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如其来的三孩政策，只成就了中国的段子手。花式狂欢之后，是一地“民不聊生”的鸡毛。
“民不聊生”有了新的解释。
看上去，连中原地产创办人施永青一本正经的上书都像段子。他公开撰文，建议政府出台规定： 中国人生育两个孩子后，才有权使用避孕产品。
一个避孕套只在黑市才能买到的微小说，已经在网络上流传。其中有两句台词是这么说的：“怎么冈本是3只装的，不是12只装的吗？”“这阵子风声紧，能买到货就不错了，抓到了可是蹲大狱的罪。”
这让我想起罗马尼亚的“月经警察”。
那是另一种计划生育。在长达23年的时间里，罗马尼亚坚持一套严酷的禁止节育和强制多生政策。
这是老大哥式的自信，“月经警察”渗透进市井的毛细血管中，却仍阻止不了意外怀孕者甘冒坐牢风险也要堕胎的努力。
罗马尼亚电影《四月三周两天》讲述的就是一个普通女大学生堕胎的故事。 那是一次游离于体制监控下的隐秘犯罪活动，它也衍生了堕胎医生对两位青春期女孩儿胁迫性交易的次生灾难。
这部获得第60届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奖的片子，将所有的叙事压缩在了一天之内，那是女孩儿怀孕四月三周两天之日。
1987年的罗马尼亚。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叫奥体莉娅的女大学生。与她同宿舍的女学生嘉碧塔意外怀孕，几经拖延才决定去堕胎，奥体莉娅帮助她定了酒店并去接男性医生比比。
这可是革命情谊，因为在罗马尼亚，协助堕胎也是要坐牢的。更不要说，奥体莉娅要耽误两三天的课程，而她上周四因为请假一天已被教官盯上了。
这是影片第一次出现与生育政策背景有关的细节。教官精准掌握着奥体莉娅的月经情况，这背后是波澜壮阔的前罗马尼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所推行的人口增长政策。
他在1966年下令禁止40岁以下并且少于4个孩子的妇女堕胎。在奥体莉娅要帮同学去堕胎的前一年，禁止堕胎的年龄界限由40岁提高到了45岁，这意味着政策更加趋紧了。
奥体莉娅和她的女同学们，必须接受强制性的每月健康检查，包括查验例假情况。 为了鼓励生育，罗马尼亚将结婚年龄放低到了15岁。
教官发难，奥体莉娅的第一反应是买箭牌香烟去贿赂她。这需要去黑市买。什么都短缺，连宾馆都要提前预定，还要看前台服务员一张臭脸。
影片的开始，是一连串的不如意。从买烟、借钱到住酒店，这些细节背后，是彼时罗马尼亚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物资短缺，乡下女大学生的贫困和国营企业的垄断性傲慢。
当自称叫比比的堕胎医生出场后，冲突达到了顶峰。钱不够，而医生不断强调堕胎要承担坐牢的风险，他需要有回报。在一边倒的强势谈判之后，比比医生不仅收了钱，还将两个女孩都睡了。
两个女孩都答应与医生上床，这在任何年代都是匪夷所思的行为。
钱差的并不多，就算嘉碧塔担心胎儿足够大了并心疼已经付出的房费成本，同意性交易，奥体莉娅并没有任何理由被胁迫。导演设置的情势并不足够紧急，这让整个影片的最大高潮显得有些牵强。
导演克里丝蒂安·蒙吉似乎也没有太多世界化的野心。
除了奥体莉娅与医生上床的理由铺垫的不够充分外，影片整体上缺乏适切的背景情节交代，非罗马尼亚观众如果不做功课，不可能感知“强制多生”时代洪流的政策图景，单凭堕胎坐牢这一信息提供不了那么丰富的意涵。
买名牌香烟要去黑市，买肉要排三小时队，做彩蛋的染料来自德国的嫂子……
但避孕套无处可买的信息影片却不予展示，以至于奥体莉娅与男友讨论自己担心怀孕话题时的指向都发生了偏离：
1987年的罗马尼亚，未完成生育指标的家庭买不到避孕套。制度性的压迫，在这里似乎变成了纯粹的男生贪图享乐内射的个人责任感问题。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四年三月二周》根本就不是为回溯“强制多生”的历史陈迹而来，虽然堕胎违法是影片中最重要也最具张力的冲突点。
导演克里丝蒂安·蒙吉事实上是在展示1987年的罗马尼亚青春期女孩在一个管制和短缺社会下的迷茫，这其中也包括同性友谊间的权力关系。他更多是想讲述一个关于友情、责任和爱的故事。
从影片一开始，嘉碧塔对奥体莉娅的强势地位就被凸显。
包括找人给金鱼喂食、借钱这些琐事，嘉碧塔都心安理得指使奥体莉娅去做，甚至于在愿意为了友谊而接受被油腻医生性侵的匪夷所思行为时，奥体莉娅也要比嘉碧塔先上……
像所有的文艺片一样，《四年三周两天》没有太多的戏剧性反转。
包括医生所强调的所有堕胎风险，都没有发生。在医生去卫生间的当口，奥体莉娅翻看他的医疗包，仓促间把弹簧刀拿了出来。
在离开宾馆去给男朋友母亲庆祝生日之前，她把刀子放在了桌上。
但这个刀子并没有引发任何事故。大概是被嘉碧塔拿去割胎儿脐带用了。
在男友家，奥体莉娅给宾馆打电话，嘉碧塔房间内并没有人接。担心出事的奥体莉娅匆忙赶回来，才发现堕胎非常顺利，嘉碧塔只是睡着了。
影片的最后，奥体莉娅将包裹在毛巾里的胎儿装进背包，警惕地走进茫茫夜色。
她呼吸急促，周边每一个细小的声响都会让她紧张，她想将背包扔在一个垃圾车内，一声狗叫把她吓跑了，她最后走进了一座居民楼，沿楼梯走到高层，按照那个油腻医生的要求将背包扔进了垃圾管道。
《四月三周两天》并没有太多政治化的指向，导演克里丝蒂安·蒙吉甚至有些刻意回避它。他自己这样说：
“我试着拍摄一部关于人物和故事的电影，而不是关于那个时代，那不是影片的语境和主题。我试着尽可能地尊重并且还原事实，而不是聚焦在对共产主义末期的老一套和标志性上。
那个时代在那里，在我的电影里，但是它们在镜头之后：公共汽车噼里啪啦的尾气排放声，形似熨斗般的罗马尼亚轿车，劣质的行李箱，盖满书页的墙，还有当时人们的一些习惯，比如Kent牌香烟可以代替货币在私下流通。没有这些背景，我们将无法理解这部电影。”
用日常生活的细节来呈现时代样貌没有错，但认为公共汽车噼里啪啦的尾气排放声比“为国生育”的标语更能代表1987，也与本片主旨更契合，无非是一种矫饰的逃遁。
一直到影片结束，我们没有看到类似“不生育孩子的人就是背叛国家的人”的时代口号，也没有看到与《770法令》“为国生育”有关的话语、器物和场景。
堕胎后的嘉碧塔饿了，她在酒店一楼餐厅点了一盘牛排和动物的内脏。奥体莉娅感觉有点恶心，她可能联想到死去的胎儿，她先点了一瓶矿泉水，她对嘉碧塔说：你知道我们该怎么做吗？我们以后谁也别提这件事了好吗？
两人对望着。旁边是正在酒店中进行的一个婚礼，玻璃窗外有翩翩起舞的身影和音乐声。嘉碧塔面前的精致菜肴是按照婚礼菜单上的菜品点的。
在此之前，《四月三周两天》中社会主义罗马尼亚的很多社会场景，带给中国观众心领神会的熟悉感，让我们共情。
但这一刻，克里丝蒂安·蒙吉又让我们恍然忘记这是一个物资短缺、城乡区隔的罗马尼亚1987，也忘记了两个来自农村的穷学生借钱堕胎后已经身无分文。
导演有时候可能没有那么多想法。很多深意都是电影节评委和影评人赋予的。
说句冒犯的话，虽然已是文艺片中最不闷的那一类，但在叙事技巧和价值表达上，《四月三周两天》仍有很多值得向商业片学习的地方。
比施永青建言更丰富的刺激生育想象，原本都可以在齐奥塞斯库治下的罗马西亚找到影子：禁卖避孕药品和器具，没有生育能力的女人和单身者要缴纳大笔税金，堕胎者将被判刑和囚禁，女性每月接受月经警察体检，鼓励群众揭发堕胎反革命罪行……
一个数据是，在“为国生育”的23年里，罗马西亚死于非法堕胎的妇女有11万，而被孤儿院收留的被遗弃新生儿也在六位数以上 ——这意味着《四月三周两天》还可以拍的更具波澜，仍不失其真实性。
施永青所念兹在兹的避孕套，在他那里是中国两胎以上家庭的权利象征；在曾经的罗马尼亚，却是一切生育灾难的起点。因为它违背1968年联合国国际人权会议通过的《德黑兰宣言》——“父母享有自由负责决定子女人数及其出生时距之基本人权。”。
使用避孕套，应该是所有成年人的权利。在《四月三周两天》中，一个避孕套缺失的背后，是一整套“为国生育”的专制策略。
在嘉碧塔堕胎两年之后，齐奥塞斯库夫妇被执行了枪决。“为国生育”政策也到了终结的时刻。
又过了18年，克里丝蒂安·蒙吉拍出了《四月三周两天》。生于1968年的他大抵只是在祭奠自己的青春。而即便不关心齐奥塞斯库和770法令，那个年代生育管制的残酷气息仍透过屏幕扑面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