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针对农村籍大学生就读经验的研究正在增加。作者以“阶层身份认同(Class Identification)”为切入点,探讨社会结构、院校影响力和主体能动性如何共同形塑农村籍大学生的就读经验。
作者：廖青 黄绮妮
摘要
本研究以阶层身份认同为探讨精英大学农村籍学生就读经历的理论工具。首先探索性地在社会身份转换中融入布尔迪厄阶层模型理论,即资本和生存心态支撑个体抽象意义上的结构空间位置,遵循文化建构的阶层身份分析路径,将情感回应纳入分析框架之中,以此搭建弱势阶层大学生阶层身份认同的理论框架。然后结合实证研究,考察高等教育场域结构与行动者主体能动性交互作用下,个体所秉承资本的增长和生存心态的转换如何成为他们重新确认阶层身份的锚点,而对不同阶层群体的评价和情感则在阶层身份认同过程中发挥重要的调节作用,基于此提出以阶层身份认同作为理解弱势阶层大学生就读经验的新视角。
关键词
阶层身份认同; 向上流动; 农村籍大学生;
研究背景、理论工具与问题
在一系列面向农村贫困地区的专项招生计划助推下,精英高校农村籍学生的比例正在逐步上升。宏观来看,优质高等教育机会的增加势必有力提升农村学子的向上流动几率,而在个体层面,每一个进入精英高校的农村籍学生其就读经验都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既折射了社会结构对通过高等教育这一特定渠道正在实现阶层向上流动者所打下的深深烙印,也体现了高校在重塑农村籍学生资本及生存心态过程中的角色,更是居于其中的行动者之主体能动性的见证。因此,对农村籍学生就读经验的富有洞察力的研究具有很强的社会学和教育学价值。
近年来,针对农村籍大学生就读经验的研究正在增加,布尔迪厄实践理论1的三部曲——场域、生存心态和资本帮助我们深刻地揭示了农村籍大学生所面临的困境,集中表现为承袭自家庭所处阶层的生存心态与高等教育场域的错配以及不同形式资本的匮乏。2也有研究者主张高等教育场域恰恰是生存心态发生转变以及资本出现增长的最为常见的所在,即农村籍大学生的向上流动有赖于城市文化资本的积累3和相应生存心态的习得4。高等教育是农村籍大学生实现重新社教化的场所,但他们的就读经验除资本与生存心态的变化之外,尚包含底层文化与城市文化的冲突、妥协或融合。5而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相信蓝领城市移民在文化适应和城乡身份认同上易遭遇困境,却认为农村籍大学生(尤其是那些进入精英大学者)是不会有问题的,不过近年的研究显示白领城市移民陷入身份认同的迷茫境地者也在增多。6事实上,制度性身份和可预期的社会经济地位仅仅是农村籍大学生重新确认社会身份的锚点,此一过程的文化心理融合则起到重要的调节作用。本研究以“阶层身份认同(Class Identification)”为切入点,探讨社会结构、院校影响力和主体能动性如何共同形塑农村籍大学生的就读经验。
对于农村籍大学生而言,阶层身份认同仍是一个未完成的状态,它既是过程也是结果。7就过程来说,作为社会身份之一的阶层身份具备前者的基本特质且遵循社会身份认同的一般路径,来自个体对其群体身份的认识以及与此身份相联系的价值和情感意义。学界通常认为社会身份认同包含以下三个维度:认知(对成员身份的意识) 、评价(群体价值的判断)和情感(归属感等情感卷入)。8基于社会分层,阶层身份通常指的是个体对属于某个特定的社会阶层集体的主观感知9。西方学界在世纪之交掀起了一场有关传统阶层分析是否已经消亡的争论10,近年来西方有关阶层身份认同的经验研究都出现了同样的潮流,即受访者对阶层身份的否认。11在争论和反思之中,文化建构的阶层身份分析路径逐渐变得明晰,其核心主张是个体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并不能决定身份认同,而是作为建构身份的一种资源12,包括生活方式、消费方式和品位等的特定文化倾向之集合体亦扮演重要角色13。
以往主流的社会学研究认为有关阶层和阶层不平等的情绪回应应该隶属个人的心理学领域,这种个体化的情绪回应往往被排除在宏观叙事的社会学图景之外。近年来,一些受过良好教育同时出身工人阶层的西方研究者活跃在学术舞台,他们通过长时期的民族志研究,揭示了阶层如何含蓄地存在于日常社会过程和互动之中14,越来越多的人认同阶层身份存在于实践和对实践的描述之中15。阶层身份的主要表现形式即为个体对于阶层的情绪回应,故而重视从个体心灵出发理解阶层身份的转换过程。本研究也支持此种阶层身份分析的研究进路,在教育所发生的向上流动过程中,行动者的能动性不仅体现为阶层模型理论下资本的增长和生存心态的改变,他们在此过程中的情感回应也使得阶层身份的重新自我定位过程变得更加复杂,亦使得阶层身份认同更具模糊性和矛盾性。16
具体到本研究的情境下,对农村籍大学生而言,一个重要支撑是社会阶层位置的可能变化。社会阶层位置的变化是一种抽象意义上的结构空间的流动,同时也体现在日常生活之中。布尔迪厄认为阶层的模型建基于社会空间中“资本”的流动。17这一空间的结构由不同形式资本及其所有物的分布所决定的,而这种所有物可以赋予拥有者以力量、权力和因此而带来的利益。阶层形成于抽象的社会结构与日常生活琐碎细节的互动之中18,而资本和生存心态则支撑了个体抽象意义上的结构空间位置。农村籍大学生资本的积累和生存心态的转换亦是他们重新协商阶层身份的重要资源,尤其是可能的社会流动可视为身份形成过程的一部分19,即个体在社会阶层中的位置依然持续地为人提供自我定位的锚点。20
综上所述,本研究既需要探寻农村籍大学生当下的资本积累以及未来可能的向上流动对于个体重新定位阶层身份带来的影响,也要关注文化建构层面上特定倾向之集合体的形成,还要考察他们对自身阶层身份的情感体验和主观感知。在社会决定论和绝对的个人主义之间,笔者试图呈现农村大学生阶层身份认同的模糊性和矛盾性,理解个体在社会阶层位置发生变化这个过程中所体会到的丰富意义21。基于此,本研究致力于回答以下两个问题:农村籍大学生在阶层自我定位的过程中呈现出何种不同的类型?社会结构、院校影响力、主体能动性(资本和生存心态的变化、情感体验、主观感知等)在身份协商的过程中扮演何种角色?
研究资料的来源与分析策略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笔者以某市的四所精英大学22为研究地点,基于立意取样选取了32名来自农村贫困家庭的大学生为研究对象,为避免农村阶层分化的影响,将受访者的范围设为家庭常住地为农村,以农林牧副渔职业为主要经济来源,来自非江浙沪地区的农村籍大学生。从受访者的性别分布来看,女生12人、男生20人;由于研究对象为至少有两个学期及以上大学经历的学生,因此其年级分布为二年级4人、三年级15人、四年级13人;从专业分布来看,工科12人、文理学科10人、经管和医学类10人;从所在学校来看,四所大学分别是6人、8人、12人、6人。
对受访者的多次访谈转录为约64万字的文稿,初步来看,尽管这32名受访者来自相似的家庭背景,又都身处繁华都市的精英大学之中,但他们对自身就读经验的叙述以及对阶层身份的感知却呈现出十分丰富多样的图景。在对访谈资料进行开放式编码之后,受访者阶层身份协商过程中的两条主轴浮出水面:一是受访者对自身在社会结构空间中所处位置的认知,即前文所述之锚点;二是对先赋与后至阶层群体的评价和情感。尽管所有受访者在第一条主轴上分享共同的趋势,即他们认为从社会阶层结构的分化来看,自己将处于中间位置。但第二条主轴却呈现出极大差异。笔者根据受访者对先赋和后至阶层身份的接纳与拒绝区分出三种不同的阶层自我定位轨迹:同化型、分离型和整合型。
同化型7人(占总体比例21.9%),他们选择融入城市中产阶层文化,其代价通常是与原来的朋友和家庭关系的疏离。分离型15人(46.9%),他们坚信自己在社会结构空间中的位置是中间阶层的同时,却又选择尽最大可能保持自己原有阶层的文化和身份。整合型10人(31.3%),他们拒绝在两种阶层文化中间做出选择,而是游刃有余地往返于二者之间,在阶层身份认同上也是如此。
研究结果:农村籍大学生阶层身份认同的类型学分析
(一)同化型
对同化型受访者而言,原来所属阶层身份在精英大学的场域中无法带来积极自尊的满足23,“农村人”是一个污名化的称呼,但他们并没有将这种“污名化”代入到自己身上。精英大学的学习经历给同化型受访者带来了一种夹杂着荣耀与羞耻的复杂情感体验。荣耀来自他们原来所属群体给予实现向上流动者的荣光,而羞耻则是他们进入精英大学之后,面对那些来自城市更高社会阶层背景的同学产生的对于原来所属群体的情感。原因在于他们接纳了新场域关于价值的排序,即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城市优于农村。
作为回应,他们不再认同农村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与那些仍然留在农村的朋友之间的关系逐渐淡漠。对于自己所出身的家庭,同化型受访者认为家庭在提供少许经济和情感支撑的同时,更多的是给自己带来了很多的局限,譬如他们因为家庭背景而缺乏精英大学这个场域所奖赏的文化资本。事实上,他们大学期间的大部分支出来自国家提供的奖助学金和自己的兼职所得。与此同时,他们的家长都未曾接受过高等教育,大多数也很少走出自己所居住的农村。文化资本的匮乏使得他们无法在这方面提供更多的支持。当同化型受访者对自己所出身的家庭做如上审视时,他们与家人之间的关系也随之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进入精英大学这个父母亲完全陌生的情境之后,他们无法将自己遇到的困难与家人沟通,二者之间的交流仅限于一些日常的琐事。从他们对自己与家人之间关系的审视中可以看到,传统社会中父辈向后代传递社会生存法则的现象已经不复存在,除了少量的经济支持,只剩下情感的纽带,而没有资源的传递。与家庭的联系更多存在于他们自身对家庭的责任,尤其是经济的责任。
对于未来的规划,同化型受访者大多数希望从事诸如学术研究、软件开发、政府公职以及医生等典型的中产阶层工作。他们重视文化资本的积累,认为凭借不同形态文化资本的积累可以达到向上的流动。首先是制度化形态的文化资本——精英大学的文凭。他们对自己未来能够实现向上的流动充满信心。其次是内在化形态的文化资本——知识。譬如对大学制度惯习的了解,对学科知识的掌握,以及与人交流和组织活动的能力,他们亦相信此种文化资本能帮助他们实现向上的流动。24
同化型受访者凭借资本的积累和生存心态的改变而逐渐获得城市中间阶层的群体身份,但正如一些西方研究者所发现的那样,已经实现了阶层向上流动的人在对自我进行重新定位时被矛盾的情绪所困扰,有的甚至自认身处两个世界之间,使得向上流动成为一种复杂的情感体验。25许多向上流动者,尽管对自己的成就感到骄傲,却无法逃避内疚、羞耻或焦虑等负面情感的困扰:一些人为背叛了原有的阶层而内疚,一些人因为自己卑微的出身感到羞耻,还有一些人对被认出感到紧张26。本研究的同化型也报告了与“幸存者内疚感”相似的情感体验,即对自己想摆脱农村的想法持有一种较为强烈的内疚感。农村人所从事的农业是一种十分辛苦、但却无法获得足够奖赏的行业。他们的家人以此为教训,告诉他必须通过读书来逃离父辈的职业。在他们身上,对原有群体身份的否认始于对父辈所从事行业的否定,从而转向了对原来所属阶层的拒绝。
综上,同化型受访者较少从家庭获得资源,亦遭受先赋社会阶层位置在精英大学场域中所带来的伤害,完成了对先赋阶层身份的否定。与此同时,他们笃信文凭在城市社会中向其他形式资本转换的有效性。因此,在重新协商阶层身份时,认为自己将来会成为城市的中间阶层,是一种对原有群体身份的否定以及对新的集体身份的接纳。
受访者苕华来自边疆的农村家庭,是家族中的第一个大学生,考入重点大学的她得到了乡人的夸赞。“我算的上是我们村里第一个考上一本的。他们(村里人)不知道它是什么,但是他们知道是重点大学、名牌大学。那次(谢师宴)我爸爸请了村里面比较元老的人,隔壁村的人也会知道。我自己还是感到自豪的,虚荣心还是有一点”。这种荣耀的情感也得到了受访者本人的认同,他们接受了原来所属群体对于荣辱的排序,并且努力按照此种排序去维持并且延续这份荣耀。而当他们真正踏入大都市的精英大学时,却发现维持和延续荣耀并非易事。
苕华进入大学之后,发现自己的消费水平、穿着等都与来自城市的同学不同。她很明显地感知到了来自农村家庭相对于其他同学的经济劣势地位及其带来的其他影响。位于城市的精英大学冲击了苕华对生活方式的看法,当她看到了另外一种可能的生活方式之后,她庆幸自己通过考入精英大学获得了摆脱原来所属群体的机会。“读大学能见识到更多的东西。我是有点害怕很小的就嫁出去的那种,你说要见到更多东西也不太可能,定型了,而且以你的文化水平也不能嫁到层次比较高的家庭,带你见识更多的东西,(所以如果不读大学)基本就定型了”。苕华与家人和那些仍然留在农村的同伴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少。
在摒弃原来的阶层身份之后,苕华尝试以资本积累和生存心态改变来获得新的身份认同。首先是制度化形态的文化资本——精英大学的文凭。医学专业的苕华对自己将来能够实现社会阶层地位的向上流动充满信心,认为自己未来会沿着医生的这条道路走下去,相对于父母所在的阶层而言,这种向上的流动“还是靠专业吧,大学学到的东西,特别是像医生那样,比较稳。只要不出特别大的意外,(医生职业)属于随着年龄增值型的”。
(二)分离型
分离型受访者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场域,面对来自更高社会阶层背景的城市同伴,他们并未像同化型受访者那样,为自己卑微的出身感到羞耻。但事实上他们对外界所给予“农村人”这个群体的种种污名化认识以及城市社会的价值排序亦是了然的。尽管也承认农村在经济发展水平上与城市的差异,但他们对城市所给予农村的认知有不同的见解。分离型受访者否认社会阶层地位是个人能力的标示,他们致力于抛开大众给予先赋阶层的“污名化”,并不认同此一场域中的荣辱排序。
相比起同化型受访者,他们与家人的关系更亲密,与家长通常有着良好的沟通。这种沟通通常以受访者向家人传递有关大学的信息为主。除了子代向父辈所传递的有关外界的知识之外,分离型受访者和家长的交流也获得了后者所传递的知识与经验。此外,他们的家长为子代提供了重要的情感支持。再次,尽管家庭在经济上较为匮乏,但他们十分感谢家人对自己性格、品行等方面的培养。且与家人之间存在着双向的知识和情感交流,无论是从农村走进大城市之精英大学的子代向父辈传递外界的信息,还是父辈向子代所传授的自己的经验和提供情感的支持,抑或与兄弟姐妹之间的交流来看,分离型受访者与家庭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他们对家庭之于自身意义的描述,除了前文所提到的附着于亲密关系之上的知识、见识以及经验的双向传递,还有家庭给予他们在精英大学场域中参与竞争的资本,如经济支持、情感支持和品德培养。
因此,分离型受访者在看待决定先赋社会阶层位置的家庭背景时,有着更为复杂的心情。相比于同化型,他们相信原有群体或者成员资格能够更多地给予自己积极的意义,因而对原有群体有着更强的归属感。这也解释了为何他们在精英大学场域中依然忠于自己原来所属的群体,在面对城市强势文化的冲击时,仍然认为农村文化中有许多积极可取的地方,并且有一种强烈的认同。
受访者兰枝通过联合培养的方式进入精英大学,本科的第二年和第三年在这里度过,随后的第四年将回到自己原来的内陆学校。在这所精英大学中,兰枝感受到了身边同学在学业上表现十分优秀,在消费水平上远高于自己。此外,“以前的同学很少有娱乐时间,都以学业为重,也很少参加活动。这边的同学真的是两方面兼顾,基础也比较扎实,有很多时间去拓宽自己。他们都很独立有主见”。尽管与同学差异甚大,兰枝认为同学都很友善愿意帮助自己,但始终感觉因为生存心态的差异而很难真正融入其中。“这边不一样,她们一般回到寝室就是会安静地坐在电脑前做作业什么的。本来我就是很推心置腹地(想和她们交流),但她们有一点顾忌,有一点点隔阂。她们也会很坦诚,只是她们不善长我们的交流方式。”兰枝的叙述中有明确的“我们”和“她们”之分。
兰枝在精英大学的场域中经受了精英所带来的震惊,并且也感受到了融入其中的困难。不过,先赋阶层的身份为她带来了积极的价值感。譬如同化型受访者所认为的文化资本的匮乏,在兰枝看来就不是那么回事,她认为“农村人也有农村自己的见识。比如很基本的东西,小麦和韭菜,农村人认识城里人就不认识。”同化型受访者认为先赋阶层背景给自己的见识带来了局限,兰枝则认为农村是灵感的源泉,“长在农村有可能会激发自己的创造。比如我是农村的,对自己的家乡比较了解,感受到的环境不一样,激发的思维也不同于城市的人”。
与同化型和家人交流甚少不同,兰枝的父亲不但为她提供情感支持,也在学业上给她提供有益的启示。兰枝的父亲是建筑行业的工人,深刻地影响了她的专业选择。进入大学之后,兰枝与父亲的无话不说,有时甚至能够从父亲那里获得有关工程管理的实践经验。“我爸爸会经常跟我讲工地上的事情,有时候我们会就一个问题争论,我爸爸也能给我一些有益的启发,因为他在建筑工地上做了很长时间,有经验”。这种从原有文化中汲取积极价值的感知让兰枝为自己来自农村而感到庆幸,并且也更加认同农村的生活方式。正是这些积极的意义支撑了兰枝对先赋阶层身份的认同以及对后至阶层身份的抗拒。与此同时,兰枝的父亲对她这个家族第一个大学生寄予厚望,而兰枝自己也相信未来会居于社会阶层结构的中间位置,是为一种矛盾的阶层身份认同。
(三)整合型
整合型受访者确切地知道自己对城市文化的倾慕,依然认同城市社会的价值排序,认为只有在城市获得相应的社会阶层位置向上流动才是自身价值的最好证明。不同的是,他们仍希望保留先赋阶层身份。整合型受访者相信并且也是这样实践的,即先要在城市阶层社会的话语体系中得到与能力相匹配的阶级位置,然后他们才可能做到放弃城市生活转回农村,而自尊心不至于受到伤害。整合型受访者相信自己凭借文化资本可以获得代表着中产阶层的职位,从而成为城市的一员。但他们同时也受到农村的吸引,希望在自己的群体身份认同中保留农村的部分,并且接纳城市的部分。整合型受访者也可被认为是两种阶层文化之间的双重代理人,他们往往能够做到游刃有余地穿梭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之间。
受访者舜华来自西部省份的农村家庭。与同化型和分离型不同,她并没有感受到自己与来自城市的同学有很大的差异。“刚进大学的时候,也没觉得有多大差距吧。可能他们买的衣服贵一点,但我不会太在乎这个。个人的消费习惯不同,不会影响到正常的交流。”舜华充分理解大学的学习目标,并且也能很顺利地掌握精英大学的规则。她不认为自己与来自城市的同学相比存在文化资本的欠缺。事实上,她能够很好地融入大学的学习与社交活动中,并且能够获得大学评价标准之下的好成绩。
与分离型受访者相似,舜华与家人的关系也十分亲密。不同的是,她与家人的交流关系中,她是付出情感支持的一方。“上大学之后,爸爸妈妈不是很跟上时代了,他们想和我聊聊天,特别想知道你在做些什么。”除了情感的支持,舜华还与自己同样入读大学的哥哥一起,为家庭的经济做贡献,盖起了新房子。舜华并没有感受到家庭和大学之间存在无可跨越的沟壑,与那些没有读大学的朋友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虽然舜华进入大学之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学期间对自己从事的专业越来越熟悉,时间久了,谈吐、气质、皮肤、审美都会发生变化。”但她并不为自己获得了不同的生活轨迹而感到庆幸,“虽然她的生活不是我想要的,但我能感觉到她很幸福。假如我成绩不好(无法进入精英大学),在小县城过那样的生活,我也可以接受”。
面对农村和城市生活方式的差异,舜华也认为自己可以在二者之间很好地变换。“比如说我住在城市的时候,跟城市人很接近,我可以很接近他们的生活方式。学校这边生活的一个习惯两天洗一次澡经常去KTV,回家就是家里的习惯,不同情况是不同角色,我可以处理好这个角色,我在两个圈子都可以适应,两个有交集的时候也能适应好”。因此,在阶层身份认同上,舜华反问,“你说我自己属于哪一款?可以有交集吗?”。尽管舜华在身份认同上认为农村和城市都对自己有吸引力。但她依然认为返回农村的前提是在城市获得了足够的资源。“在年轻的时候,我会选择城市,等到四五十岁趋向于回农村工作。这些年我在外面接触到一些返乡创客。现在农村也有很多机遇,城市人也往乡里走。我在城市奋斗二十年,有一定资源之后,返回家乡创业。”从舜华的访谈资料中可以看到,不同于分离型对“农村人”的认同,舜华同时感受到了来自城市文化的吸引,并且认为自己因为出身农村同时在城市求学的缘故,在两个环境中都能自如地融进其中。
结论
对本研究的受访者而言,他们之所以会启动阶层身份的重新确认过程,乃是因为进入了一个代表着城市中产阶级文化的精英大学。在新的场域,既有威胁也有机会。资本的积累和生存心态的改变不仅是行动的结果,亦成为受访者重新确认阶层身份的锚点。主要依据文化资本的增长,几乎所有受访者对实现代际向上流动充满信心,即行动者能动性的第一条线索:主体行动所带来的变化。如果说受访者基于主体行动而产生的资本和生存心态的改变而重新定位自己社会阶层位置亦是在制度奖赏下,精英大学所赋予文化资本的一种兑现。那么,体现行动者能动性的第二条线索则不仅仅突破了社会阶层结构的限制,也超越了制度安排之下的身份归属,这就是他们对社会结构、制度安排与文化建构共同塑造的阶层经历之情感回应。
本研究发现32名受访者在相似的阶层经历之下,有着不同的情感回应,这是一种夹杂着“出人头地”的荣耀、“低人一等”的羞耻、“盛名难副”的压力以及回望原来所属群体而产生的“幸存者内疚”等等复杂因素的情感回应。27在这里,不同受访者之间的差异开始显现。从这条情感的线索来看,研究的结果呈现出这样一种状况:尽管制度安排上,他们已经脱离了这个群体。但近半人依然选择忠于原有群体身份,证明支撑受访者阶层身份认同的,不仅仅是社会制度的安排,同时也是一种文化建构之下的自主选择。因此,阶层身份的分析不再遵循“结构-意识-行动”的绝对联系,转而采用一种文化建构的阶层身份分析进路。
在这一条进路中,个体的主体能动性、内心情感世界和外部的社会结构联系在一起,从而阐明阶层是以何种方式暗含于个体对自我认知的改变中。
综上,受访者在社会结构、院校影响力与能动性的交织中进行阶层身份的重新协商,三者共同推进了这个过程。他们都相信自己未来会成为城市的中间阶层,但对自己原来的群体身份则有不同的认识。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试图提出我国转型时期精英大学中农村籍大学生阶层身份协商的机制。如图1所示,情感回应线,是个体主观能动性的体现,亦是文化建构的阶层身份认同过程。另一条线索则是社会分层结构、制度安排以及行动者主体行动三者互为交织的阶层身份认同过程,它基于阶层社会的奖赏机制,行动者本人之行动导致的资本的增长和生存心态的改变赢得了此一系统许诺的阶层位置的向上流动。
反思
本研究所呈现的精英大学农村籍学生的阶层身份协商图景既包括他们对自身阶层位置的看法,也体现了他们对农村的不同情感,二者共同构成了他们的阶层身份协商结果。令人惊讶的是,许多西方研究发现弱势阶层大学生往往面临两种身份认同非此即彼的撕扯,更多研究者认为来自弱势阶层大学生的向上流动过程是对原有身份的抛弃,转而寻求新的群体身份认同。而本研究的32名农村籍大学生中却有10人可以同时接纳先赋和后至阶层两种不同的身份认同,更有15名受访者在情感上选择忠于原有阶层的身份认同。这种独具特色的阶层身份协商机制与我国特定情境相关。转型时期,社会阶层的分化不仅以城乡作为分野,其内部亦存在复杂的分化。本研究的受访者即为上述二者共同定位的来自社会较低阶层背景的那一群人,他们凭借主体行动在社会阶层的分化中追求向上的流动,但这并不足以支撑他们完成阶层身份的转换,他们还需要处理城乡分野中的群体身份认同。因此,对我国精英大学中农村学生的阶层身份协商而言,结构赋予的枷锁是双重的。与此同时,本研究从这一批未来社会精英的身份认同中发现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78.12%)对原有阶层仍然保持着较为强烈的情感认同,而未来大概率居于社会中间位置的他们,有望成为我国转型时期阶层分化的粘合剂。故而本研究主张大学教育者应该鼓励农村籍学生对原有群体身份的关切,从而塑造完整的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