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张黑白照片，照片上是一枚以总重达二十五克拉的钻石镶嵌而成的翡翠青椒吊坠。
此番豪镶，可见作为主角的翡翠青椒有多么珍贵。
再看一张照片，这条翡翠珠链来自于逊帝溥仪手中的一串翡翠朝珠，20世纪初，“翡翠大王”铁宝亭将这串朝珠改制成两串翡翠珠链，出售给了“印尼糖王”黄仲涵。
而坐在椅子上的这位雍容华贵的夫人，便是上述两件翡翠珍品的主人，她的名字叫黄蕙兰。
她是“印尼糖王”黄仲涵的女儿，外交家顾维钧第三任妻子，人们称她为远东最美丽的珍珠，而她亦是民国第一豪奢。
黄蕙兰收集的珠宝首饰，件件均是精品、有市无价，就好比照片里她左右手各戴的两只飘花翡翠手镯，就是顾维钧送给她的礼物，四只手镯取自同一块翡翠原料，珍贵异常。
这位堆金叠玉的公主，富可敌国的夫人，她一生的传奇，从1893年的爪哇（即印度尼西亚）开始。
黄蕙兰是“印尼糖王”黄仲涵原配魏明娘的次女，他们的长女叫黄琮兰。
黄氏家族的创一代是黄志信，那时18岁的黄志信参加小刀会起义失败，乘船逃到了印尼爪哇的三宝垄，他在这里安家创业，资产高达上百万荷盾。
但黄志信并不满足于此，后来他创办了“建源栈”。
当时的印尼实行开放政策，他就把爪哇的蔗糖和烟叶运往中国，再把中国的茶叶、丝绸、香料等运回印尼，并逐步获得了大米经营、华人区邮政等一系列专营权。
在商业上获得成功之后，黄志信又开始大规模投资房地产，到19世纪末，黄志信已成为南洋著名的华侨巨商。
黄氏家族的第二代掌门人黄仲涵正是在“建源栈”生意最兴隆之际出生的，他天资聪颖、办事精明，深受黄志信喜爱，从小就被带在身边精心教导。
黄仲涵仅24岁时，父亲就把家族企业的经营管理权交给他，并把“建源栈”改组成为建源贸易有限公司。
黄仲涵颇有商业嗅觉，他大面积发展甘蔗种植，先后投资创办了5家糖厂，不到十年时间，这些糖厂的年产量总和就达到15万吨。
1923年，全荷印有糖厂179间，其中华侨办的13间，黄仲涵的5间糖厂共产糖86万担，占华侨糖业总产量的57%，因而被称为“糖业大王”。
（糖厂的制糖车间）
同时，黄仲涵还创建了东南亚最大的木薯粉厂。他在世界各地不断设置办事处和贸易分行，经营范围不仅包括糖和木薯粉，还有橡胶、咖啡、木棉、花生、蓖麻粉、香茅油等。
为了解决日益庞大的贸易活动所需的流动资金周转，黄仲涵动用400万荷兰盾创建了建源银行，之后又陆续增加了水灾和人寿保险等项目，另外，他在航运业也颇有发展。
黄仲涵简直就是个商业奇才，待到他去世时，黄氏的商业帝国已经拥有了无法估量的庞大资产，一般认为大概有2亿荷兰盾，相当于1.4亿美金，这在当时，几乎是个天文数字。
（老年的黄仲涵）
黄蕙兰的生母魏明娘，当年号称是爪哇中国城内第一美女，从黄蕙兰和她的合照便可以依稀看出老太太年轻时明丽的样子。
（黄蕙兰和魏明娘）
她15岁就嫁给了黄仲涵，但她只生了两个女儿：琮兰和蕙兰。家里有皇位要继承的黄仲涵自然无法满意，他开始接二连三娶回妾室。
根据黄仲涵自己的统计，他有名分的姨太太就有十八名，共生下42名子女；
根据日本人吉原久仁夫主编的《黄仲涵财团——东南亚第一个企业帝国》一书中罗列的黄氏族谱来看，在册的妻妾仅八位，都是有地位的中国闺秀，其余的土著妇人妾室甚至没有资格进入族谱。
（黄志信坐在柱子正前方，魏明娘是左起第三位，两个女儿琮兰、蕙兰坐在草地上，黄仲涵站立于后方，左起第二位）
黄惠兰回忆道：“他一生都对女人和性有很大兴趣…… 他不承认那些生下来小手指不弯曲的是他的儿子。”
自黄仲涵纳妾后，魏明娘与他的关系便日渐疏远，后来干脆带着黄蕙兰远走欧洲，永远地离开了黄仲涵，直到他去世也不肯见他最后一面。
据黄蕙兰回忆，在她还不满一岁时，父亲就凭借着雄厚的财力打破了印尼当地多年来对华人的限制，在白人殖民者的居住区内修建了一处巨型豪宅。
该豪宅占地200多亩，仅维护房子的佣人就有50多个，还设有私人马场和动物园。
黄仲涵经常在这座大宅里举办盛大的宴会，还接待过暹罗国王和嫔妃。家中备有中欧两式厨房，欧式厨房的总管曾任荷兰总督的大厨师，黄蕙兰与父母进餐时，一名管家和6名仆人伺候在侧，用的都是银制餐具。
虽然父母感情不太好，但作为嫡出的女儿，黄蕙兰还是很受宠爱的，她3岁时的生日礼物，竟是一条镶80克拉钻石的项链。
80克拉的钻石是什么概念呢，就拿最近的一次拍卖作个对比吧，10月5日，香港苏富比一枚重达102.39克拉的椭圆形无瑕钻石裸石，以1.2156亿港币成交；80克拉的钻石，怎么也得大几千万。
而且这对父母只管在孩子身上洒大把大把的金钱，根本不在乎她的身体是否承受得起，直到保姆发现这条沉重的项链划伤了黄蕙兰胸前娇嫩的肌肤，母亲才将其收起。
本想着等长大一些再戴，但她一直不断获得更新更美丽的珠宝首饰，竟再没什么机会让这条项链见见天日，豪富至此，真令人叹为观止。
黄仲涵接连不断地娶妾，魏明娘对他心灰意冷，于是带着女儿们离开家，满欧洲游历，反正黄家在世界各地都设有办事处，游到哪一处，就在哪一处置房产。
被丈夫冷遇的魏明娘将全部精力倾注在两个女儿身上，她为她们请来最好的老师，教她们外语、艺术和礼仪。
黄蕙兰虽然从未进入正规学校接受过系统的教育，但她不仅会英、法、荷、马来等四国外语以及中文的普通话、粤语和闽南语，还多才多艺，会唱歌，会跳舞，会画画，懂社交，能应酬，会骑马，能开车…… 可谓民国少见的全能型名媛。
她们后来定居在伦敦，据说母女三人在温布尔登的房子占地2.8公顷（28000平方米），有3名英国仆人，1名服务生和1名中国厨师及1名爪哇厨师为她们服务，家里配有劳斯莱斯轿车。
1905年，长姐琮兰嫁给了顾维钧同在上海圣约翰书院的同学简崇涵，这桩姻缘为黄蕙兰的第二次婚姻埋下了伏笔。
她与“民国第一外交官”顾维钧的结合乃是二婚，却不知为何她将头婚的经历从自己的自传中抹去隐瞒不提，以致于世人以讹传讹，甚至说她嫁给顾维钧时还是处子之身。
后来，16岁的黄蕙兰与一名英国驻印尼的外交官Beauchamp Forde Gordon Caulfield-Stoker成婚，并育有一子，起名Lionel Montgomery Caulfield-Stoker，他们的婚姻持续了11年，后劳燕分飞。
（黄蕙兰与儿子Lionel）
已经无法得知黄蕙兰为何要隐瞒这段婚史，但可以破除历来流传的一些普遍说法：
比如黄家不允许异国婚姻，比如黄蕙兰嫁给顾维钧是头婚，比如她是那样一个肤浅而任性的女人不过是渴望顾维钧带给她社会地位和特权——要知道，她在第一任丈夫那里获得的头衔可是Countess（伯爵夫人）。
为什么就不能是因为爱情呢？一个女人太富有了所以她的爱就不配被看到吗？
顾维钧和黄蕙兰的结合，是他精心算计的成果。
话说某天黄琮兰邀请顾维钧到他们夫妻在巴黎的家中做客，顾维钧见到客厅钢琴上放着一帧黄蕙兰的照片，便吐露了愿意结交的想法。
彼时顾维钧的第二任夫人唐宝玥已去世两年，她在随顾维钧出任美国公使时染上了1918年那场严重的西班牙流感，数日后便撒手人寰，留下仅3岁的长子顾德昌和出世只有几个月的女儿顾菊珍，顾维钧公务繁忙，只能将孩子们留在公使馆，由公使馆的人员代为照看。
这场旷世的大流感是人类历史上第二致命的传染病，在1918~1919年曾经造成全世界约5亿人感染。
更重要的是，当时的中国贫穷落后，外交费用紧张，顾维钧迫切需要一位有经济实力的妻子来支持他的事业。
（顾维钧、唐宝玥和长子）
琮兰首先征求的是母亲的意见，而不是蕙兰的意见，她和母亲对顾维钧都很满意；但父亲黄仲涵了解了顾的婚史后并不赞成这桩婚事。也许是认为顾的权势地位能给黄家带来荣耀，也许是想帮助蕙兰尽快走出离婚的阴霾，总之，母亲和姐姐极力替俩人牵线搭桥。
（姐姐琮兰和女儿，图中文字有误）
1920年，在母亲和姐姐的撺掇下，黄蕙兰被从英国叫到法国参加一场晚宴，她对顾维钧的初印象并不好，留着老式的平头，不会骑马，不会跳舞也不会开车，与她平时见惯的英国贵公子相差甚远。
被称为“民国四大美男子”之一的顾维钧，颜值竟然不入黄小姐的法眼，似乎也激起了他的胜负欲，第二天，他邀请黄蕙兰乘坐法国政府提供的劳斯莱斯专车去吃饭，并有专职司机一路服务；去听歌剧，坐的是为政府要员保留的剧场贵宾专座；去郊游，请特殊人员接待……
顾维钧从事外交工作多年，早就练就了一身察言观色、投其所好的本事，黄蕙兰纵然见多识广，但毕竟是个没有受过系统教育，锦衣玉食呵护长大的娇花，哪能抵挡得了“老谋深算”的顾维钧的步步为营，没过多久便拜倒在顾维钧的西装裤下。
同年两人就在布鲁塞尔的中国使馆举行了婚礼，那一年，黄蕙兰27岁，顾维钧32岁，看似天造地设郎才女貌的一对却在婚姻的大部分时间里维持着“合作”关系却并不相爱。
人们都说，他为钱，她为名，一开始就动机不纯，然而，事实真是如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