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制造|姜文问述平，您愿意当作家还是编剧？

撰文 蒋明倬

编辑 谢丁

一直都有种说法，述平是姜文的御用编剧。两个人合作了好几部电影，《鬼子来了》、《太阳照常升起》、《让子弹飞》。与姜文合作最久、最默契的编剧就是述平。对电影来说，导演一般是主角，编剧只是配角，而且姜文又一直是聚光灯持续追逐的对象，述平呢，他只偶尔出现在一些场合，连配角都不做，只做观众。姜文在台上接受采访，台下坐着一个看起来很憨厚的东北大汉，眼睛小，话少，需要时才讲两句，那就是述平留给公众的印象。

2013年底，宁浩导演的《无人区》上映，一周之内，在时光网华语电影的观众票选排名中，冲入了前二十。述平也是这部电影的编剧之一。这个排名里，有三部是述平编剧的。有人戏言，《无人区》也有点《让子弹飞》的味道，节奏紧凑，又少了宁浩之前电影中的搞笑、耍宝，多了些冷峻。述平的存在，对影片的影响不言而喻。在评论中，有网友惊叹：“突然觉得述平是一个很厉害的编剧，厉害之处在于他能够轻松游走于各种类型之间。”

这种惊叹其实来得有点晚。述平不单姜文御用，其实跟很多导演合作过，也处理过不同类型的影片。张艺谋的《有话好好说》，吕乐的《赵先生》，都根据述平的小说改编，也是述平担任编剧。1998年，《赵先生》获得了瑞士洛迦诺电影节“金豹奖”。影评人张献民认为《赵先生》比《手机》出色，认为它“不仅仅有关人的欲望，也说出了人的基本欲望与生活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当时就有人认为，仅凭这一部电影，述平就堪称中国最优秀的编剧之一。十几年之后，除了演员和导演，公众开始慢慢注意到了编剧的价值，述平像是被重新发现了。

虽然述平跟很多导演合作过，但和宁浩合作，这多少让很多人意外。中国的导演中，具有剧本原创能力的人极少，宁浩就是其中之一。他并不像其他导演那样靠购买小说版权，邀请编剧改故事。他自己编故事的能力就很强，《疯狂的石头》得过台湾金马奖最佳原创剧本，《疯狂的赛车》也获得过最佳剧本提名。2008年长春电影节，宁浩托人约述平见面聊天。那时《无人区》还只有个框架，编到一半，编不下去了。宁浩还给述平讲了一些自己拍电影的故事，述平听着觉得挺有意思。后来宁浩邀请他做《无人区》的编剧，述平就答应了。

述平说：“再有能力的导演，其实都需要和其他人发生碰撞，才能迸发出火花，这样才不至于局限在一个范围内。而一个好的编剧，就是要能跟不同的导演碰撞出不同的火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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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在姜文的大力鼓动下，述平出了一本小说集《某》，收纳了他早年的五部短篇小说和五部中篇小说。这些小说其实都是1995年以前述平在文学期刊发表的旧作，只是做了收录整理。姜文给这部小说集写了序，序言写得别致，是姜文和述平的一问一答。

姜文问：“您愿意当作家还是编剧？”

述平说：“各得其乐吧，当着你的面我得说愿意当编剧。”

述平曾经是个作家，写了十几年小说。但认识姜文之后，述平没再写过小说，彻底成了个编剧。

述平写小说，和他后来当编剧一样，路子比较野，他并没受过学院式的训练。他大学是学工科的，自动化控制专业。但大学期间他就整天泡在图书馆里，读的都是欧美文学方面的书。读得多了，手痒难耐，自己先是写诗，也没有想过拿出去发表，完全是游戏的心态，就是觉得文字的排列组合很有意思。

1986年述平开始写小说。在那之后的四五年里，述平写了十几部短篇，五部中篇。虽然没什么轰动效应，但在文学圈内也小有名气。《作家》杂志的主编宗仁发曾经说，述平和很多作家不同，“一方面他对地域风俗不感兴趣，对那些外在化的小说倾向不屑一顾；另外一方面他从不盲从地进行小说实验，对那些形式上为了标新立异，误入歧途的作品不以为然。”

述平的这种选择，跟当时的文学大气候几乎是背离的。那些年，文学界还引人注目，社会问题、人道主义、文化与寻根、语言与形式等等，各种讨论都很热闹。述平一直在这些讨论之外。他觉得，一切背离小说的功利性的目的最终将对小说造成严重的损害。他只写自己的小说，就算去参加讨论会，他也通常一言不发。

在众多的小说家中，述平的特点非常突出：故事性极强，非常好读。故事的展开具有迷惑力，讲述的方式又是简洁流畅的。他在结构一个故事时，是立体再现的、多重的，非单调的。这些特点，都和他后来做电影编剧一脉相承。

通常来讲，述平一个月才能写一个短篇小说。一篇小说至少修改十遍以上。他其实是享受琢磨一个故事的过程。他在开始写一个故事时，并不会想好最终的结局，写作中不断出现的灵感，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动，那才是小说的迷人之处。

1990年代，所有人都很亢奋，因为赚钱的机会来了。述平却显得很悠闲。他从不会急功近利做什么。看看书，一遍遍改小说。更大的娱乐，是坐下来和朋友聊天，也不会聊人事斗争、生意经一类的世俗话题，只谈他觉得有趣好玩的闲话。那时候他就爱看电影，述平喜欢叫一群搞文学的朋友回来一起看录像，挤在一个小房子里，边看还边讨论。述平老婆回家，总是看到一群人在家，述平正当着“快乐的解说员”。

那时述平也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去写电影。写电影的机会是突然到来的，而且第一次就是跟张艺谋合作。1995年，张艺谋的策划王斌找到了述平，想让他帮着改一个剧本。述平觉得电影是另外一种创作方式，挺好玩的。但看了故事，是个很无趣的第三者的事儿，述平就说，这还不如我写的小说有意思呢。刚好他的第一部小说集出版，他拿了几个小说给张艺谋看。张艺谋看后很兴奋，一下买了述平三个小说的版权，后来只拍了其中一个，就是《有话好好说》。

张艺谋想找姜文当男主角。《红高粱》之后，他们俩十年没有再合作。姜文那时在泰国，他并没立刻答应，让把剧本传真10页过去，说要先看看。姜文看了觉得有意思，又让把剧本全传过去，传真费用非常高，但姜文看完剧本就答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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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平开始当编剧，跟姜文好像没什么关系，但当编剧当出滋味来，只当编剧，不再写小说，确实是因为姜文。

述平和姜文熟悉起来是因为拍《有话好好说》，两个人在一起，倒很少谈那部电影，而是天南地北聊，历史、小说、电影。聊天成了一种享受，俩人都觉得舒爽。

1996年，《有话好好说》拍完，述平回了长春。姜文也开始忙自己的剧本。有天姜文给述平打电话，问他在忙什么，述平当时正准备写长篇。姜文说他想拍个抗日的电影，也就是《鬼子来了》，想让他帮着改剧本。述平开始是拒绝的，说自己一不懂历史，二不了解农村生活。姜文让他先看看小说，之后又给他打电话。述平就说，这个故事没讲完，还讲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姜文说：“我跟你想的一样，赶紧过来吧，帮我个忙。”

这个忙，说好帮一周。之前的剧本已经有了两稿，述平觉得自己再改一稿就可以了。他待在北京的中煤宾馆写了一个月。写完了，姜文又说：“跟着我上张家口看景吧，溜达呗。”选完景，述平催姜文看剧本，姜文不看，让述平跟着进组，现场改现场拍。戏拍了五个月，姜文又让述平陪着他剪片子，片子剪了八个月。还要去澳大利亚做后期，述平就又在澳大利亚待了三月。说是帮一周忙，最后前后一起待了一年半。

有朋友问述平，后来怎么不再写小说了。述平说，拍了电影心就野了，安不下心来。但他其实是觉得拍电影好玩，很享受电影创作的过程。

拍《鬼子来了》那年，姜文和述平都是36岁，身上都有一股爆发力。那个年龄，感受力和想象力都有了，刚好能一起做出点东西来。他们找了很多纪录片和图片资料，又见了很多日本问题专家、日本的留学生，广泛接触各种信息。虽然剧本已经有了，但拍戏过程中，述平和姜文还是会反复讨论接下去的戏怎么拍，讨论完，述平再改剧本。

《鬼子来了》有那么一场戏，村里人让马大三把花屋和翻译一起杀了，但马大三下不了手，跟村里人发生了争执。那场戏很精彩，每个人的反应都很激烈，有几个村民把自己脑袋按在桌子上，说你要不杀了他们就杀了我们。但在之前的剧本里，那场戏很弱，姜文直接把戏停了两天。两个人一起讨论怎么改，最后变成了一场很长的大戏。

另外一场戏，吴大维演的那个国民党接收大员要发表一场演讲，姜文告诉述平，要把这个人物写好，要半文半白，听着是国军范儿，但又能让人听得懂。述平问写多长，姜文说，好戏不怕长。述平回去写了好几页纸，但拍的时候出了点问题。吴大维从小在美国长大，繁体字认识，简体字认不全，台词又特别长，他背得费劲，现场拍了二十遍都不过。后来摄影师顾长卫跟姜文说，想拍好片吗？姜文说，当然。顾长卫说，光不行了啊。剪片时，那场戏很长，但还是有些部分被剪了。述平问姜文：“词呐？”姜文说：“剪了，确实太长了，有十分钟。”述平就说：“你不是说好戏不怕长么，早告诉我呀，我写得是有多累。”

述平虽然偶尔抱怨，但那只是朋友间的玩笑。一则述平非常明白编剧是个集体创作的活，不可能有完全按照剧本拍的电影。二则，编剧一直做的就应该是给导演提供若干可选择的方案，做选择的还是导演。还有一则，很多事情就没法规划的，人生都是充满变数，电影也是。

那场戏还有个故事，吴大维在电影开拍前打篮球把腿摔断了，必须拄拐杖。电影里他拄着拐杖上了台，说是在与日军最后一战时腿被日本人打断了。他在台上慷慨陈词，讲着国家大义。长篇的台词被剪了，但生活里小的细节点缀还在。刻意营造的庄重气氛没有了，但透出了荒诞和喜剧的效果。这并不是最初设计的，但反而给人另一种看世界的眼光。述平说：“让你本能地产生一个怀疑，你会重新想他为什么要这么说，他想达到什么效果，这时候反而会更接近本质。那个在演讲的人，不也是在演戏吗？”

2000年，《鬼子来了》制作完成。十几年过去，述平在他所有的作品里，最钟爱的还是《鬼子来了》。他觉得那是一部可以留得住的电影。当时述平就跟姜文说：“你把中国电影的20世纪大门用《鬼子来了》关上了。”

《让子弹飞》筹备期间，

述平(左二)和葛优、姜文、周润发吃饭海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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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圈一直有个可怕的传说，说述平给姜文写《太阳照常升起》，写了六十多稿。占用那么大的时间精力，这甚至成为一些作家排斥做编剧的原因之一。

后来我向述平求证，他说也不至于那么夸张。他当时在北京写了小半年，只写了几稿，最后太累，回长春休息了一段时间。但从长春回京，发现组里又多了一个编剧过士行。过士行是国家话剧院的编剧，跟姜文一直很熟。述平当时并没说什么。后来姜文跟述平说，特担心他一看过士行在，扭脸就走了。述平嘿嘿一笑。

在一个剧组里，导演和编剧的关系非常明确。导演掌控一切，而且只管结果，不管过程。一个电影有好几个编剧的情况非常多见。只要导演对剧本不满意，会不断地找新的编剧加入。但多数情况是每个编剧各写一稿。

之前和张艺谋合作，述平就遇到过这样的问题。那时述平年轻，又刚当编剧。剧本反复改了一年，写了十几稿，还要不断地参加各种电影讨论会。电影学院的教授学生各种各样的人都出来提意见。虽然述平觉得“那些都是破坏性的意见，对真正改剧本没什么用”，但他也知道，导演是想通过这样的机会来丰富自己的想法。有一天，述平发现又多了一个作家也来跟着讨论，导演的意图就不单纯是讨论那么简单了。述平在那时就明白了，编剧的真实状态是：随时可能被替换。后来述平和另外一个编剧又各写了一版，张艺谋最终选择了述平的。

从那次之后，述平找到了自己作为编剧的工作方式和原则——必须直接跟导演一起反复沟通和讨论剧本。述平和姜文，和宁浩，以及后来其他导演，他都是要先一起聊天，聊得来，再谈合作的事儿，聊得不舒服，根本就不会有合作。

年轻编剧管娜曾跟述平在一部电影中一起做过编剧，她说，述平在讨论剧本的时候，“甚至会像演员一样直接把当时的场景演出来，他的思维方式是导演式的。”述平让管娜把已经讨论好的剧本形成文字，刚开始她甚至都不知道怎么记下来。后来她才慢慢理解述平所说的，“剧本是写给剧组的人看的，更像是拍摄的备忘录。”

大量资金涌入影视行业之后，作家转做影视编剧的不在少数，赚到钱的人很多，但真正写出好剧本的人不多。剧本写得好的编剧也有，但能和导演一直愉快合作的就更少了。这和每个人对于“编剧是干什么的”理解深度有很大关系。剧本写完，连导演都不用见的方式，电视剧编剧还可以，在电影里是行不通的。如果怕修改，不如直接卖掉小说的版权，卖个几十万都完全没问题，没必要去当编剧。

看述平整天和姜文混在一起，王朔也问过述平，他是不是想当导演。述平说没这个野心，“导演吃喝拉撒全都管，一想就头疼。朱文能当导演，我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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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平一直都没什么野心。有次他跟姜文聊天，说自己年轻时有三个理想，最后都实现了。一是找个靠谱的职业，想当个编辑，后来当过了。第二是想找个看着舒服的老婆，也找到了。第三个是想写小说，写好写坏也无所谓，写过了，也出了书，也就行了。述平说，能跟姜文合作，是多得的了，这已经超出了他的个人理想。

他好像活得也很洒脱。玩电脑、读小说、读历史、读回忆录。看各种电影，但也不会像学院派的那些人试图分析它，而是自己享受。离开长春，他会随身带着一个小投影仪，走到哪儿都可以，看个片儿，很擅长自娱自乐。这好像很难解释他写小说当编剧一遍遍修改的认真劲儿，但实际上，把电影当成乐趣，看电影和创作电影也都是乐趣，这样去理解他就比较容易。那些和钱没关系，更算不上工作。

如果和述平聊天谈电影，他会很乐于推荐他觉得好的片子，他会告诉你《爱情有害健康》他看过二三十遍，会推荐你去看《蛇》、去看《赫罗德的法律》，去看《欲望的隐晦目的》。他根本不管电影史怎么看，影评家怎么看。你如果讲几个自己喜欢的特写实的电影，他立刻挑出他感觉到的电影里的问题，让你哑口无言，又得佩服他确实一针见血。

编剧管娜认识述平之前，在贾樟柯工作室待过两年。管娜觉得，贾樟柯的高超之处并不是完全再现现实，而是能够准确地抓住现实的味道。而述平则是完全超越现实的，是飞扬的，他重视灵魂层面的真实。管娜也发现，他们在创作时依赖的东西也大相径庭，贾樟柯依赖于个人经验，而述平的创作，更多的是依赖于想像，和个人经验关系不大。这在编剧里是非常少见的。

述平在创作剧本时，不会先写人物小传再写剧本。述平说：“真正的人性是多变的，在特定的环境里，总是会有一些匪夷所思的行为。那时，人物小传就会失灵。”

他更不会像《故事》一类的编剧教科书里总结的那样，到了什么时段，设计一个小高潮。他的剧本，通常都是一个高潮接一个高潮。更像是卡片式节奏，五分钟就能形成一个完整的循环。《让子弹飞》、《无人区》都给人这种印象，你很难说哪一个部分是整个电影的高潮。整个电影都是高潮。在《无人区》里，他反复利用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方法结构整个电影，简单而大胆。这更是脱离既有模式的。

述平从来就不喜欢“桥段”、“模式”这样的词。他觉得现在电影创作很大的问题就在于“电影来源于电影”。真正的创造力，除了靠天分，就要靠文学、历史等各种方式的滋养。他甚至看到一则新闻也能把它幻化成一种结构。比如看到两国外交谈判谈了好几年，有一天，新闻说两国终于达成共识，签署了协议，但第二天又出个新闻，两国战争爆发了，述平可以把这个新闻变成另外一个人与人之间的故事。因为故事的背后都有一个逻辑：人的语言和行动往往背道而驰。了解人性本身，比了解外部世界更重要。

几十年来，无论写小说还是当编剧，述平的关注点其实从没变过。他关心的是人，是如何讲一个好故事。差别在于，小说是他一个人的事，而电影是个集体创作。

题图摄影 王刚

插图摄影 危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