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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古代历史有一个特色，就是农民起义造反特别多，每一个朝代都有，从秦朝的陈胜吴广、刘邦项羽起，汉朝的绿林、赤眉、黄巾，隋朝的瓦岗李密，唐朝的王仙芝、黄巢，宋朝的宋江、方腊，明朝的李自成张献忠，清朝的洪秀全太平天国，总计大小数百次起义，规模之大，次数之多，世所罕见。
反观西方，农民起义只有寥寥无几的数次，而且规模不大，也没有像大国古代史上一般改朝换代，皇帝轮流坐。所以网络上有不少人说大国自有国情，与世界不同。
其实整个世界是一个普遍联系的整体，特殊性从属于普遍性，细究之下，没有啥例外的，只是发展的阶段和过程不同罢了。
看古代文明，我们会发现，殷商跟印第安文明，地中海古代文明有很多相似之处，如血腥的人祭，青铜器具，上帝（天神）崇拜之类。因此很多人说印第安人是殷商移民东渡，中原文明来自埃及等等。
这类说法经不起推敲，漏洞颇多，但这些古代文明确实有一些内在的因素相似，属于同一个文化共同体。
这并不奇怪，根据人类分子学和考古学证据，目前世界上所有人类均起源于走出非洲的一支智人，既然是同源，有着共同的文化信仰不足为奇，只是在到达世界各地开枝散叶后各自繁衍开来，才形成种种差异，文化呈现多样性。
现代非洲有捡骨葬的风俗，在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和太平洋岛屿上依然有留存。
日本一些风俗跟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很相似，并不是说日本人是西南少数民族的后裔，而是他们曾经同属于一种文化：东夷文化。
东夷部落不敌来自西部的炎黄部落，一部分向东南山地岛屿退却，一部分进入了西南的群山之中，所以受东夷文化影响的日本跟西南少数民族风俗有很多相似之处。
在《圣经》上有一个巴别塔的故事，说是当时的人类联合起来兴建希望能通往天堂的高塔，为了阻止人类的计划，上帝让人类说不同的语言，使人类相互之间不能沟通，计划因此失败，人类自此各散东西。
神话源自现实的折射，从语言和文化来考究，可以发现古人类是一个文明共同体，要想知道上古三代时期如何，看看印第安人和太平洋地区岛民的生活即可知，他们是古代文明的保存者。
至于禅让制度，可以参看日耳曼民族的选帝侯制度，各个国王（强大的部落）联合起来推选一位大帝，这位大帝本身有自己的子民和国家，帝位只是部落联盟的首领，并不能传之子孙，子孙能继承的是他的子民和国家。
这就是“天下为公”的来历，也很好地解释了《竹书纪年》上的记载：“昔尧德衰，为舜所囚。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
禅让只是强大的部落共同推选，背后是交易实力和阴谋，类似的情节在日耳曼人选帝的历史上屡见不鲜。
禅让制度的最终终结是在大禹治水之后，在治水的过程中大禹强化了权力，他的儿子夏启成为王也就是武士的首领，王的甲骨文是兵器斧钺之形状，象征着军事统帅在战时拥有的独断的权力。
夏启靠着武力能够强行压服所有部落，所以夏启打败了部落大会通过禅让制度推选的首领伯益，由于夏启并非是经过各大部落推选，所以无法称帝，只能称王，象征着神权的帝匍匐在暴力王权之下。
禅让制度转化为血统继承制度，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德意志选帝侯制度最终也在普鲁士国王崛起后走向终结，在击败强敌法国后，1871年1月18日，威廉在巴黎凡尔赛宫称德意志皇帝，是为威廉一世，境内大小诸侯无不服从，没有人再敢二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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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朝之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大国的那段历史跟欧洲封建历史并无不同，各国的国王贵族互相联姻均是亲戚，打仗都是点到即止，贵族被俘后可以出赎金获得自由。
到了战国后期和秦国统一六国期间，战争开始升级为全面战争，像秦赵长平之战，两国都是全力以赴，秦国凡15岁以上悉数发往战场，取得惨胜后坑杀了数十万赵国降卒；在灭魏之战中，因为魏国的都城大梁久攻不下，秦国掘开黄河水淹大梁，数十万军民沦为鱼鳖之食，最终秦朝以血腥暴力的手段统一了六国，大国历史也走上了一个不同的路线。
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加强集权，自此大国其实已经不同于欧洲的封建社会，所谓封建，自然要有封国和附庸，从秦朝开始，大国是一个以集权官僚为主的半官僚半封建社会。此后两千年，大国都深受秦政影响，明面上是儒学仁义治国，内核均是秦国的法家暴力集权之学，儒表法里。
为何欧洲地区没能统一，出现一位秦始皇？非不为也，是不能耳。拿破仑、一战二战，欧洲大陆上的各国均为统一作出努力，如果成功，其管制程度并不会亚于秦始皇，在一战中，德国、英国、俄国等大国均是亲戚，但厮杀的惨烈性不下于秦灭六国之战。
只是欧洲不像大国，有英国孤悬海外，出自自身的利益，实行孤立光荣政策，不介入大陆事务，在欧洲大陆上保持势力均衡，避免一统。如果当年的齐楚有这般战略眼光，秦国也难以统一六国。
仅仅是英国也难以阻挡欧洲的统一，之后在新大陆上崛起的美国，继承英国的霸权的同时也接受了其势力均衡的战略思想，阻止在欧洲大陆上出现一个统一的强权，导致整个世界没有像秦朝一般走向一统，不过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随着科技的发展地球村时代，最终走向统一是难以避免，现在的局势类似于大国春秋时期，美国类似于齐，在中原之外的蛮荒之地崛起，成为诸国的霸主，残酷的战国时代尚未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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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秦国废封建立郡县，加强集权起，大国土地上农民起义就开始频发。为何欧洲封建制度下农民起义少？
因为封建制度下，尽管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理论上一切土地和臣民，所有权均属于王，但事实上封建领主对分封的土地和臣民享有权力，农民属于自己的“财产”，自然不会压迫太狠，既要薅羊毛，又不能使劲薅，让羊活不下去。
而官僚制度的官员是流官，过几年一换，只要任期不出事，之后洪水滔天也与之无关。
就像经济学上产权不明晰导致的公地的悲剧一般，官僚们不会顾惜民力，只要上级满意即可，逮着羊毛使劲薅，干出杀鸡取卵的事情也在所不惜，农民活不下去，反亦死，不反亦死，不如搏一搏，单车变摩托，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皇帝轮流坐，明朝到我家。
反观欧洲的农民起义，他们很多时候并不反封建领主，而是反教会，而且均是为了争取具体的权利：宗教信仰自由，无代表不纳税、纳税需要议会（农民推举）通过之类的，一旦达成就偃旗息鼓了。
不像大国，不造反则已，一造反则要做皇帝，欧洲的农民没有这种思想，他们觉得国王和贵族是一种血统，不是靠造反能够得到了，人人平等的理念，还要等到法国大革命之后才会普及，成为一种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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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纯的农民起义，只是底层不堪压榨纯粹为了求活，很难成大事。
但是有知识分子和地方士绅加入就不一样了，陈胜吴广没有成事，基层亭长刘邦和楚国前贵族项羽就成事了；老兵庞勋发动的叛乱失败了，落第秀才黄巢的造反成功了。一群乌合之众，有了领头羊就不一样了。
神器唯有“德”者居之，这个“德”是什么？是能力机遇运气的综合，赢了就是有“德”，胜利者在史书上的记载永远是以德服人。
大国的文化基因里，就有不信鬼神信实力的传统，从夏启凭借武力把“帝”赶下神坛的那一刻就开始了。不像在宗教信仰地区人们的认命，大国民众从来不缺野望，“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彼可取而代之”、“大丈夫当如是”之类的思想遍地开花，一旦王朝有风吹草动，唯恐天下不乱的大有人在。
大国并非没有贵族，而是一茬茬地生长、轮回。秦之前的贵族与欧洲的贵族并无二致；秦灭六国和之后的汉兴起消灭了六国和秦旧贵族；但汉兴的功臣集团逐渐演变成为世家大族豪强集团，两汉与豪强共天下。
在魏晋南北朝到唐朝期间，形成新的贵族——门阀世家。五姓七望在民间的地位声望甚至在皇族之上，流水的皇室，铁打的世家士族。高门大户把持了朝廷和地方，以至于上品无寒士，下品无世族。
阶层固化之下，以至于黄巢、朱温等人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天街踏尽公卿骨，白马驿之祸更是让世家门阀制度走向了衰落，可以看作是神州大地上第二波贵族的轮回。
宋朝汲取前朝的经验教训，得给天下豪杰出路，大力提倡科举制度，非科举出身不得出将入相入主中枢。
科举制度初始于隋朝，本意是朝廷为了抗衡士族把持举荐官僚的权利；兴盛于唐，唐太宗一次去视察，看到新科进士鱼贯而入，高兴地说道：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唯有共同利益结成的联盟牢不可破，靠着科举制度，培养出一个与皇权利益一致的官僚团体，确实是维持统治的高明手段。
但唐朝世家大族的力量还很强大，科举依然不可避免受其影响，成为贵族和皇帝排排坐分果果的游戏，世家大族勋贵们还是能够跟科举新贵们抗衡，在朝堂上形成了牛李党争。
到了宋朝，则完全是科举新贵的天下，皇帝亲自作劝学诗：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在利益的诱惑下，民间兴起了读书热，重文抑武的风气深入整个社会，军神狄青因为手下悍将犯了一点小错，向上官韩琦（进士文官）求情，说其“是好男儿”，韩琦嗤笑，一个大头兵，算是好男儿？“东华门外唱名者方为好男儿”，在宋朝凡是中进士者均会在东华门外唱名。
科举跟郡县制度结合，形成了大国特色的治理模式，虽然不像欧洲封建制度下一国延续上千年，但至少不像魏晋时期阶层固化薅羊毛过狠导致社会很不稳定，战乱频仍。
打上科举补丁在民间培育出一个科举士绅共同体之后，王朝通常能够维系二三百年，不至于二世而亡了。
但一个封闭的系统最终还是要靠科技突破闯入新天地，否则最终也难免治乱循环。
盘子只有那么大，随着时间的推移，食利者日增，而科举能够给予的上升通道也相当狭小，就像一处森林，时间的推移腐殖质的增多，大火起重新洗牌不可避免。
像洪秀全就是多次科举不中的秀才，郁郁不得志之下，愤然造反，最终糜烂江南，数以千万的人命和天量的财富消逝一空。没有太平天国之乱，也会有其他乱局至，这就是大势，重新洗牌的时刻到了。
羊毛薅得不那么狠，只是乱局到来的时间稍稍延长一些罢了，没有什么永恒的，君子之泽，五世而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