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代北京皇城的瓮城结构
李新峰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摘要】 元明清以来的皇宫城池，越来越呈现为内外两重结构，但在明代，北京皇城多被视为一个整体而非内外两重。本文分析明代两京皇城的建造历程、布局结构、防卫门禁，认为：明代北京皇城，并非按内外双重理念设计建造，而可视为一内城加四瓮城的整体结构。洪武时期的南京皇城，沿南方传统新修内城，为强化防御增建瓮城，后仿元代皇城加筑外城。永乐时期的北京皇城，在元代两重结构基础上，模仿、保留了南京模式，内外城之间瓮城地带的封围、防卫、门禁得到强化，内城与外城的区别相应弱化。所以，明代北京的皇宫城池，虽较以往更明显地分为内城和外城，在明人心目中却首先是一个内外一体的“皇城”。
【关键词】 明代，北京，皇城，瓮城，南京。
中国古代的皇宫城池，本为环卫宫殿而设，即使城墙由相邻数层构成，亦非内外城之别 [1] 。隋代之前，皇宫城池并不刻意隔绝宫廷、官署与民居，以后多内含官署、外别民居 [2] 。至宋金，大体以宫廷在北、官署在南，虽南北两分，仍非内外两重。元代，内设宫城、外设萧墙，中央行政官署与民居皆在萧墙之外 [3] ，首现比内城大得多的外周垣。明代的北京，内城为宫城即紫禁城，外城为皇城 [4] ，官衙、民居亦在外城之外，近似元代。晋宏逵指出，明初朱元璋受元代影响，建中都、南京的外周垣，“通过设置皇城门官，明确了大内之外的外墙也称皇城，也从此确立了明代大内两重城的格局。” [5] 清代至今，“大内”两重城池的观念深入人心，今人对明代皇宫城池的结构，亦作此观。
但是，明人似乎不太在意这种全新的两重结构。明代常见“皇城”“皇城四门”“皇城内外”，此“皇城”乃对皇宫城池整体的泛称，而刻意专称内城或外城者，明代前中期尚不多见。王剑英概括，明初营建南京、中都、北京宫阙时，专称内城为皇城，但外墙即禁垣包括在“皇城”范围内 [6] 。按，若“皇城”专指内城，就不包括外垣，若包括外垣，就不可能专指内城，两种指称不应在同一语境互见。事实上，明代以“皇城”专指内城者极少。李燮平指出，明初外周垣确立后，原专指内城的“皇城”范围扩大，遂与外周垣统称“皇城” [7] 。常欣指出：“自外禁垣出现以后，宫城和外禁垣一直是一个统一的整体。” [8] 的确，明代前期提及皇宫城池，并无特称外城墙或内外墙之间地带为皇城者。在时人心目中，皇宫城池就是一个作为整体的“皇城”。
明代北京的皇宫城池，是在元代基址上修建的，而元大都的皇宫城池初见双重规模。元末，陶宗仪载：
宫城周回九里三十步……高三十五尺，砖甃……东曰东华，七间，三门，（东西）〔南北〕一百十尺，深四十五尺，高八十尺。西曰西华，制度如东华。北曰厚载，五间，一门，东西八十七尺，深高如西华……外周垣红门十有五，内苑红门五，御苑红门四。 [9]
元代多以“宫城”指内城，“外周垣”或萧墙指外城。明初萧洵参观北平故宫，称“内城广可六七里，方布四隅” [10] 。官方度量内城，称：“故元皇城，周围一千二十六丈。” [11] 以上皆强调“大内”范围内又有一个内城。不过，内外城崇卑悬绝，似难等量齐观。内城城墙与城门规格较高，按元尺合今34.8厘米 [12] ，内城城墙高逾12米，城楼高近28米。而外周垣不称“城”，所设红门多达十五处，与内苑、御苑之门皆称红门，当无城楼，规格远低于内城诸门。其中有“东二红门”“北红门” [13] ，仅以编号、方位命名，可以想见其“寒酸”。杨宽指出，元代内外城之间，并无主管行政的中央官署，萧墙围起东西两个宫殿群和苑囿，只是为加强保卫而增建的大内外围墙垣，称“红门阑马墙”，墙垣比宫城要矮得多 [14] 。如此，元代的内外两重观念，粗具而已。
明代前期，外城沿袭了元代萧墙之名 [15] 。万历《大明会典》载北京内城规格：
城高三丈，垛口四尺五寸五分，基厚二丈五尺，顶收二丈一尺二寸五分。 [16]
按明营造尺合今31.78厘米 [17] 计，则北京内城不计城垛高9.5米，厚达8米，顶部宽6.8米以容守卫。嘉庆会典载明代外城规格：
皇城……高一丈八尺，下广六尺五寸，上广五尺三寸。甃以砖，涂以朱，覆以黄琉璃瓦。 [18]
姑以清营造尺合今32厘米米计，高5.8米，厚仅2.1米，顶宽1.7米，与内城相去甚远。另外，晋宏逵据清代地安门、大清门形制指出，明代东安门、西安门为木构屋宇式，七间三开门，大明门、长安左、右门则是砖石构屋宇式，三开门，皆单檐歇山顶 [19] 。无论哪一种，都不能与东、西华门的重檐高楼相提并论。
元明的两重城墙，皆内崇外卑。内城是一座标准的高大城池，外城更像一堵附属内城的外墙，似不足以独立身份与内城并列。时人以外墙为皇宫城池边界，而无需强调内外两重的结构。不过，明代的内城，不如元代那样高大，外城则应该比“阑马墙”壮观些，内外城的规格差距缩小了。由此，外城地位理应上升，内外两重的观念，应较元代浓厚，而与清代以来相似。但从明初开始，时人强调内外一体的“皇城”，反而淡化了内外两重。则明代皇宫城池的结构，是否本质上有别于元代，而致明人本无内外两重城池的观念?
一、南京瓮城结构
明朝永乐时期建北京皇宫城池，皆仿南京。洪武二十八年（1395），《洪武京城图志》系统介绍南京的皇宫城池，罗列诸门：
奉天门、东角门、西角门、中左门、中右门、后门、后右门、左顺门、右顺门、武英门、文华门、春和门。
午门、左掖门、右掖门、左阙门、右阙门、社街门、庙街门、端门、承天门、阙左门、社右门、长安左门、长安右门、洪武门。
东华门、东上南门、东上北门、东安门。
西华门、西中门、西上南门、西上北门、西安门。
玄武门、北上东门、北上西门、北安门、亲蚕之门。
以上皆宫门。 [20]
与陶宗仪、萧洵强调内城不同，“以上皆宫门”，既不区分内外，也不分别轻重。第一段可视为，以御门听政的奉天门为中心，介绍内城之内的奉天门前后左右各门，也可视为，以三大殿为核心，先介绍所在院落各门，再介绍内城其他门，总之，皆内城之内各门。下面四段，乃按南东西北，分列各方向的内、外城门。每个方向，从内城门向外，一直说到顶端的外城门为止。内外之分，让位于方位之别。
《洪武京城图志》附图 [21] ，画出内外城墙，但外墙不突出，倒是四个方向的内外诸门，各围绕内外之间的甬道，构成封闭空间。如从西华门到西安门，甬道上有二门，甬道南北有四个门，八门联属，围成一个巨大的长方形瓮城。这种形制，在明清皇宫城池的南门方向，一直存在，即从午门经端门到承天门，两侧围以高墙、开门出入的封闭空间。但是，四个方向皆如此，就从总体上改变了皇宫城池的进出模式：内城经这四个瓮城，通达外城之外和外城之内的地带，而非经内、外两重城门出“皇城”。这是元代乃至历代皇宫城池所未见的新现象。元代内外城之间，并无甬道诸门，四四方方的高大内城，自与萧墙区分内外。但明初的整体结构，与其说是内外两重，不如说是内城配四大瓮城的模式，外城墙被彻底“边缘化”了。
《洪武京城图志》所绘东西两个瓮城，城楼规格、城门设置不同，其中西部道北三门、道南一门。这不一定精准刻画东西差异，而可能是刻意展现建筑形制的灵活可能性。则东西两侧诸门，真会如图中所示，联建高墙，与甬道诸门合围成严格封闭的空间吗？晋宏逵指出，南京皇宫城池内外门之间为“封闭大道”，将外城分为“六大空间”，各区之间经封闭大道的侧门联通 [22] ，尚未明言墙垣之有无，与侧门之规格。按，万历前期，南京光禄寺卿王樵载：
出光禄署，入西上门，循皇城而南，入阙右門，会于吏科……尚膳监在西中门内，与御用监相对。御用监，旧丞相府也。尚膳监之左为大烹门，门之内为凉楼……之后为光禄寺。 [23]
南京光禄寺在皇宫城池的位置，与北京不同，位于“内城西” [24] ，即外城以内地带的西部。尚膳监在“西中门内”，东为光禄寺，南为御用监即“旧丞相府”，即洪武初年的中书省旧址。比王樵稍早时，王世贞参观旧丞相府，进外城西门后：
数百步，更入重门，又百余武，有大门北向，其高与诸宫殿等，为三门以通。中涓指谓余，此故丞相府也……已而有堂，巍然南向，由堂背以入 [25]
则旧丞相府在甬道南侧，尚膳监在甬道北侧，光禄寺在东北。《明武宗实录》载，正德八年（1513），“雷击南京光禄寺大烹门凉楼。”正德十三年（1518），“南京工科给事中王纪劾奏尚膳监太监任宣，于南京西上北门乘轿张盖，骄纵无上。” [26] 王樵所记大烹门，应即《洪武京城图志》所示道北东北门。道北正中者，当为尚膳监对应的西上北门。旧丞相府内的建筑都是南向，需要“由堂背入”，则其北门，非原府第后门，应为《洪武京城图志》所示道南之门，即西上南门。西上南门巍峨“与诸宫殿等、为三门以通”，出入西上北门有舆轿之禁，则二门非仅牌楼之类，规格当不低于西中门、西上门等。
洪武十年（1377），明朝“置皇城门官，端门……西安门、西上门、西上南门、西上北门……。” [27] 此守门内官之设，重在申明门禁，各方皆含安、上、南、北四门，而无中门。洪武十八年（1385），“置午门……西上门、西中门、西安门……门吏，各四名。” [28] 此门吏之设，重在处理事务，各方皆含安、中、上三门，而无南北门。则诸上南、上北门，人员往来之频繁或不如甬道诸门，门禁之重则同瓮城东西两端之门，尚在瓮城内部的中门之上。
万历二十四年（1596），一伙儿小偷夜间“进西安门、西上门，由阙右门过阙左门，至走更桥下乾水洞内，扒进紫城内东宫殿上”。为此，把守西安门、西上门、阙左、右门的官员皆遭参劾 [29] 。入西上门至阙右门，路线同上引王樵所行。若西上南、北门可通南北，乃至甬道四面未封闭，小偷们完全可以穿行绕至阙右门，不必铤而走险潜过有军队把守的西上门。
由此，西上南、北门并非路口地标，而是正规的大门，临甬道两侧而建，外通明初中书省、光禄寺等，与西安门、西中门、西上门构成一个彻底封闭、各门位置均衡的瓮城，联通内外城。东方、北方，规制亦应类此，与内城南方从午门到承天门的形制、规模相似。
明初南京的皇宫城池，非按规划一次性建成。吴元年（1367），建成“皇城”即内城。至洪武六年（1373）建成中都后，开始修筑南京“内城”即皇宫城池的外城。洪武十年（1377）底，如上引，设西安门等门官 [30] 。这是西安等门首见记录。则诸瓮城，是否洪武六年（1373）至十年（1377）间，在建外城过程中设置的呢？
从洪武二年（1369）开始，明朝在凤阳营中都，所建皇宫城池，设内城与外周垣。但是，无论历代记载，还是现存遗址，皆无内外城之间诸门和瓮城的任何痕迹，甚至连午门以南的瓮城也不见遗存 [31] 。换言之，中都皇宫城池，有外墙而无内外间瓮城。这与此前刚刚建成的南京“皇城”，适成对比。按，中都开工之初的洪武二年（1369）底，“张耀……奏进工部尚书张允所取北平宫室图。上览之，令依元旧皇城基，改造王府。” [32] 中都有外墙无瓮城，与元代一致，当属朱元璋见识元大都之制后所定。此后南京皇宫城池增建的外城，必承元大都、明中都之制。南京增建外城，只言“修筑……内城，周二千五百七十一丈九尺” [33] ，未言其他。则异于中都之制的瓮城，似非此时增建。
《明太祖实录》载，洪武元年（1368），“置洪武门千户所” [34] 。皇城的南端，晚至洪武二十五年（1392），尚名“广敬门” [35] ，至洪武二十八年（1395）《洪武京城图志》名“洪武门”，而洪武末年、建文、永乐初年，或称“正前门”“辂门” [36] 。这条记载，或系建文、永乐修纂《实录》时未遑还原旧名。但洪武门也并非建文、永乐定名，所以，本条记载完全可能了体现原名与实事。洪武门是外城向南伸出的瓮城南端的城门，而此时尚无外城。若曰内城建成之初，南方已不但建成从午门到承天门的瓮城，而且建成从承天门到洪武门的“瓮城之瓮城”，实难想象。不过，梁庆华等将洪武六年（1373）外城周长换算为8288米，因此时尚未拓展外城西墙，将西部宽度按东部计，再将南方瓮城直至洪武门计算在内，结果恰合实测 [37] 。而明朝官方测量北京皇宫城池周长时，也确实是计长方形城池加瓮城的 [38] 。可见，洪武六年（1373）的外城数据，已将以洪武门为顶端的瓮城计算在内。退一步想，就算这个数据是工程结束后增补的，就算“洪武门千户所”只是在后称洪武门的地方设置了千户所，这个地点应已为重要地标。端门、承天门等南部重门，重要性远超洪武门，虽然洪武十年（1377）方首见《实录》，此前必有设置。
由此，比较合理的推测是：建内城时，同时建内城南到承天门的瓮城，增建外城时，同时建外城南到洪武门的外瓮城，和内城到外城的其他三方瓮城。但是，若初建内城时，其他三方不设瓮城，似过于单薄。明初的南京城，城墙之高、城门之固，可称空前绝后。今存南京城的南门，内设三层瓮城，主城门厚逾50米，可以想见，明初对门禁守卫之追求，已近病态。与京城相比，皇宫城池防卫之严，必有过之而无不及。吴元年（1367）所建内城，当既非仅简单的长方形城池，也非仅仅在南部伸出狭长的瓮城以壮观瞻。四面瓮城，当早在吴元年（1367）初建皇城、未见元大都规制时，为强化防御而建。后来模仿元大都外周垣，以各瓮城顶端为枢纽，向两侧延伸增筑了一道外墙。总之，南京皇宫城池，看似一个以四面瓮城联通内外两重城墙的格局，实则一个内城加四大瓮城、附加外墙的模式。这个模式，既非继承前代，亦非出自规划，而是明初内城加瓮城的特殊格局受元制启发增补的。洪武建文时期，时人视皇宫城池，当无内外两重观念。
二、北京瓮城遗制
永乐建北京，体制一依南京。但北京的皇宫城池，无需重复先建内城与瓮城、后建外城的过程，当按南京已有的四面瓮城联通内外两重城墙，直接建设。然则，北京是否有四面瓮城之设呢？皇宫城池南部，设两重瓮城。内从午门经端门到承天门，与两侧的阙门、庙社门、街门，构成联通内外城的瓮城。外从承天门到大明门，与两侧的长安门，构成伸出外城的瓮城。此尽人皆知，与南京完全相同。其他三面，似乎没有南京那样明显的联通内外城门的瓮城。但明代前期，皇宫城池虽然是按两重格局建设的，却未淡化“皇城”整体观念，则南京的瓮城结构及其整体观念，应该在一定程度上传递到了北京。
（一）东部封闭空间
据《北京历史地图集》，东、西华门外未设瓮城。而《洪武京城图志》东西部瓮城的规模气势，在北部之上，直追南部。则北京东、西华门外，是否有瓮城遗迹呢？
东华门与东安门，东西相对，距离最短，似宜建成瓮城。但甬道两侧东上南北门的方位，似非瓮城所应有。朱偰据刘若愚详载道路建筑判断，东上南门、东上北门，远在垂直于东华门至东安门甬道的便道南北段中部，西部规制略同 [39] 。《北京历史地图集》标“东上中门”于东华门外的道路交叉口，东上南、北门在南北道路稍近处，诸门无辅墙，仅标识通衢，西部略同 [40] 。按，朱偰仅粗略估计，而刘若愚《酌中志》、孙承泽《春明梦余录》不载东上门、西上门所在，《北京历史地图集》或因此合“上门”“中门”而称某“上中门”。其实，明代记载中，东西上门、中门常见，却无“东上中门”“西上中门”名目。
晋宏逵据外城北部规制、清代地图、西华门外明代地基遗址等指出，明代习惯在主门前布置左右辅门，东、西华门外紧邻护城河设上门，跨门外南北便道建左右门，“左右门与上门距离不会太远”，“明代皇城门、三组中门、上门及其左右门、宫城门的四层组合，是宫门前大道的设置模式。其左右两侧，南门利用庑房，其余三门利用沿街衙署及其围墙，形成相对封闭的空间。” [41] 这项推断，严格区分东上门与东上南、北门的东西方位差异，精准合理，但仍以东、上南北门在离开甬道的南北便道上。若然，两门在甬道两侧各凸出一片，与甬道围成一个T字形空间，与南部的长安左、右门与大明门构成T字型瓮城相似，又与北上东、西门即远在东西两侧呼应。但是，长安左、右门在外城之外，而内城东、西华门之外，应更类似内城午门之外。午门之外的阙左、右门，实接阙楼而临甬道，并不向两侧凸出。北上东、西门，乃因万岁山阻隔而向两侧推移，皆位于东西道路和南北道路交汇处。无论将两条南北道路视为被万岁山“绿化带”隔开的一条正北方甬道，还是将万岁山地带视为比两侧南北道路更重要的禁地甬道，二门仍可视为紧临北上门外十字路口而建，未向两侧凸出。
崇祯年间，刘若愚《酌中志》介绍皇城内各衙门、建筑的职能与分布，内容系统、详尽而精确，就明代皇城而言，史料价值在《春明梦余录》《日下旧闻考》之上。此前研究者多有征引，但或与其他史料等量齐观，或因刘氏独特的描述方式和叙事顺序，偶有误读或疏略。刘若愚于东华门外地带载：
东河边……过东上北门、东中门，街北则弹子房……再东则东安里门……过桥则东安门也。
自东上南门之东，曰重华宫。
自东上南门迤南，街东曰永泰门，门内街北则重华宫之前门也。 [42]
早在景泰元年（1450），明英宗归国，礼部定仪：“太上皇帝……进东安门，于东上北门南面坐，皇帝出见……自东上南门入南城。” [43] 按计划，明英宗要沿甬道至东上门前，再向南拐进南内，拐弯前接见皇帝和百官。礼部似不可能将行礼时的御座，设置在离开甬道的南北便道上，即东上北门当紧邻东西甬道。其实，刘若愚此前先介绍北河沿即南北道路北段沿线，然后介绍东西甬道“街北”。其“过东上北门、东中门”是在甬道上看“街北”，东上北门应该临街即东西甬道。同理，“东上南门之东”是看东西甬道的街南，然后“东上南门迤南”是看南北便道南段的“街东”，东上南门应临十字路口。所以，东上南、北门，实距东上门非常“不远”，正是在东西甬道上临街而建，门后辟为南北便道。东华门经东上门、东中门、东安里门至东安门，与两侧的东上南、北门，构成一个规整的长方形封闭空间，与南京如出一辙。
（二）西部封闭空间
内外城之间，西部最宽敞。西北的西安门与东南的西华门相去甚远，长长的道路在内城西北角外的乾明门拐弯，向西经棂星门至西安门，向南直达西华门。《北京历史地图集》将乾明门至棂星门一段，标为南北临湖、四面围墙的封闭小城，将西安门至棂星门、乾明门至西华门两段，标为开放街道 [44] 。按，刘若愚载：
乾明门……由玉河桥、玉熙宫迤西，曰棂星门，迤北曰羊房夹道，牲口房、虎城在焉，内安乐堂在焉。棂星门迤西，曰西酒房……曰洗帛处、果园厂，曰西安里门，曰甲字等十库……正西则西安门也。棂星门迤西街南，赃罚别库之门也。门之东迤南，曰蚕池，曰阳德门，又西曰迎和门，则万寿宫之门也，曰大光明殿。自阳德门外，皆可以至河。 [45]
“门之东迤南”之门，当指赃罚别库之门，蚕池位于棂星门西南 [46] 。刘若愚乃以棂星门为起点，依次述其西北、正西、西南。紧邻棂星门的街北羊房夹道，必是垂直于甬道的南北便道。此后向西诸署联比，直达西安门，街南强调为赃罚别库之门临街，皆未提及街道出口。阳德门位于棂星门西南，应即蚕池周边某门，“又西”的迎和门，皆在棂星门西南再向西，在甬道以南较远处万寿宫墙上。万寿宫是嘉靖年间重建的西内，明世宗载：“文皇帝旧宫之迎和门……外之南，作一亭……迎和门内之北，立先蚕坛。” [47] 则迎和门必非北向甬道开门。夏言有诗词“迎和门外柳堤平”“迎和门外日初晴”。 [48] 严嵩载：“于金海边乘凉，是日出迎和门，登舟。” [49] 明末清初人记迎和门牌匾，称“东迎和门” [50] 。可知迎和门乃面对太液池，向东开门。作为“万寿宫之门”，迎和门必临大道，这只能是棂星门以西向南的便道，与羊房夹道南北贯通。总之，从西安门至乾明门的长长甬道，仅在棂星门西向南北两侧开便道，形成十字路口，虽未设门，形制与东华门外的甬道相似 [51] 。
刘若愚又载：
乾明门，门里迤南曰兵仗局，曰西直房……曰旧监库……曰尚膳外监，曰甜食房，曰西上北门。
自西上北门过西上南门，向东，则御用监也。又南向西，则银作局也。 [52]
刘若愚乃自乾明门南对便道，依次介绍道西、便道和道东。其中，由北向南罗列道西建筑，至甜食房，已在东华门至西苑门甬道非街北 [53] 。则甜食房下的最后一处“西上北门”，必在南北便道北段的南端。
朱偰据“向东则御用监也”，许冰彬据御用监在西华门西南一里左右等，认为御用监在南北道路南段之东 [54] 。《北京历史地图集》则将御用监标在道西的宽阔区域 [55] 。按，便道东至护城河，仅50米左右，不足以容纳御用监这样庞大的机构，也不合一里左右。刘若愚言“向”某方位，一般指“面向”，而非“走向”。如介绍南北向的西一长街沿线诸门：“再北向东，与凤彩门斜对者，曰咸和右门……咸和右门之北向东，与隆福门相对者，曰广和右门……广和门〔之北〕向东，与端则门相对者，曰大成右门。” [56] 咸和右门、广和右门、大成右门，皆位于街西，南北相望、坐西朝东 [57] 。所以，“向东则御用监”，不是指道东，而是指御用监大门向东开，位于道西，《北京历史地图集》确。由此，御用监是从北向南“过西上南门”后，看到大门东开的第一个地标，西上南门必在南北便道南段的北端。
总之，西上南门、西上北门，也是临甬道而建，与甬道上的西华门、西上门、西中门、西苑门，构成一个紧凑的长方形区域。刘若愚介绍东、西华门外甬道大街两侧，除上南、北门两侧的便道，从未介绍有其他街道交汇。这两个地段，如晋宏逵所言“利用沿街衙署及其围墙”，形成了不但形状规整、而且彻底封闭的空间。乾明门至棂星门的小城以西，直到西安门，途中仅与一条南北便道交汇，不妨也视为棂星门外相对封闭的规整长方形空间。
（三）北部瓮城与封闭空间
据《北京历史地图集》，外城北部，有两个南北串联的瓮城。偏南者，从玄武门外的北上门至万岁门，与两侧的北上东、西门，构成一个东西很宽、南北很窄的小瓮城。偏北者，从万岁门北过万岁山至北中门，与两侧的山左、右里门，构成一个环绕万岁山的大瓮城。两者叠加，内与玄武门隔河相望，外以大道通北安门 [58] 。此包山而城、北端不接外城，异于南京联通外城的北部瓮城。按，刘若愚载：
皇城内，自北安门里街东曰黄瓦东门……北安门内街西曰安乐堂……再南黄瓦西门之里，则内官监也。过北中门，迤西则白石桥、万法殿等处，至大高玄殿……北中门之南，曰寿皇殿。 [59]
“过北中门”向西，为外城西北诸建筑，则北中门必非万岁山瓮城的北门。《明宣宗实录》载，宣德四年（1429），“北安门守卫百户杨清奏：‘昨夜一更初，府军后（军）〔卫〕指挥李春进题本，臣递至北中门，守卫官不肯传达。’” [60] 晋宏逵据此指出，北中门有门禁功能，应横跨北安门内南北道路，可能位于雁翅楼北端 [61] 。按，刘若愚未提及雁翅楼，“过北中门”即介绍“迤西”“之南”，则北中门更可能如单士元推测，在“今地安门大街南端丁字路口处” [62] 。如此，北安门内整条街道，与北中门、街两侧的黄瓦东、西门，构成一个彻底封闭的空间。
刘若愚言“北中门之南”为宫殿，当指诸宫殿方位，并非指可从北中门径直走到寿皇殿。万岁山以北，宫殿邃密，瓮城北墙似未开后门。万历《大明会典》载，公主出殡，“由东上南门、东上北门、北中门、北安门出。” [63] 灵柩并未经北上东门、北上门进入两个瓮城，而是沿瓮城墙外道路至北中门。可见万岁山周边瓮城，非供南北通行，而是一个交通障碍。出北上门后，需折经北上东、西门，再往北，绕过万岁山，方可汇聚到西中门。如果将万岁山视为南北甬道中央的一条宽阔“绿化带”，则北上门至北中门，也是一个上门之外两侧开门、门后设垂直便道的封闭空间。
晋宏逵据乾隆《京城全图》指出，在内城以北，“从景山东西苑墙延伸出来的围墙一直要抵到护城河边，墙中央辟北上东门及北上西门。从北上门两侧伸出的围墙，‘撞’在东西围墙上，形成神武门外、北上门内的一个长方形封闭院落。” [64] 这不是清代后期的样式，完全可能是明代遗制。明代北上东、西门之南的围墙，除了向内折形成扁平瓮城，还继续向南直抵护城河。这“堵上”了西上门侧后的缺口，构成了从玄武门向外直到万岁山北的瓮城。
可见，城池规划的本意，是构筑从玄武门直抵北安门、联通内外城的完整瓮城，只因万岁山的阻隔，才分为南部宽扁的瓮城和北部狭长的封闭空间两段。这两段区域，内部联以万岁山三侧的便道，外部通向北上东、西门外的便道。其原型及职能，正同东、西华门之外。
上述东华门、西华门、玄武门外与西安门、北安门内，两侧皆仅设一条垂直便道开口，余似皆为诸衙署围墙，形成严丝合缝的封闭空间。内外城门之间，设中门，将甬道分为两段。内城门至中门一段，两侧开门设道，自属合理。而中门至外城门的一段，似亦应两侧开门，方令中门之设，不至多此一举。北安门至北中门两侧，即设黄瓦东、西门。若拟端门为南部的中门，则其内两侧设阙门等，外两侧设街门等。由此，棂星门可视为西安门内的中门，门外两侧设便道，与北安门内相似。至于东安里门外的南北河沿，必可通行，但这是宣德年间拓展东墙遗留的空白地带，并非规划设置的便道。刘若愚述西安里门，与诸衙署混杂，或因西段道路过长，而仿东安门内设一里门，但垂直便道并无明据。要之，里门皆特例，非关形制。观刘若愚所述，东中门至东安里门、西中门至西苑门，距离甚短，应无其他道路出口。
总之，北京皇宫城池内外城门之外的甬道，皆尽量围成规整、封闭的空间。其中，南部沿袭南京的瓮城规制，北部有万岁山阻隔，建有南段瓮城和北段封闭空间，西部内外城门相去辽远，围成外城门内和内城门外两段，东部内外城之间则严密规整。这个格局，颇见南京四瓮城之意。
三、守卫与门禁
这些封闭空间，貌似瓮城，却不一定具备瓮城的防卫功能。南京的皇宫城池，是先建瓮城以临外部、后增外城，防卫必重瓮城。而在北京，内城、外城包括内外城之间诸门同时兴建，皇宫城池的守卫任务，是按内城加瓮城，而非内外两重城池的观念布置的吗？这些地带的门禁，比外城其他地区要严格吗？若然，则北京的皇宫城池，确有南京瓮城体制的痕迹。
（一）瓮城式防区
《明太宗实录》载，永乐十八年（1420），行在兵部尚书方宾提议：
守卫官军旧有定数，午门、端门、承天门、长安左右门，俱系金吾、旗手、府军、虎贲宿卫。今因别有选调，其数不足，宜増羽林、济川、济阳、燕山四卫军士，相参宿直。 [65]
从午门到长安左右门，既非内城一部，亦非外城一部，而是皇宫城池南部的瓮城甬道地带。与正德《大明会典》 [66] 比对，此八卫全称当为：金吾前卫、旗手卫、府军卫、虎贲左卫、羽林前卫、济川卫、济阳卫、燕山前卫。其中，金吾前等四卫，皆属洪武时旧设上十二卫 [67] ，羽林前等四卫，皆属靖难成功后新设的十个上直卫 [68] 。此时系迁都伊始，金吾前等四卫守卫南部瓮城的模式，当属南京旧制。《明仁宗实录》载，洪熙元年（1425），明朝调整皇宫城池守卫：
选京师散卫军之精壮者，助亲军守卫。亲军专守皇城四门，京卫军助守端门之外及东上等门……一时权益，非为定制。 [69]
“专守皇城四门”，似指守卫分为内重外轻的两个系统，内城四门仍全由亲军把守，外围各门向一般京卫开放。若然，这可能是明代前期以“皇城”专指内城、区分内外城的孤例。常欣认为，这虽属权宜之计，仍反映“宫城与外禁垣之间守卫特点的不同……显露了内外皇城划分的早期痕迹” [70] 。按，“皇城四门”并未明言特指内城四门，助守也未明言包括“承天”“东安”等外城门，况且明朝也不会将承天门托付给关系疏远的京卫军。则助守，更可能指京卫参与守卫内外门间的次要诸门，而非与亲军卫明分内外。明初以来的完整“定制”，最早见于成化年间叶盛抄录的正统十三年（1448）原始文件：
卫士守宿内门，前班官旗军校尉四千三百二十四员名，后班少十名：东中门七、玄武门一、北安门二。
官军三日一点……羽林前、金吾前……大兴左等二十一卫，各具官军等项数目，奏本送科。
午门至长安左右门：午门，阙左门并守铺，阙右门并守铺，端门，承天门，长安左门并守铺，长安右门并守铺。
东华门至东安门：东华门并守铺，东上门并东上南、北门，东中门，东安墙门，东安门并守铺。
西华门至西安门：西华门并守铺，西上门并西上南、北门，西中门，乾明门，西安里门，西安门并守铺。
玄武门至北安门：玄武门并守铺，北上门并北上东、西门，北中门，北安门并守铺。 [71]
守铺，指城墙外设诸巡逻铺，由军人巡夜。某门并守铺的职责，当包括防卫本段城墙。在第一句，东中门、北安门这些外城门，与玄武门这样的内城门一视同仁。在第二句，“二十一卫”就是二十二亲军卫减去职能特殊的锦衣卫、府军前卫 [72] 。在后四句，并未按内外城分别轻重亲疏，而是按四个方向，各从内城门到外城门构成一个单元。这与洪武二十八年（1395）《洪武京城图志》介绍南京内外诸门的方式 [73] ，高度吻合。每个方向内部，如向东，由内而外，从“东华门并守铺”即内城东墙，到内外城之间诸门，再到“东安门并守铺”，除去外围的守铺任务，即略见瓮城守卫系统的框架。可以想见，洪熙元年（1425）一度增派的普通京卫军，是先分派到四个大单元，在单元内部增添到外围某处。所谓“专守皇城四门”，并未视内城为自成一体的防卫单元，而是指四个方向的瓮城系统，每个防卫系统以“并守铺”的内、外城门为核心。
正德《大明会典》对内、外城门在防卫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介绍尤详：
计各卫分定地方，皇城四门：
自午门左至阙左门、东第五铺，午门右至阙右门、西第五铺。端门左至承天门左桥南，端门右至承天门右桥南。长安左门至外皇城以东第六铺，长安右门至外皇城以西第十一铺。右旗手、济阳、济州、府军、虎贲左、金吾前、燕山前、羽林前八卫官军分守。
东华门左尽左第十一铺、东至东上门左，东华门右尽右第一铺、东至东上门右。东安门左外尽左第十四铺、内至东上南北门左，东安门右外尽右第十四铺、内至东上南北门右。以上该金吾左、羽林左、府军左、燕山左四卫官军分守。
西华门左尽左第一铺、西至西上南北门左，西华门右尽右第九铺、西至西上南北门右。西安门左外尽左第十二铺、内至乾明门左，西安门右外尽右第七铺、内至乾明门右。以上该金吾右、羽林右、府军右、燕山右四卫官军分守。
玄武门左尽左第五铺、北至北上门、北上西门以左，玄武门右尽右第四铺、北至北上门、北上东门以右。北安门左外尽左第十二铺、内至北上西门外以左，北安门右外尽右第八铺、内至北上东门外以右。右金吾后、府军后、通州、大兴左四卫官军分守。 [74]
此“皇城四门”，绝非内城诸门，而是各内外城门构成的四个瓮城防卫系统。常欣据此指出：“不论‘内皇城’还是‘外皇城’，都是由所在卫军按区分守……并不以内外而定界。” [75] 的确，此段与正统十三年（1448）文件一致，按“皇城四门”即四方分工。区别在于，文件罗列每区的防守要地，而《会典》勾勒每区的各段防线，防线以内、外两门为枢纽，向两端、左右延伸，最终彼此接合。
南部防线分午门前方与两侧、端门至承天门、承天门两侧三段。各段无缝对接，形成两个背对背的U型。若不计外围各铺，防线所围，正是南部瓮城。
东部防线分两段，内以东华门、外以东安门为核心，除各沿城墙延伸，相向沿东西甬道两侧，在东上门“左”“右”与东上南北门“左”“右”接合。这印证了东上南北门临甬道而设的推测：“东上门左”与东上北门左、“东上门右”与东上南门右，需南北两门临街，方得唇齿相依，令东区防线对接。若不计诸铺，防线所围，正是东华门至东安门之间的甬道。
西部防线，内由西华门外至西上南北门，外由西安门内至乾明门，未曾衔接。西部，盖因内外门之间距离太远，放弃了中间南北向的乾明门至西上北门一段，分守西安门内、西华门外两段。西安门内防线起止，正合上文所述的棂星门东西封闭空间。而西华门外防线，至西上南北门即路口而止，未达西苑门。西苑门虽与西华门构成封闭空间，毕竟不在西华门至西安门的道路上，或因此无需防守。而晋宏逵据清初《皇城宫殿衙署图》指出：“紫禁城西侧，北自乾明门南到东华门大街北，一条南北向长墙隐藏在房屋群中。” [76] 明代若在此段设墙划界，守卫出西华门北转至乾明门一段，亦属合理。
北部防线，由内城北墙、玄武门向外至北上门、北上东西门，由外城北墙、北安门向内至北上东、西门，内外接合。内外防线各形成两个不规整的背对背U形，比东西部复杂。其中，“北上门、北上西门以左”之“北上门”，似指经过北上门至北上西门，颇显冗余。其实，此含北上门“左”之意，指只能按“北上门左”计的、北上西门向南延伸到护城河的那段城墙。若不计各铺，从玄武门到北安门，本应围成一个长长的瓮城，防线呈两个规整的背对背U形。因万岁山阻隔，其东西北三侧的道路需纳入防区。故北安门为枢纽的北部防线北段，沿三侧道路延伸，在北上东西门与南段会合。如上述，北上东西门可视为北上门外的十字路口，此正合东部防线的结合模式。
总之，北京皇宫城池的守卫任务，不但按四个方向分派，而且每个方向的防区和防线，契合上文所示诸封闭空间。可以想见，若无万岁山和太液池阻隔，北方、西方的防区防线，会像南方、东方那样，完全对应各甬道。全城守卫的重点，并非内外城的城墙，而是内外城之间的通道，相当于南京的四大瓮城地带。
正德《大明会典》每一节，一般先录 “洪武二十六年定”即《诸司职掌》原文，再记历年“事例”。此“守卫”一节，无《诸司职掌》原文可录，先简介守卫事务，再列各卫分守地段防线，以下方列“事例”。所以，此乃高于后增“事例”的基本制度条文。如上述，南部防区八卫，乃永乐十八年（1420）四旧加四新，四旧来自洪武上十二卫，四新来自靖难后新设十上直卫。其他三区，每区仅四卫，每四卫乃两旧两新。如东区的羽林左卫、府军左卫属洪武上十二卫，金吾左卫、燕山左卫属新设十卫。由此，北京的二十卫系统，是由南京的十卫系统翻倍而成。洪武时期的上十二卫中，锦衣卫、旗手卫职掌内廷服务，本非守城之军。但传统的上十卫中，府军前卫是蓝玉的起家班底，洪武二十六年（1393）遭彻底清洗 [77] ，必不能再任宿卫，此后当由旗手卫接替。则南京皇城的防卫，本分四个防区，每区一个金吾或羽林某卫、一个府军某卫，南方加旗手卫、虎贲左卫，十卫分为四、二、二、二。可见，《会典》所记分区模式和兵力配备，乃沿袭南京旧制，永乐迁都以来沿用不移。万历《大明会典》相关部分，沿袭了正德《大明会典》原文 [78] 。总之，明代皇宫城池的防卫体系，一直基于以四个内外城门为核心对接防线而成的瓮城系统。
（二）瓮城式门禁
内外城之间，诸门层层叠叠、正跨侧分，但甬道区域毕竟是通衢大道，东部甬道更是官民频繁出入之所。与垂直交汇的诸便道相比，甬道会有更严格的肃静封闭措施吗？诸门会不嫌繁琐，像东华门、东安门那样设置严格门禁吗？刘若愚《酌中志》载：
骑马，凡内府有名骑马者，自东、西下马门起，至北安、西安门栅栏、东上北门止。又，东上南门起，至南内、西上南门及宝钞司止。 [79]
内外城之间，只有某些指定道路区段可以乘马，即禁例稍松。此“东、西下马门”，不见他人记载。刘若愚《明宫史》又载：“内承运库……在东下马门。” [80] 内承运库，实在东华门外南北便道北段 [81] 。前引刘若愚介绍乾明门南道西，至西上北门，续曰：“其东向北者，则西下马门矣……西面城河，两岸止有矮河墙，罗列石作物料而已。逆贤擅政，乘兴大工之际，辄自西下马门迤北，乾明门迤南，于兵仗局对门一带，造作房屋数区，以为秉笔直房，于风水颇失宜。” [82] 西上北门之“东向北”，已在护城河上，似不合理。按，魏忠贤建设的直房，仅“数区”，位于道路北端“兵仗局对门”，占据“西下马门迤北，乾明门迤南”。则“东向北”，不是指西上北门以东，而是介绍道西诸衙门完毕，开始介绍道西之东、便道之上朝北开的西下马门。此跨南北便道北段偏北的方位，正与东下马门对应。
按《酌中志》所述，从两处下马门骑马出发，往北、往西可达外城门，门以南便道不能骑马。但“东上北门止”，又似可骑马。宣德三年（1428），杨荣等“游万岁山……即入东上北门，乘马，及乾宁门，下马。” [83] 乾宁门不见记载。杨荣所游，即俗称万岁山的西苑琼华岛，此“乾宁门”必即上述琼华岛南小城的东门乾明门 [84] 。杨荣至此，必经内城东北角一带的东下马门处。此时或尚无下马门之设，但东上北门以北的便道，的确可骑马。崇祯十六年（1643），阁臣蒋德璟等赴景山：
出会极门，过文华殿、端本宫，过东华门，出东上门。上预传锦衣备马以俟，入东上北门，赐骑马。绕禁城外，而夹道皆槐树，十步一株。行可千余武，折而西，过禁城，则万岁山在望矣。复折而北，下马，入山左里门。
出山左里门，复骑马，至东上门北门内，下马，步行入阁。 [85]
“东上门北门”，或为“东上北门”之讹，或东上南、北两门，本属东上门“系统”，故有此称。蒋德璟记事，极其细致，而来回东上北门至山左里门之间，未记下马。则明末之东下门马，或仅需过门下马，甚至对权贵重臣无实际妨碍。
西下马门的功能，应与东下马门一致。但刘若愚言“自东、西下马门起……东上北门止”，并未言“西上北门止”。明代记载中，也未见在西上北门以北便道骑马者。此西部南北便道，属西华门与西安门之间通道，或重于东部便道，与乾明门至西安门相当。上引杨荣至乾明门下马，似乾明门以西的小城不能骑马。但宣德八年（1433），杨士奇等十余人游西苑，“自西安门入，听乘舆马，及太液池而步。” [86] 途经棂星门等，未言下马，则杨荣于乾明门下马，只因到达太液池而已。乾明门与棂星门之间的小城乃至以西甬道，皆可以乘马，符合刘若愚所言终点“北安、西安门栅栏” [87] 。则西上北门以北的便道，与此规格相同，当可乘马。
“东上南门起，至南内、西上南门及宝钞司止”句，似指可骑马绕内城南半圈。若然，当按顺时针顺序，先述宝钞司、后述终点西上南门。且内城以南的瓮城规格隆重，午门、端门一带，必不可骑马穿行，故此句不通。刘若愚此句，另有版本作：“东上南门起，至南内、西上南门止，至宝钞司。” [88] 此句亦不通，然“至”字或有所自。颇疑两种版本皆存抄刻讹误，本意当为：“东上南门起，至南内；西上南门起，至宝钞司止。”即两条南北便道的南段都可以骑马。
嘉靖前期，夏言有诗“迎和门外据雕鞍” [89] 。崇祯十五年（1642），蒋德璟入对西苑，自内城入苑、苑内、归至内城，皆曾骑马：
出西上门、西中门、西苑门，上马，锦衣校尉执鞭。
登紫光阁……沿西海行，待马，过万寿宫，而锦衣控马至矣……下马徘徊久之。
时日已西……乘马出西苑门、西中、西上，至西华门下马。 [90]
蒋德璟从万寿宫往南一直骑马，与夏言诗对照可知，棂星门西与甬道垂直的南北便道，亦可乘马。但是，东、西华门正对的甬道，规格不同。蒋德璟赴景山，在东上北门外上、下马，东华门外舆马之禁甚严。此番锦衣卫没有在西上南北、门一带备马，而是在西苑门外等候，则西华门至西苑门的甬道不可乘马，同东部。但蒋德璟归时，又从西苑门一直乘马至西华门，或因外出时遵制，归时则已晚，又或因西苑门以东已非守卫区域，故不甚严格。结合刘若愚所载，可知东、西华门外的两处甬道，按规定本是不能乘马的。
总之，外城之中，与诸甬道垂直的大型便道，乃至西安门、北安门内，皆可乘马，规格一致。唯独东华门外至东安门、西华门外至西苑门的长方形甬道，不可乘马。万历三十五年（1607），皇亲陈承恩“以空舆出东上门，为伍长所缉……并提门金吾、羽林西上门诸指挥、伍长罚谪有差。” [91] 东西甬道的“马禁”“舆禁”，似同午门外的瓮城，和北上东、西门之间的小瓮城。换言之，四个内城门外的区域，无论是甬道还是瓮城，禁行规格皆遵瓮城之制。
在南京，洪武十年（1377）设守门内官，东西北每个方向有四门，如西安门、西上门、西上南北门 [92] 。十八年（1385）设门吏，每门四名，东西北每个方向有三门，如西安门、西中门、西上门 [93] 。守门内官与门吏，设置地点、职能不同。
门吏本设在横跨甬道诸门，至洪武二十六年（1393），设置依然 [94] 。正德《大明会典》载门吏设置、数额，较洪武时期有所调整，共十六门，增加了长安左右和东上南北等四个侧门 [95] 。《明宪宗实录》载，成化二十二年（1488）：
铸午门、端门、承天门、长安右、东上南、北、东中、东、西安、北中、北安并内府北安门照出入大小铜故关防印子三十七颗，以旧木石印子缺坏也。 [96]
此较正德《大明会典》少五门，似删并诸上门等次要者。但万历《大明会典》详载成化二十二年（1488）定制：“令各铸关防，凡钱粮文书进出用使。”各门门吏、关防数量不一，仍共十六门 [97] 。则《实录》系省文，所有跨甬道诸门此后依然皆设门吏，关防由木石改铜，盘查钱粮文书进出。
守门内官，本设在瓮城正侧各门，历代有增无减。明代中期，重申旧制职责为：“提督卫士，关防出入。” [98] 即内官率军人把守。天顺元年（1457），诸臣自述夺门功：“夺东中门、东上南门，直抵南宫。”“各藏兵器，夺取东上门，直抵宫门。”天顺六年（1463），有人发疯“突入御用监……复走入西上门，门者获之。” [99] 可知军人把守并非具文。崇祯十六年（1643），阁臣蒋德璟等赴景山观射：
其跟从人役，每员计一人，随入东门里，不得过山左门。各给司礼监木牌一面，预派内臣四员，在东上左门北察点。 [100]
随行者可以从“东门”即东安门，进至山左门即“山左里门”之外，需西过东中门，至东上北门转北。而路上接受盘查的地点“东上左门”，正是例设守门内官的东上北门。
诸门设门吏、内官及军人，规格高于内外城之间其他地区诸门，如上述黄瓦东西门、山左右里门、东西下马门甚至构成小城的乾明门、棂星门等。跨甬道而设的上门、中门、外城门，当与规格更高的四个内城门，构成“皇城四门”系统，门禁独严。而东上南、北门，乃临甬道而设的侧门，却兼设内官与门吏，规格直逼东安门、东上门，高于东中门、东安里门及其他侧门。可知东华门外，人员往来频密，尤重甬道内外之防。如上文，南京西华门外甬道的侧门，专为瓮城而设，背后临衙署，而非背开街道。而据上引杨荣出北上东门骑马，可知明初建北京，即在侧门背后开南北便道。此较南京稍轻瓮城之防，而重甬道内外之交通便利。然诸门设守门内官、门吏，在东部整条甬道和西华门外、玄武门外、北安门内、西安门内等封闭区域，仍围成人员、马匹、车辆无法自由通行的空间，虽由衙署围墙取代了特设的瓮城墙，封闭效果则近似南部午门至承天门的瓮城。
四、结论
明代北京皇宫城池的内外两重城池，并非出自规划，而是明初两次承旧创新建设的偶然结果。中国古代的皇宫城池，本无内外双重城墙的规制。金中都的皇宫城池，继承唐宋的北宫南衙之制 [101] 。元上都的皇宫，的确建内外两重城池，内宫外衙。但外城分布着诸多官署、寺院和作坊，面积占全上都城一小半，显得上都城倒算是外城的附属部分 [102] 。则此外城，更似后周、北宋的州城，不能视为典型的皇宫城池。在元大都，外城称为萧墙、外周垣、阑马墙，只为环卫东西两个宫殿群而建，性质实似六朝建康台城的城墙：结构有相邻多层，功能仍只算一重。但是，元朝虽然没有刻意建设两重城池，却不得不圈入大片苑囿，无形中造就了比内城大得多的外城，则与上都、建康迥异。明初定都南京，必承南唐、南宋以来的“旧内”规制，建单重皇城，为强化防御在四面增建巨大的瓮城。攻克元大都后，又仿元代体制，增建外城，原有瓮城的外端城门，正是现成的外城起始点。永乐年间，这个内城加瓮城为主、外城为辅的格局，被照搬到北京。北京皇宫城池的建设，不再体现南京内外城的主次先后，外城因包涵西苑、万岁山而尤其庞大，遂呈现为内外两重城池的样貌。
明代北京皇宫城池，貌似内外两重，实具南京瓮城遗制。南京联通内外城的瓮城，侧门规格高而居中，围墙严整封闭，建设早于外城。故明初南京的皇宫城池，可称前所未有的内城加四面瓮城之格局。北京的东、西上南、北门，紧临甬道而设，棂星门西有类似东西上南北门外的南北便道，北中门与北安门分据街道两端，北上东、西门相当于临十字路口而设，在内外城门之间的四个地带，围成多处规整的封闭空间。它们已非南京那样的瓮城，但亦非开放街道。宫廷的防卫，不是按内外而是按四方划定防区，内外城门同为各区枢纽。诸封闭空间与防区、防线高度吻合，禁行规格直逼南部瓮城，门禁森严，比内外城之间其他地带更具“内”的色彩。凡此，皆非内外两重城池之规划布局可以解释，而是南京瓮城结构的孑遗。
内城配四大瓮城的整体图景，即不分内外的“皇城”，可能是明代前期对皇宫城池的主流认识观念。在南京的设计者心目中，皇宫城池是一个内城向外伸出瓮城的整体，瓮城与内城门密不可分，瓮城的城墙与外城门仍是内城的一部分。照此，外城门首先不是外城墙上的大门，而是以内城门为起点的瓮城顶端的城门，外城只是增建的、附属的、划进大片官署的“皇墙”。对北京的一般人而言，面对皇宫城池，首先看到的是外城门，进门即算进入“皇城”。但他进入的是瓮城或封闭空间，面临重门叠嶂和两侧墙垣，无暇感受到内外两重城池。即使内城巍峨远超外城，也不再像元代那样醒目，不易被视为外城的对立物。这种内外一体的感受，支撑着以外城为界的整体“皇城”观念，贯穿明代始终。
按当代观念，元明清三代的皇宫城池，皆分内外两重。但明代前期，内城加瓮城、内外一体的整体观念才是主流。此后，因为瓮城的淡化，随着外城门禁松弛、向民间开放，内外两重的观念才慢慢演进，直到清代定型。皇城的诸多重要演变，如明代中后期内城的名称更替，明清内外城门的俗称流变，乃至南京外城门长存俗称的现象，皆与明代皇宫城池原初的瓮城结构及相关观念，息息相关。
(原刊于《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
[1] 例见朱偰《金陵古迹图考》“六朝建康图”，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93-98页。
[2] 宋敏求著、辛德勇点校：《长安志》卷七《唐皇城》，西安：三秦出版社，2013年，第248页。
[3] 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474-477页。
[4] 明清以来，对皇宫城池的称呼，有“皇城”“宫城”“禁城”“大内”等，所指不一。本文姑以“皇宫城池”指整体，以“外城”指现代称为皇城的外围，以“内城”指现代称为宫城的内围，以免歧义。
[5] 晋宏逵：《明代北京皇城诸内门考》，载故宫博物院编《故宫学刊》第17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6年，第153页。
[6] 王剑英：《明中都》，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45-46页。
[7] 李燮平：《明代北京都城营建丛考》，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第108页。
[8] 常欣：《紫禁城守卫与红铺的变迁》，《历史档案》2002年第4期，第87页。
[9]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一《宫阙制度》，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50-251页。按，朱偰指出，“东西”系“南北”之讹（《元大都宫殿图考》，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9页），今据改。
[10] 萧洵：《故宫遗录》，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73页。
[11] 《明太祖实录》卷三四，洪武元年八月癸巳，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校本，台北，1962年（本文所引明代历朝实录，下同不注），第622页。
[12] 杨平：《从元代官印看元代的尺度》，《考古》1997年第8期，第89页。
[13] 熊梦祥著、北京图书馆善本组辑：《析津志辑佚》“河闸关梁·望云桥”“河闸关梁·马市桥”引徐维则藏抄本，北京：北京出版社，2015年，第98、100页。
[14] 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第474-477页。
[15] 例见宣德三年（1428），顾佐上奏：“萧墙之外置铺，夜巡提铃达曙，已是定制。今臣每于四更来朝，而长安右门诸铺，提铃已绝，旗军熟睡。”（《明宣宗实录》卷四六，宣德三年八月乙巳，第1135页）天顺七年（1463），明朝“修大明门、正阳、长安左右等门道路、萧墙守卫直房。”（《明英宗实录》卷三五四，天顺七年七月庚子，第7080页）
[16] 万历《大明会典》卷一八七《工部·营缮清吏司·营造·城垣》，影印明万历刻本，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9年，第2549页。
[17] 李燮平：《明代北京都城营建丛考》，第83、128页。
[18] 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卷六六二《工部·宫殿·皇城之制》，影印清嘉庆刻本，台北：文海出版社，1992年，第4482页。按，万历《大明会典》不载外城规格，而清历朝官书皆记内外城规格，其中内城与万历《大明会典》一致，则所记外城规格，应即明代外城规格。唯历朝所记，略有参差，其中嘉庆会典较完整可信。
[19] 晋宏逵：《明代北京皇城诸门考》，第161-164页。
[20] 《洪武京城图志》“宫阙”，收入《永乐大典》卷七七〇一，影印明永乐抄本，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叶17a。按，收入《南京稀见文献丛刊》与《永乐大典方志辑佚》的点校本，略存遗憾。本文正文取《永乐大典》本，图取影印清抄本，别以页码标识方式。
[21] 《洪武京城图志》“皇城图”，《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24册影印清抄本，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5页。
[22] 晋宏逵：《明代北京皇城诸内门考》，第154-155页。
[23] 王樵：《方麓居士集》卷十一《金陵杂记·皇城》，明万历刻本，藏台北“国家”图书馆，叶1a-b。
[24] 《洪武京城图志》，《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24册影印清抄本，第32页。
[25] 王世贞：《弇州史料·前集》卷一七《旧丞相府志》，《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12册影印明万历刻本，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第500页。
[26] 《明武宗实录》卷一〇〇、一六五，正德八年五月壬午、十三年八月庚辰，第2081页、3199页。
[27] 《明太祖实录》卷一一六，洪武十年十二月戊申，第1901页。
[28] 《明太祖实录》卷一七五，洪武十八年九月丙寅，第2657页。
[29] 郑明选：《郑侯升集》卷二四《为窃盗潜入内地查参守卫官员乞加究治以严法纪疏》，《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75册影印明万历刻本，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426、429页。
[30] 《明太祖实录》卷二五、八三、一一六，吴元年九月癸卯、洪武六年六月辛未朔、十年十二月戊申，第379页、1481页、1901页。
[31] 王剑英：《明中都遗址考察报告》（1981年），收入王剑英《明中都研究》，北京：青年出版社，第207-460页。
[32] 《明太祖实录》卷四七，洪武二年十二月丁卯，第936页。
[33] 《明太祖实录》卷八三，洪武六年六月辛未朔，第1481页。
[34] 《明太祖实录》卷三五，洪武元年九月戊申，第628页。
[35] 《明太祖实录》卷二二〇，洪武二十五年八月癸酉，第3227页。
[36] 《明太宗实录》卷九下，洪武三十五年六月庚午，第136页。
[37] 梁庆华、邢国政：《南京明故宫范围有多大》，《南京史志》1989年第6期，第41-43页。
[38] 参见李燮平：《明代北京都城营建丛考》，第81-84、88-91页。
[39] 朱偰：《北京宫阙图说》，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6-11页。
[40] 侯仁之主编：《北京历史地图集》“明皇城”，北京：北京出版社，1988年，第34页。
[41] 晋宏逵：《明代北京皇城诸内门考》，第158、165页。
[42] 刘若愚著、冯宝琳点校：《酌中志》卷十七《大内规制纪略》，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37页。
[43] 《明英宗实录》卷一九五，景泰元年八月庚辰，第4119页。
[44] 侯仁之主编：《北京历史地图集》“明紫禁城”，第36页。
[45] 刘若愚著、冯宝琳点校：《酌中志》卷十七《大内规制纪略》，第141-142页。
[46] 按，侯仁之主编《北京历史地图集》标在东南（“明皇城”，第34页），本文发表稿据以推论，李小波《西苑与嘉靖政治》推测在西南（待刊），是。本文现据李文修改，未影响关于南北便道和构成甬道的结论。
[47] 廖道南：《殿阁词林记》卷十二《宸翰》引明世宗文，《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第254册影印明刻本，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第1576-1577页。
[48] 夏言：《夏桂洲文集》卷六《西苑进呈诗二十四首》、卷七《浣溪沙·壬寅正月十六日见东宫踏冰过金海作二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74册影印明崇祯刻本，第310、347页。
[49] 严嵩：《钤山堂集》卷十六《诏赐金海乘凉诗·序》，《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第741册影印明刻本，第607页。
[50] 《明内廷规制考》卷一《宫殿额名》，《丛书集成新编》第29册影印清《借月山房汇钞》本，台北：新文丰出版社，1986年，第254页；孙承泽著、王剑英点校：《春明梦余录》卷六《宫阙·附载宫殿额名考》，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87页。
[51] 按，据上引夏言、严嵩载，由此道一带可直达太液池，故太液池西应无《北京历史地图集》所标墙垣。
[52] 刘若愚著、冯宝琳点校：《酌中志》卷十七《大内规制纪略》，第139页。
[53] 侯仁之主编：《北京历史地图集》“明皇城”，第34页。
[54] 朱偰：《北京宫阙图说》，第9-10页；许冰彬：《明代御用监考略》，载故宫博物院编《故宫学刊》第13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5年，第88页。
[55] 侯仁之主编：《北京历史地图集》“明皇城”，第34页。
[56] 刘若愚著、冯宝琳点校：《酌中志》卷十七《大内规制纪略》，第146-147页。按，“广和门”应“广和右门”简称。又，“之北”，据上下文体例、文意补。
[57] 侯仁之主编：《北京历史地图集》“明紫禁城”，第36页。
[58] 侯仁之主编：《北京历史地图集》“明皇城”，第34页。
[59] 刘若愚著、冯宝琳点校：《酌中志》卷十七《大内规制纪略》，第137-138页。
[60] 《明宣宗实录》卷五五，宣德四年六月壬辰，第1315页。按，“卫”，原本作“军”，应系抄写讹误，据文意改。
[61] 晋宏逵：《明代北京皇城诸内门考》，第159页。
[62] 单士元：《故宫史话》，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第48页。
[63] 万历《大明会典》卷九八《礼部·祠祭清吏司·丧礼·公主》，第1532页。
[64] 晋宏逵：《明代北京皇城诸内门考》，第157页。
[65] 《明太宗实录》卷二三二，永乐十八年十二月庚戌，第2242页。
[66] 正德《大明会典》卷一一八《兵部·车驾清吏司·守卫》，影印明正德刻本，东京：汲古书院，1989年，第559页。
[67] 《明太祖实录》卷二五、一二九、一四三，吴元年九月癸卯、洪武十三年正月甲辰、十五年闰二月甲申，第380、2054、2243页。
[68] 《明太宗实录》卷九下、五一，洪武三十五年六月辛未、永乐四年二月戊寅，第136、765-766页。
[69] 《明仁宗实录》卷九上，洪熙元年四月丙午，第284页。
[70] 常欣：《紫禁城守卫与红铺的变迁》，第87页。
[71] 叶盛著、魏中平点校：《水东日记》卷二二《守卫四城官军揭帖》，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20-221页。
[72] 按，实应二十卫，叶盛作“二十一卫”，而只列出十九卫。查，叶盛漏掉了燕山右卫。
[73] 《洪武京城图志》“宫阙”，收入《永乐大典》卷七七〇一，影印明永乐抄本，叶17a。
[74] 正德《大明会典》卷一一八《兵部·车驾清吏司·守卫》，第559-560页。按，同书同卷载，内围二十八铺，外围七十二铺。而此处内围诸铺相加，为四十一铺，外围相加，为八十四铺。万历《大明会典》则照录此段，又称内围四十铺，外围七十二铺，似正德《大明会典》讹。但《明熹宗实录》载，外围七十二铺，内围二十八铺（卷六七，天启六年正月辛未，第3205页），反而合正德《大明会典》。合计与记载异、诸载彼此抵牾，殊不可解。观各方左右铺数不一，多合城墙长度。如东、西华门偏南，右仅一铺，左则十铺左右。西安门偏北，右仅七铺，左则十二铺。长安右门往西较长，有十一铺，长安左门往东仅六铺。唯东安门偏南，而左右皆十四铺，则右即南“十四铺”之“十”或讹。但即使如此，总数仍非七十二。又，内外合计数，比文中直载，多十二、十三。或四角、诸门有重复计算？志此以待解惑。
[75] 常欣：《紫禁城守卫与红铺的变迁》，第87页。
[76] 晋宏逵：《明代北京皇城诸内门考》，第165页。
[77] 李新峰：《明前期军事制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56-57页。
[78] 万历《大明会典》卷一四三《兵部•车驾清吏司•守卫》，第2005-2006页。
[79] 刘若愚著、冯宝琳点校：《酌中志》卷十九《内臣佩服纪略》，第168页。
[80] 刘若愚：《明宫史》木集《内府职掌·内承运库》，北京：北京出版社，1963年，第46页。按，刘若愚《酌中志》，有《海山仙馆丛书》本与清内府抄本，冯宝琳据以整理。另其中五卷单行，名《明宫史》，北京出版社据其清《学津讨原》本，与同书名《芜史》明抄本整理，又配以《酌中志》之《海山仙馆丛书》本内容，而未列校勘记。五卷单行的《明宫史》，文字颇有不见于《酌中志》者，但北京出版社整理本或据《酌中志》之《海山仙馆丛书》删改。今尽量取《明宫史》北京出版社整理本，若必要，取《学津讨原》本或《芜史》明抄本。
[81] 侯仁之主编：《北京历史地图集》“明皇城”，第34页。
[82] 刘若愚著、冯宝琳点校：《酌中志》卷十七《大内规制纪略》，第139页。
[83] 杨荣：《杨文敏公集》卷一《赐游万岁山诗·序》，《明别集丛刊》第一辑第29册影印明正德刻本，合肥：黄山书社，2013年，第319页。
[84] 按，雷礼等述此事，即改为乾明门（雷礼：《国朝列卿记》卷九《内阁大学士行实·杨荣》，《续修四库全书》第552册影印明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25页）。
[85] 蒋德璟著、粘良图点校：《慤书》卷九《万岁山观德殿召对恭纪》，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83页。
[86] 杨士奇：《东里文集续编》卷十五《赐游西苑诗序》，《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第708册影印明天顺刻本，第940页。
[87] 按，刘若愚此句，另有版本作“西北西安门栅栏”（《明宫史》水集《内臣服佩·骑马》，《丛书集成新编》第85册影印清《学津讨原》本，台北：新文丰出版社，1986年，第686页）。此指骑马终点为西北方的西安门内，北中门至北安门似不能骑马。但是，据前引宣德四年（1429）从北安门上奏受阻于北中门，可知北中门内的门禁规格高于门外，门内可骑马，门外当可。
[88] 刘若愚：《明宫史》水集《内臣服佩·骑马》，《丛书集成新编》第85册影印清《学津讨原》本，第686页。
[89] 夏言：《夏桂洲文集》卷五《雪夜召诣高玄殿》，第299页。
[90] 蒋德璟著、粘良图点校：《慤书》卷五《西苑明德殿召对赐宴侍坐复观火箭恭纪》，第48-52页。
[91] 《明神宗实录》卷四三五，万历三十五年闰六月甲戌，第8228页。
[92] 《明太祖实录》卷一一六，洪武十年十二月戊申，第1901页
[93] 《明太祖实录》卷一七五，洪武十八年九月丙寅，第2657页。
[94] 《诸司职掌·吏部·选部·官制·吏》，《玄览堂丛书》第三册影印明刻本，扬州：广陵书社，2010年，第1762页。
[95] 正德《大明会典》卷六《吏部·文选清吏司·官制·吏》，第86-87页。
[96] 《明宪宗实录》卷二八〇，成化二十二年七月丙辰，第4719页。
[97] 万历《大明会典》卷一四三《兵部·车驾清吏司·守卫》、卷七《吏部·验封清吏司·吏员》，第2010、138页。
[98] 《明世宗实录》卷四，正德十六年七月己巳，第190-191页。
[99] 《明英宗实录》卷二七四、二七五、三四一，天顺元年正月己丑、二月乙未朔、六年六月癸巳，第5817、5832-5833、6928页。
[100] 蒋德璟著、粘良图点校：《慤书》卷十《万岁山亲阅勋爵较射恭纪》，第95页。
[101] 侯仁之主编：《北京历史地图集》“金中都”，第24页。
[102] 贾洲杰：《元上都调查报告》，《文物》1977年第5期，第6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