的权力，冯道可谓是朝中第一人。
冯道曾上表晋高祖石敬瑭，请求退隐。晋高祖也不看表，便让侄儿、养子石重贵前去探视，对他道：“您明日若不上朝，朕就亲自来请。”冯道无奈，只得继续任职。当时晋高祖对冯道的恩宠礼遇，满朝无人能及。
石敬瑭有7个儿子，嫡长子在后唐为质子，石敬瑭起兵时被李从珂杀害，两个成年儿子在张从宾叛乱中被杀，其余儿子早夭，前六个儿子都死绝，无奈之下，石敬瑭只得培养侄儿、养子石重贵，任命其为开封尹，加封检校太傅，封为郑王。开封五代十国时期为首府，任命其为开封尹和郑王显然是把石重贵作为接班人看待。
然而在石重贵任开封尹之后，石敬瑭居然老树发新芽，生出了第七个儿子石重睿。有了亲生儿子，自然不想把天下交给侄子，石敬瑭把石重贵改封为广晋尹，齐王，如果没有意外，石重贵的下场比起日本战国时期丰臣秀次的下场不会好。
丰臣秀吉在战国乱世中夺取政权，一统日本，因为没有继承人，以自己的外甥、养子丰臣秀次为继承人。
然而老来得子，生下嫡子丰臣秀赖，于是丰臣秀吉通过一系列运作，将丰臣秀次和其支持者处死，把亲生儿子丰臣秀赖扶上位。只是人算不如天算，丰臣秀赖年幼，加上忠于丰臣家族的家臣们在更换继承人的过程中内讧而元气大伤，最终被德川家康摘了桃子，消灭了丰臣秀赖，建立了德川幕府政权，笑到了最后。
石敬瑭尚未对石重贵下手，就身患重病，于是石敬瑭召冯道入宫，命幼子石重睿叩拜冯道，并让宦官将石重睿抱到冯道怀中，希望冯道能辅佐石重睿即位。
然而石敬瑭病逝后，冯道却与景延广商议，以“国家多难，宜立长君”为由，拥立石重贵为帝，冯道再一次被拜相。
之后石重贵跟契丹交恶，导致契丹南下俘获石重贵全族北去，后晋灭亡。占据河东的藩镇刘知远趁机入汴梁，称皇帝后建立后汉。
刘知远死后，其子刘承祐诛杀权臣引发郭威起兵，被郭威所杀，郭威建立后周，因为儿子均被刘承祐杀害立内侄柴荣（郭威妻子柴皇后之侄儿）为继承人，是为周世宗，柴荣去世后，因为小儿年幼被赵匡胤黄桥兵变夺得政权，建立宋朝，终结了五代十国乱世，这是后话。
冯道在此期间依然是政坛不倒翁，出将入相，直到郭威去世，周世宗柴荣任命冯道为山陵使，主持太祖郭威丧事，事毕后，冯道因为劳累去世。死后葬礼万人空巷，纸钱飞扬，使道路两旁树枝染成灰色，后周世宗柴荣为此罢朝三日来悼念冯道，并追封其为瀛王。冯道在乱世中保全自身和百姓，享受荣华富贵，死后受到了时人的一致称赞，可谓是人生赢家。
3
但后世对于冯道的评价开始逐步走低，欧阳修骂他“不知廉耻”，司马光更是斥之为“奸臣之尤”，他们评价冯道的出发点认为是冯道不忠于君主，迎来送往如妓，毫无廉耻之心。
其实五代时期君王的统治都很短命，五十年间换了十一二个君主，时间长点的像后唐明宗李嗣源、后晋高祖石敬瑭的统治也只有九年，短的不过二三年，君臣之间很难建立起深厚的感情。
后唐灭梁后，相继的后唐、后晋、后汉，均是沙陀武士集团建立的政权，郭威、柴荣、赵匡胤虽然不是沙陀人，但也出身于这个军事团体，与之关联很深。乱世之中以武力为尊，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作为文官集团的代表人物，冯道除了顺从时势的变化，减少百姓苦难外，也无法做得更多。
契丹灭晋后，冯道到汴京朝见辽太宗耶律德光。耶律德光指责冯道，认为他效力后晋，却毫无功绩，冯道无言以对。耶律德光问：“你为何来朝见我？”冯道答道：“没城没兵，怎敢不来。”耶律德光又问道：“你是个什么老子（老头）？”冯道答道：“无才无德痴顽老子。”
耶律德光追问“天下苍生如何救得？”冯道用“唯有陛下您可救得”的阿谀奉承之言博得了耶律德光大笑，以冯道为太傅，处理政事，冯道的机智使得中原地区避免了兵祸灾难，免去了胡人对汉人的又一次大屠杀。
哪怕是对冯道做出恶评的欧阳修，也不得不认为冯道做得对：“人皆以谓契丹不夷灭中国之人者，赖道一言之善也。”
再说，冯道虽然出将入相，地位很高，但诸多君主并没有将其倚之为腹心，更多是作为象征和牌坊。像冯道虽然对石重贵有拥立之功，但石重贵对其并不信任，一度将冯道外放为节度使，后来还朝也是给予虚职，未掌实权。
君以国士待之，臣以国士报之，君以路人待之，对得起薪水就行，冯道的所作所为并没有对不起主君的地方，是一个尽心尽职的打工人。
真正信任冯道、给予重任的后晋高祖石敬瑭。他甚至撤销了枢密使，将军政大权委托给冯道，而且临终时托孤给冯道，希望他能够辅佐幼子石重睿为帝。但冯道没有遵从石敬瑭的意思，而是拥立石重贵。
这件事情上冯道做错了吗？在五代这种藩镇叛乱如喝水吃饭一般随便的时代，凭冯道能够立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儿坐稳皇位？看看后来周世宗的幼子被赵匡胤夺了位就可知，赵匡胤也未能传位给自己儿子，靠着年长的兄弟赵光义继位才稳定了宋朝的江山。
冯道立石重贵是老成谋国，避免政局动荡，否则石重睿的下场比起李从厚好不了多少。可以说是冯道此举挽救了石敬瑭家族，并没有对不起石敬瑭。
宋明时期，理学兴起后，儒家的道德标准改变，开始从早期的“仁义礼智信”转变为“忠孝礼义廉耻”，朱熹甚至认为妇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像冯道这样侍奉过十余个君主的臣子，在理学家看来自然是十恶不赦、鲜廉寡耻之徒了。
从仁义的标准而言，冯道可谓是完人；但是从忠孝的标准而言，冯道就成了“无耻之尤”，可见不同的评价标准，冯道的声名有天壤之别。
后世也不是所有人都贬低冯道，像明朝中叶心学泰州学派一代宗师李贽就对冯道评价很高，李贽说道：“冯道自谓长乐老子，盖真长乐老子也。孟子曰：‘社稷为重，君为轻。’信斯言也，道知之矣。夫社者所以安民也，稷者所以养民也，民得安养而后君臣之责始塞。君不能安养斯民，而后臣独为之安养斯民，而后冯道之责始尽。今观五季相禅，潜移嘿夺，纵有兵革，不闻争城。五十年间，虽历经四姓，事一十二君并耶律契丹等，而百姓卒免锋镝之苦者，道务安养之力也。”
孟子所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说的就是民权、主权、政权三者的关系，可见其思想超前性；只是孟子因为说“民贵君轻”导致朱元璋一度想取消其“亚圣”封号，李贽的心学泰州学派也被认为是异端邪说而被封杀，李贽身死牢狱，类似于西方文艺复兴思想解放被扼杀而中断了，可见这片土地并不乏远见卓识之士，只是一直被打压、封杀、扼制罢了。
复兴国学，要复兴的是真正的国学精华，而不是糟粕。
4
理学大兴之下，一切唯道德论，对上只讲权利不讲责任，对下只讲义务不讲权利。
早期的儒学，如孟子还说过，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上仁则下义，你不仁则我不义，吾闻诛独夫民贼纣，未闻弑君，权利和责任至少还对等。当然，在春秋战国时期，宣扬一种愚忠愚孝的思想也不会有人接受。
而到了理学家那里，则是天底下没有不是的父母君主，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父要子亡，不得不亡。把忠孝异化为一种责任无限的道德标准，不唯实，不为民，只唯上。导致儒者只会袖手空谈，临危百无一用。
如被立为忠孝标杆的方孝孺，为了尽忠旧主，哪怕被诛十族都在所不惜。
朱棣即位时要方孝儒拟即位诏书，方孝孺在大殿上痛哭不止，据不从命。朱棣命人把笔墨准备好，方孝孺就将笔扔到地上，并说：“你就是杀了我，我也不会给你写。”朱棣：”难道你不怕株连九族吗？”
方孝孺立刻回敬道：“就是株连十族又能拿我怎么样？”朱棣勃然大怒诛灭方孝孺九族加上学生为十族，总计873人全部处死！
其实方孝孺可谓是误国误君误家，作为帝师，他劝诫主君行仁义，对燕王不要杀伤，要生擒，勿伤我皇叔，导致己方士气大挫，在战场上畏手畏脚，既然这是你们家事，还打个啥。看看西汉在七国之乱中是如何对待反叛的七国诸侯的，二千石以上的家族全部抄家灭族，民不怀德而畏威，都上战场搏杀了还处处留手，那是自寻死路，对敌人的仁慈就是自己人犯罪，可谓不仁；
以中央对地方藩镇，居然大败亏输，可谓是无能之极，不智；大势已去，要尽忠也可以自裁以谢罪追随主君而去，却非要触怒燕王，牵连无辜族人学生枉死，只为自已博取身后名，可谓对族人学生不义。
用早期儒学仁义礼智信的标杆来评价，方孝孺不仁不义不智，相差冯道不可以道理计；但在理学家愚忠愚孝的标准下，方孝孺成为一个道德完人，朱隶的儿子朱高炽就赦免了方孝孺，下旨道：“若方孝孺辈，皆忠臣，诏从宽典。”南明弘光帝甚至追谥“文正”，文正为文臣之中最高谥号，将其拔高为道德标杆。
到了民国时期蔡东藩评价方孝孺：“方孝孺一迂儒耳，观其为建文立谋，无一可用，亦无一成功。至拒绝草诏，犹不失为忠臣，然一死已足谢故主，何必激动燕王之怒，以致夷及十族，试问此十族之中，有何仇怨，而必令其同归于尽乎？”可谓是公允之论。
但像方孝孺、海瑞之辈，除了作为牌坊，又能干啥实事呢？海瑞名满天下，但不能任事，一个像王莽一般拘泥于道德标准的清流能干啥事倒奇怪了；无论是高拱，张居正，甚至万历，都瞧不上他，只是把他作为一种工具和门面使用而已。
在理学的禁锢下，要么就像方孝孺、海瑞一般腐儒不通世情，在承平时期还能做个牌坊宣传，到了动荡时期往往误国误君；要么就是培养出一批伪君子和两面人，平时高喊口号，有事第一个先跑，不是傻就是坏，像冯道这种务实为民之人少之又少，可谓是一蟹不如一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