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视频青少年模式为何这么难做？

人类发明技术，技术重塑人类。

早在20世纪80年代，文化研究学者尼尔·波兹曼就在《童年的消逝》中指出，电视时代的来临，让小孩子开始享用与成人相同的精神食粮。高速流动的信息让未成年人更早形成固定思维，换言之，儿童因为技术而加速“成人化”，在精神上“早熟”了。

时至今日，青少年只需要一部智能手机，就可以随时随地走进数字世界，用百倍于电视的效率，接受互联网信息的冲刷。

在数字媒介已经与人类社会、人类活动深刻结合的时代，“青少年是否应当上网”已是不值一顾的过时论题。“如何”让青少年安全地浏览互联网？如何在庞杂的数字世界为他们搭建起保护机制？才是我们应当关注的核心问题。

01

放不下的“世界之窗”

视频注定是数字时代的主流。上世纪90年代，《连线》杂志主编凯文·凯利就毫不掩饰对视频产业的看好——他认为，未来将会有5000个永不停播的电视频道。

直播和短视频，变相证明了凯文·凯利的预言。据安信证券和CNNIC的数据，2020年我国直播和短视频用户规模分别达到了5.3亿和8.7亿人。[1]

2016年，竞争激烈的短视频行业涌入了第一批专业内容（PUGC）创作者。专业人士、机构，甚至媒体纷纷入驻短视频平台。截至2018年6月，入驻抖音的政府机构和媒体数量，已超过500家。

与游戏等偏娱乐性质的产品不同，直播和短视频既可以是消遣工具，也可以成为网民的信息来源。现在，你在短视频平台不仅能看到游戏、影视等娱乐内容，也能看到新闻、科普和教育知识。

短视频平台的使用门槛很低，这无异于为青少年打开了一个“世界窗口”。

这个“窗口”意味着什么？

有学者认为，在欠发达地区，优质短视频内容能够弥补了教育的短板；在发达地区，则能补充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2]

此外，低创作门槛的短视频平台，不仅激发了青少年的表达欲，也给足了他们创作空间。近几年，越来越多的未成年创作者在短视频平台爆红，如模仿李佳琦带货的“天天小朋友”和模仿老师爆红的“钟美美”。这些小主播在短视频里分享生活、知识、技能，也从其中获得自我表达的乐趣和社交满足感。

“天天”与“钟美美”

今天，家长们已经很难让孩子自绝于互联网与短视频。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2019年发布的报告显示，超过90%的家长允许孩子周末“玩玩手机”，有的家长甚至会与孩子分享或者一起观看短视频。[3]

短视频不是魔鬼，它的前辈们没有毁掉孩子，它也不会。但少数短视频依然会产生不良影响，保护青少年仍不可松懈。

该怎么把自控力差、叛逆心强的青少年“管起来”？

02

青少年模式，哪有那么好做？

让争到眼红的科技公司们“一致对外”的话题不多，青少年保护就是其中一个。

这当然离不开政策的要求。游戏防沉迷的历史要追溯到2005年[4]，而“青少年模式”陆续出现在其它类型的App中，则是十几年之后的事。2018年7月，抖音上线了相关功能，而到2019年，“青少年模式”逐渐成为移动应用的标配。

所谓“青少年模式”，最基本的功能都是密码锁+限制使用时间，但科技公司对青少年模式的重视程度普遍不高——多数是为应付监管而简单开一个功能，少有人真正把青少年管理系统做得有体系、有效果。

青少年模式效果不佳，也引发了媒体批评。

今年3月，《人民日报》刊文直指某些网络游戏“青少年模式形同虚设”[5]，电商平台花几块钱就能买到破解教程，卸载软件、退出重新登录等简单操作，也可以解除一些软件的青少年模式。

青少年模式，源于政策推动，但它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除了合规与责任感，科技公司们缺乏改进的动力。这造成了青少年模式的乱象：不用心做，做了也不好用，甚至空有一个名号。

2020年年底《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评论称，青少年模式失效明显是态度问题：“只需简单亲身体验一番，就不难发现某些平台‘青少年模式’的种种问题。媒体、家长等稍稍上手一试就能发现的问题，平台方的产品经理和研发团队，为什么视而不见、后知后觉呢？”[6]

除了容易被绕开，青少年模式的内容管理也被人诟病。

2021年3月， 南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研究中心发布了一份《短视频直播App青少年保护测评报告》 [7]，这是南都连续第二年针对短视频直播类App的青少年保护做评测报告。两年测评发现，“软色情”是平台一大痼疾，七成App未就少儿不宜内容作显著提示，甚至还有六成App允许发布儿童裸露视频。此外，还有半数App诱导打赏，且一经消费无法退款。

南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研究中心还发现，有些App内容审核不到位，而另外一些App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青少年模式下内容单调、更新频率慢，甚至直接禁用全部功能，失去了使用价值。在南都测试的全部20款App中，仅有抖音、快手、抖音火山版和西瓜视频四款App的青少年模式整体表现较好。

青少年保护是一项系统且复杂的工作，它既需要完整的风控，又需要互联网引导青少年正确“冲浪”，健康成长。

大量青少年热衷于短视频这样新鲜、有趣的事物，是既定的社会事实；但短视频平台们的青少年保护工作，没有可以参考的国际案例——中国科技公司早已走在了最前列。因此，如何管理内容，如何建立风控措施，都是全新的挑战。

短视频平台们近年来在青少年保护领域已经有了诸多探索。4月13日，抖音宣布“青少年模式”功能升级，并发布《2020年抖音未成年人保护透明度报告》，这是抖音多年青少年保护经验的总结。

如果展开分析抖音的保护的措施，会发现它与我们的认识类似：短视频的青少年模式，不仅仅有保护和限制作用，更要让青少年有所进益。

保护：建立一个短视频的“温室”

短视频领域的青少年保护，首要任务是预防知识体系不完善、心智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在推荐系统里被“投喂”不适合的内容。根据抖音透露，他们分析了对未成年人有害的内容类型，并设置面向青少年内容的专用审核队列。特定的审核工作，甚至覆盖到推送给疑似青少年用户的视频评论区。

某种程度上说，这是平台自发执行的“内容质量分层”，这套系统的建设和运营，显然需要不少人力支出。

另外，还需要针对青少年的特殊数据保护。站在家长立场上，保护孩子的个人信息直接事关人身安全，因照片等信息泄露导致拐卖、绑架等恶性事件时常见诸报端。抖音青少年模式专门制定《儿童/青少年使用须知》，建立一套更为严格的未成年人信息收集、使用规则，确保未成年人的信息收集和使用被控制在最小范围内，并提供额外的隐私保护。

当然，对青少年有效保护的前提，是“青少年模式”本身的安全设计，不能像报道中那样轻易被关掉或绕开。抖音的新版青少年模式，已经实现了对设备的识别。在青少年模式开启后，不论更换账号、卸载重装等模式，都无法破解。

这个设计值得普及。它的逻辑不难想到，但难的是一个平台认真保护青少年的决心——哪怕这些措施一定会导致未成年用户使用时长下降，哪怕现在的互联网内容、社交都是“得年轻人得天下”。

最后一层的保护，是在未成年人在异常消费后，给他们“后悔药”——退款，这有助于修复未成年人网络消费导致的家庭矛盾。在充值过程中，尽管抖音也像一些游戏公司一样，对疑似未成年用户使用人脸识别验证等方式，核验用户身份，但仍然难以100%避免未成年用户的消费行为，因此，合理的客服退款流程就成为平台必须规划的工作。

在4月13日的媒体开放日上，抖音详细介绍了他们的未成年人打赏退款流程，它的核心是判断直播打赏是否由未成年人发起。

图：抖音

但总结实际的退款举报案例，抖音公布了一个特别的数字：63.5%的未成年人打赏退款，是由成年人冒充的。但抖音直播产品经理范永清表示，为保障用户体验，平台采取先行全额退赔，这也意味着会有部分款项平台可能无法追回，产生额外的资金损失。2020年5月至2021年3月，抖音直播共为3.6万个用户办理了未成年人打赏的退款，未成年人退款的平均时间仅需19.7小时。

发展：每进一步，都有欢喜

如上所述，与游戏防沉迷更强调“保护”不同，短视频领域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让短视频成为更好的知识载体，帮助孩子认知世界。为此，抖音的青少年模式相比普通版本有两个显著变化：专属的内容池，和额外的“发现”频道页。

根据《2020年抖音未成年人保护透明度报告》，共有超过54万条短视频经过人工审核，进入青少年模式的内容池，平均每天接近1500条，这些内容为青少年模式提供了丰富、可靠的内容素材。

而“发现”频道页，则是在原本抖音极简的推荐流之外，专门为青少年开辟的更加结构化、成体系的视频知识。在这里，青少年用户可以根据兴趣主动选择感兴趣的内容，或者使用同样经过安全处理的搜索工具获取知识。它是对算法推送的必要补充。

03

技术不是万能的，管孩子也得靠家长

尽管“防沉迷”常与游戏绑定，但它并非数字时代的概念。我们似乎永远都在质问，“信息（information）”是否会腐蚀社会，无论它以何种面貌出现，被什么平台承载。

从一个故事，一幅画，一本书，一段录音，一部电影，再到数字时代高度多样化的媒介，与前所未有丰富且易得的娱乐内容。人们总是担忧，不为人知的黑暗角落里，是不是藏匿着热衷毒害人类下一代的怪物。

当然，我们都知道这种担忧不是空穴来风，相较于过往的任何媒介，互联网更易藏污纳垢，矛盾前所未有。

“网络宵禁”、实名制、青少年模式、内容审核以及分级制度等，这些从不是中国特色。为了限制有害内容在互联网蔓延，各种民间/官方组织手段尽出，从制度到技术，竭尽所能的尝试规范互联网。

互联网的治理与合规，永远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猫鼠游戏。

曾经是电视，后来是电子游戏，现在是短视频，那么未来又会是什么形态的内容，导致未成年人“沉迷”？

内容的承载形态与传播媒介总是先发制人，用以保护的防范技术之发展必定落后半步，互联网公司无法为尚不存在的内容形态，未卜先知地建立保护机制。

“数字沉迷”注定无法根除，数字世界对未成年的潜在危害亦然——这是我们需要接受的现实。

更何况，无论算法有多高超，推荐有多合理，验证有多复杂，事后措施有多完善，技术终究是死的，限制总有办法被绕过。特别是在未成年人的数字技能愈发熟练，三观愈发早熟的当下。这不是，也不应该是技术要解决的问题。

在诸多堪称“奇葩”的未成年沉迷与充值事件中，我们总是能看到关键角色——监护人的缺位。

2021年6月1日起，我国将正式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该法第七十一条明确规定了父母的角色：“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提高网络素养，规范自身使用网络的行为，加强对未成年人使用网络行为的引导和监督。”[8]

技术，无论它是什么，将会突然且迅速的全面改造社会——这是现代社会不死的荒谬神话。家长们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总是倾向于技术能做什么，却忘记了自己的角色，忘了技术所覆盖不到的地方，仅有父母才是最后的防线。

归根结底，青少年的保护是一个复杂议题。一家公司，一项技术，一款软件，都不能孤立地给父母和社会一份满分答卷——它们需要制度的建立，需要教育的协助，需要父母对子女的陪伴。

毕竟若社会问题是上锁的门，技术是钥匙，用钥匙开门的，终究是人，也只能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