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审判成功伸张正义，离不开这三位临危受命的年轻人

1946年3月，在宣告投降后的日本，一百多名制造战争的日本甲级战犯已经锒铛入狱，由中国法官梅汝璈参与担任法官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也已组建完成，引渡战犯谷寿夫来华受审的工作也在紧锣密鼓。

十多人规模的中国检查团抵达东京，誓要将这群制造灾难的恶魔，特别是制造南京大屠杀的日本战犯们，血债血偿！

“这不是一场普通的审判，因为我们逐渐成为保护我们文明世界不因为战争而走向毁灭的一部分……如果没有正义来惩罚那些已经造成并且给文明带来巨大灾难的个人，正义本身将沦为笑柄。”1946年6月4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检察长季南的开场陈词掷地有声。

那一年的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即世人所知的东京审判开庭。经过两年多的审理，1948年11月12日正式宣读判决。

东京审判作为人类有史以来参与国家最多、规模最大、开庭时间最长、留下档案文献最为浩瀚的审判，涉及历史、法理、国际关系等方面复杂的争执。

历时30个月，28个被告的辩护律师前后人数达130余名，有的被告如岛田繁太郎的辩护律师多达8人，419名证人出庭作证，779份宣誓证词。调查取证、开庭审理、法庭宣判……

这场清算日本战争罪行的最重要的司法审判，每个环节都遵循严谨的司法程序，体现了人类的理性、文明与进步。

所谓“胜者的正义”的观点背后，是对过去战争罪行反思的缺失。

1946年3月11日，东京明治生命大厦议事厅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全体检察官会议上，当中国检察官向哲浚宣读完起诉书，要求将制造南京大屠杀的凶手松井石根列入第一批战犯名单时，却是会场上起哄声嘘声四起，一些英美国家的检察官们竟然嘻嘻哈哈。

一个美国检察官更是当面冷冰冰嘲笑：“法庭以事实为依据，请中国证人出示日军杀人放火的实证。”

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十四年抗战，罄竹难书的日军暴行，在这群英美“精英”眼里，居然就是“没有实证”？就是在这荒唐逻辑下，将松井石根列入第一批战犯的诉求，竟这样搁置了。

为什么会这样？正应了法官梅汝璈的一句悲愤回忆：“国弱被人欺啊”！

虽说中国是二战的战胜国，可占领日本的却是美国，在审判日本战犯的问题上，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早就双重标准大爆发。

自日本投降起，有些军官主义分子更是积极自救，卖力在美军中攀关系走门路，比如南京大屠杀的凶手谷寿夫，不但一度逃过牢狱之灾，还和一名美国商人合伙做生意。

如此形势，想把这群日本恶魔绳之以法，本就不是简单事，偏偏国民政府这边，又给日本战犯们来了个“神助攻”：军政部给中国检查团提供的证词，内容空洞无物，满篇都是空话套话，这才惹得现场的英美官员们嘲笑四起。

更危险的事实是：如果在下一次会议上，中国检查官还是不能拿出确凿实证，那么松井石根，这位南京大屠杀的制造者，极有可能就轻松脱罪了。

迅速整理证据是最难的事，南京大屠杀的真相，从1937年起，日本政府就是各种遮盖，投降前夜更大量销毁相关证据，对外从来咬牙不认。

以检察官团首席顾问倪征燠的痛苦叹息说：“我担心国府不会有心思来顾及调查取证之事了。”

但就是在这个前景严峻的时刻，检查团里年轻秘书裘劭恒却做出掷地有声地回答：“我要尽全力维护民族的气节，法律的尊严！”这个站出来主动请缨的人，就是青年律师裘劭恒。

裘劭恒，时年33岁的助理检查官。

他不但挺身站住来，更带着两名美国检查官回到南京，在一团乱麻的情况下调查取证，以最短的时间找出最有力的证据！

当时的情况是，南京光复后不久，各方面工作都一团乱麻，调查取证更是何其难。

但裘劭恒单刀直入，从毫无头绪的案卷资料里走出来，不辞辛劳深入民间，探查所有可以找到的第一现场，循着蛛丝马迹搜集人证物证，不到二十天时间，就成功取得重大突破。

于是，当4月1日，第二场全体检察官会议现场上，裘劭恒带回的两位证人伍长德与梁廷芳，更出示了辛苦搜集来的多幅现场照片，铁证如山的事实，终于令先前满嘴起哄的英美检察官们哑口无言，大型打脸现场。

眼看要逃过审判的松井石根，这次也在劫难逃，几乎被检察官会议全票通过，列入第一批战犯名单，并最终被送上绞刑架。

引渡南京大屠杀的直接制造者日本第六师团长谷寿夫来华受审一事似乎要顺利得多。

虽说此人也躲了半天猫猫，还和美国商人合伙做买卖，却也很快露了马脚，终于在1946年8月被押送到上海警察局小南门看守所，即将接受南京军事法庭审判。

但是另一场阴谋黑手，也在悄悄袭来：营救战犯谷寿夫。

谷寿夫的老部下，原日本第六师团少佐河野满，不但拉了几个韩国籍特务，就连看押谷寿夫的上海小南门看守所副所长毕再清都被他买通，帮他给谷寿夫传递消息。接着谷寿夫就故意大呼小叫，连呼自己得了重病，然后被送到医院里紧急抢救，竟然没有救活，就这么“死”掉了。

可医院里的报告写得清清楚楚，看押谷寿夫的特勤人员也无奈。

但在最后一次对尸体例行公事的检查中，一位特勤组的成员却看出了端倪：少尉邢子健。

这个细心的少尉突然发现，谷寿夫的尸体上，脚板竟变成了凹字形，而谷寿夫的脚是扁平足。死掉的人，根本不是谷寿夫！

原来，这就是河野满的偷梁换柱计谋，找一个像谷寿夫的尸体冒充谷寿夫，真正的谷寿夫则在服过昏睡药后藏进停尸房里，原本打算检查完毕后就浑水摸鱼逃跑，却被细心的邢子健少尉发现破绽，一把将真的谷寿夫揪出来带走！

但两个月后，当谷寿夫被押解到南京国防部小营战犯拘留所后，不死心的河野满打算策动武装劫狱。

邢子健少尉临危不乱，先悄悄藏起了证章，叫河野满搜了两个小时才搜到，然后趁河野满带人去劫狱时，被捆起来的邢子健却巧妙挣脱绳索，将看押他的河野满部下击毙，接着火速找电话报告。

河野满被两面夹击，部下尽数被击毙，自己被捕后被毒杀于牢狱中。

谷寿夫的罪行铁证如山，但是1947年2月6日起，对谷寿夫的开庭审判，大量记录第六师团暴行的第一手照片资料都被焚毁。美国更出于战后美日关系的考虑，不停给国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从轻发落谷寿夫。

关于谷寿夫要被轻判的流言，也一度传播极广。

在这场艰难审判中，起到绝对关键作用的，就是南京军事法庭五名法官中最年轻的一位：34岁的叶在增上校。

叶在增，出身福州叶氏的名门子弟，北平朝阳大学法律系高材生，投笔从戎的抗战青年军官，曾经在江西等地参加过多场浴血会战，更在岷山打了多年敌后游击。

面对谷寿夫的各种狡辩，精通法律且行动力极强的叶在增法官亲自主持在南京大屠杀遗址上，开了二十多次临时庭，走访了一千多名证人。

在艰难的庭审中，每当谷寿夫满嘴狡辩时，经常是他慨然出示新的证据，将信口雌黄的谷寿夫打脸啪啪。

起初镇定的谷寿夫满脸苍白，哆哆嗦嗦低下了头。

1947年3月10日，更成为叶在增人生里历史性的一刻：他亲自起草了谷寿夫的判决书，判决罪行累累的谷寿夫死刑。

判决书中一句痛心的话语，更是至今为止，日本右翼势力无法否认的铁的事实：南京大屠杀被害总数达三十万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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