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一男子王某，从继女晴晴（化名）10岁开始对其实施奸淫长达三年，致使其处女膜陈旧性裂伤，并患有细菌性阴道炎。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后，王某认为刑罚过重提起上诉。近日，江西省景德镇中院二审裁定维持原判。
2007年出生的晴晴，在父母离异后，跟随母亲李某、继父王某以及同母异父的妹妹共同生活。重组家庭的一家四口和谐生活并没有维持很久。
2017年9月的一天下午，被告人王某趁李某和亲生女儿不在家之际，以“沟通学习情况”为由，将晴晴叫去其房间，随后趁机抱住晴晴，对其进行奸淫。
此后一直至2020年6月，王某会选择妻女不在家时，或间隔一两个星期，或间隔一两个月不等，强迫晴晴与之发生性行为。
同时，更加令人发指的是，2018年3月晴晴月经初潮后，为防止怀孕，王某在奸淫晴晴后时常会让其服用紧急避孕药，全然不顾药物的伤害。
王某最后一次奸淫发生在2020年6月，其亲生女儿正好回家，撞见了这一幕。妹妹将看见的情况告诉了母亲，李某随即赶回家中制止了王某的侵害行为。
但因王某辩称其只是酒后一时糊涂，加之担心会对女儿的名声造成影响， 母亲并没有立即报警。直到后来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才向公安机关报警，王某被抓获归案。
而上述案件的基本情况，也暴露出了三个大众对于性侵害的常见误区。
误区一
性侵 犯往往是陌生人
自2008年起，广东佛山一13岁女孩遭到继父长达五年之久的强奸，稍微反抗便会遭到毒打。直到2013年7月，女孩因为怀孕才将真相告诉了母亲。
贵州一女孩在其10岁时遭到母亲男友贺某的胁迫与强奸，长达4年。每次在强奸前，女孩如果稍有不从，贺某就威胁说要杀了女孩，或直接殴打直至她屈从。甚至强迫女孩写下自愿与其发生性行为的纸条。在巨大的心理压力下，女孩选择了退学。
江苏苏州吴江一女孩，从12岁开始遭受继父张某性侵和骚扰长达10年，最终选择了自杀。吴江区人民法院，以强奸罪判处张某有期徒刑十三年。
根据“女童保护”统计，在2020年媒体公开报道的332起案例中，熟人作案231起，占比74.04%。而这231起熟人作案的案例中，亲人亲属（父亲、继父、兄长、叔伯等）作案48起，占比20.78%。
因此，性侵者并不是都符合大众对于“坏人”的想象，甚至多数都是熟人作案。同时，这些恶劣的“熟人”，也并不只是孩子的老师、朋友、邻居与旁系亲戚，直系亲属甚至父母也有可能实施性侵。
误区二
被性侵后担心 声誉不敢报警
此案中，母亲在发现女儿遭到丈夫的强奸后，担心会对女儿的名声造成影响并未及时选择报警。“可怜天下父母心”，母亲担心女儿的未来，处于保护的心情不敢选择报警，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
这种心态也并不少见，许多被害儿童在遭遇性侵后，家长害怕声张太大影响孩子名声而选择默默吞下苦果。其实此类想法是不正确的。
一方面，从维权角度来说，如果遭遇性侵后不尽快报警，在公安的支持与帮助下进行取证，之后再想追究犯罪者的责任，很可能会因为证据不足等原因无法立案起诉。
另一方面，“女童保护”在给孩子及家长讲授防性侵知识时会强调，假如孩子遭遇了性侵害，这不是孩子的错，是坏人的错。
因此，在性侵事件发生后，我们首先应该考虑的是帮助孩子恢复身心健康与惩罚罪犯，而不是本末倒置地为了所谓“名声”而沉默受辱。大众也不应该污名化性侵被害人，而应该清晰地认识到，被害人是没有错的，应该谴责的是罪犯。
误区三
被 强奸这么久孩子为 何 不说
上述提及的性侵案例，女孩都是被侵害数年后才主动说出或被发现。很多人会非常疑惑的是，如果是强迫，为什么这些孩子被强奸几年了也没有说出来呢？
这其中并非三言两语地可以按照人们的常理去概括与评判。
首先，研究显示，在父亲性侵女儿的案例中，被性侵的女儿年龄在9-13岁的居多，这个年纪的女孩身体开始发育，对家长充满依恋和信赖的感情，最易轻信大人，上当受骗。
而在教育比较落后的地区，她们对性知识的了解很缺乏。 由于对性行为的不了解，许多孩子对于什么是性侵害并没有准确的认知。 或者不相信父亲会有侵犯她们的邪念，这些女孩更容易被父亲诱骗发生性行为。
本案中，晴晴起初也对继父的性侵行为并不能准确识别。据晴晴称，直到初中上生理课，她才明白，这叫“发生性关系”。所以之后每次继父想要与其发生性关系，她都会反抗，但因年龄太小，反抗不了，而王某也不顾她的反抗，强行奸淫。
其次，因为生育、教育、抚养、赡养等关系形成父亲-女儿身份地位差异，女儿对父亲的权威、暴力威胁不敢反抗，考虑到亲情、伦理、生活保障以及羞耻感的自我规训等因素，受害人往往不敢声张，不敢报警维权，这也使得这些禽兽父亲得以长期性侵女儿。此案中，晴晴述称，因为害怕与不好意思，她一直未将此事告诉母亲与任何人。
因此，一方面，“女童保护”依然要再次呼吁将防性侵教育纳入义务教育常态化教学，通过教育的手段让孩子们认识身体与隐私部位、能够识别性侵害、掌握一定的自我保护与维权技能；
另一方面，社会大众一定要对性侵受害者“去污名化”，让这些受伤的孩子们及其家长能够有“安全感”与“底气”去主动维权，而不是为了害怕“人言”而独自吞下“苦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