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大沽战役前后的签约谈判
安立志
鸦片战争是侵略战争，战后签订的条约是不平等条约。不平等条约也是条约，既是侵略即意味着不平等。1844年，清廷与法、美两国签订的条约（即《黄埔条约》和《望厦条约》）中，都有“十二年后”修法的条款（《中外旧约章汇编》，三联书店，1957年，页56、64）。偏偏《中英虎门附约》就有“一体均沾”（同上书，页36）的规定。
英国正是借用这两条提出了修约要求，而这也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起点，并由此组成了英法美三国联盟（后期又增加了更加阴险狡诈的俄国）。鸦片战争后，清廷与列强保持了较长时间的平静，清廷才得以主要精力对付太平军。经历了列强的冲击，道光死了换上咸丰，清廷仍然妄自尊大。按照条约，英方要求“进城（广州）”与“修约”，都遭到广东当局的抵制，恼羞成怒，英军遂于1857年底以“亚罗号”事件为借口，攻占了广州城，俘获了广东巡抚叶名琛。最终目的仍未达到，英法舰队于是启航北上，要与清廷直接“要说法”。直隶总督谭廷襄给咸丰帝上奏折称：“自办理夷务以来，五口通商，遇有所求，往往推往广东，而广东又置之不答，迁延粉饰，不将实情上达，遂致激而致此。”（《第二次鸦片战争（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页306）这不仅是谭廷襄个人的看法，桂良、花沙纳作为钦差大臣也是这样认为的，“夷人结怨于中国者，因自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以后，事事推拖，置之不理。彼以为有冤莫诉，是以无论如何开导，总欲进京。现在天津夷务一误于广东，再误于上海，三误于海口（天津海口），故至此也。”（《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二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页105）清廷没有外交部，遇有涉外事务，中央推广东，广东推中央。这些在一线对外交涉的朝廷大员，心里很清楚，这次对外纠纷，清廷的体制和应对很成问题。
美国学者费正清在评价当时的中英关系时指出：“条约制度靠武力建立起来，也只有靠炮舰去维持。”（《剑桥中国晚清史（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页250）英法美三国要求修约是有条约根据的，而这些条约，正是清廷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失败的结果。10几年过去了，年轻的咸丰帝，只陶醉于天朝的万国来朝，没有领教过列强的坚船利炮，他甚至对美国国书中的“朕”字嘲笑不已，——“该国王竟自称朕，实属夜郎自大，不觉可笑。”（《第二次鸦片战争（三）》，页325）他根本不了解，美国是地球上从来没有国王的国家。
1858年4月，向清廷“要说法”的英法舰队抵达天津外海，英法美俄向清廷提出了四国修约方案，其主要条款是：
一、公使驻京；二、增开口岸；三、内地游历；四、自由传教；五、长江通商；六、降低关税；七、战争赔款；八、治外法权。一年后在北京换约。
就当时来说，这些条款，有的属于国际惯例，有的属于通行准则，比如公使驻京（如同驻京使馆）、开放口岸（如同对外开放）、内地游历（如同开放旅游），对国家利益伤害明显或严重的主要是后面几项，咸丰帝却不这样认为，他最不能接受的恰恰是前几项。
一方面是英法联军恃强凌弱，一方面是咸丰皇帝刚愎自用，夹在中间的谈判人员进退维谷。咸丰帝甚至为谈判人员设计了苦肉计：“我等若擅自允许，大皇帝必将我等从重治罪，所许各条，亦只好均归罢议。”（同上书，页432）以向侵略者哭诉、哀求的方式，让对方让步，可悲又可气！
在列强的炮舰威胁之下，对于显然无法答应的不平等条约，如有实力，可同仇敌忾，奋起反击，击退侵略；如无实力，则尽力斡旋，必要让步，把损失降至最低。弱国强敌，万不可软硬不吃，自取其辱。在列强“一字不令更易”的蛮横面前，桂良正是由于“万分紧迫”，“焦急难名”，只好“只顾目前”、“从权办理”，被迫在条约上签了字。受尽夹板气的桂良上奏说：“此时英、佛（法）两国和约万不可作为真凭实据，不过假此数纸，暂且退却海口兵船，将来倘欲背盟弃好，只须将奴才等治以办理不善之罪，即可作为废纸。”（同上书，页434）桂良作为钦差大臣、咸丰皇帝特使，竟然声称，签订的条约不是“真凭实据”，而是骗其退兵的缓兵之计。事后可以反悔赖账，使之成为一张废纸。桂良把签署国际条约视为儿戏，咸丰帝似乎也没认为这是多大问题。正因如此，桂良这段奏折，才真正成为中国近代史甚至是中外条约史上的奇闻，这使得大清帝国不仅缺乏最基本的契约精神，而且为清廷留下了严重后患。
后患不是桂良能够制造的，关键是咸丰帝认可了这套说辞，尽管他曾顾虑：“岂知和约一定，如何补救？即自请治罪，何补于事耶？”（同上书，页447）果不其然，英法俄美四国各自拿到一份《天津条约》，兵舰即刻撤离，随后，清廷与这四国开始了长达两年半之久的条约博弈。这一过程，可以按照三次大沽战役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858年5月第一次大沽战役后清廷与四国分别签署《天津条约》算起，到1859年6月第二次大沽战役爆发为止。这一阶段长达一年，清廷的反应主要是咸丰帝对条约内容的不满与反悔，要求在换约之前，废除条约“四事”，改变换约地点。
对于这份已经签字盖章，甚至皇帝也已硃批“依议”的国际条约，咸丰帝越想越窝囊，炮舰威胁之下他不得不签字，炮舰刚撤离就转眼不认账。一方面他非常实用主义，一方面又非常机会主义。于是他指示桂良利用当年8月在上海协商海关税则的机会，对条约作出重大修改，正式启动了如何把“真凭实据”变成“一张废纸”的交涉过程。
1858年8月27日，桂良离京去沪之际，咸丰帝面授机宜，要求废除条约中的“四事”，即公使驻京、长江通商、内地游历、战争赔款换回广州，甚至不惜以全免关税、驰禁鸦片为条件来换取对方让步。并再三嘱咐，此为“一劳永逸之计”。（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中华书局，1987年，页284）咸丰帝一语道破天机，此次上海谈判，“岂真专为税则计耶？”（《第二次鸦片战争（三）》，页562）目的不过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而已。
9月27日，两江总督何桂清对皇帝的密谕表达了不同意见：“若不征其出入口货税，则无所稽考，可任听该夷将我内地货物，即在内地贸迁，胥天下之利柄，尽归于该夷，而我民穷财尽矣。”（同上书，页521）皇帝的意见是不会错的，何桂清的奏折，至少没有体现出应有的大局意识与政治意识。
10月5日，咸丰帝坚定地排除了何桂清的地方主义与经济主义的干扰，他指出：“该督身任地方，为国家惜此帑金，是以不肯遽免夷税，然所筹究为目前起见，并非一劳永逸之计”，要求他“不可自出已见，致妨大局。”（同上书，页526）10月13日，咸丰帝又严厉纠正了桂良因循苟且，敷衍塞责的消极行为：“桂良等前在天津滥允该夷要求，至有今日补救之事，若再苟且了事，不为一劳永逸之计，日后夷患叠起，即将桂良等从重治罪，于国事何补？”（同上书，页540-541）咸丰上谕的“一劳永逸之计”，指的都是一件事，即以放弃全部关税以“挽回四事”。
“挽回四事”——虽经咸丰帝反复强调，其实这“四事”还是有轻重之别的。在他眼里，“公使驻京”才是“第一要事”或“第一紧要事件”，因为这关乎清廷的尊严与皇帝的面子。这个问题的解决，是优先选项，较之放弃国家关税，接受治外法权，甚至比俄国在东北边疆步步进逼都重要的多。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事态发展中，咸丰帝对开始的“公使驻京”到后来的“亲递国书”，似乎格外在意或特别重视。这种心理，从表面上他要求的是外国人也必须行三跪九叩大礼，内心里他其实是对外国人一种莫名的恐惧。这种面子或恐惧甚至超过了国土的丧失，超过了关税的放弃，甚至超过了对于太平军叛乱的担心。何桂清的质疑，也并非没有道理，毕竟没有哪个国家会以主动放弃全部关税，去换取过时的、虚幻的尊严与面子。只是由于谈判人员的一再抗旨联奏，反复强调免税“势不可行”，甚至开列了“十可虑”（同上书，页541-543），咸丰帝才不再提他那“一劳永逸之计”，从而制止了皇帝自愿卖国的一大丑闻，也避免了近代中国的一大灾难。
11月后，清廷与英美法三国陆续签订了《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说谈判比较正式，其实清廷对外方的要求几乎照单全收，整个谈判过程围绕着废除公使驻京喋喋不休。因为“四事”未能挽回，以致咸丰帝“览此折不觉愤闷，尤堪痛恨。”（同上书，页564）在这些税则中，不仅对外方强加的税率没有任何坚持，甚至接受了以“洋药”名义开放鸦片贸易。
12月20日，咸丰帝再次严令桂良：“总以阻其进京，停其江路通商，并将游行内地罢议，及早归还广东省城四事为最要，……进京一节，万不能允，内江通商，必须消弭，其余两事，亦当设法妥办，……拟在上海互换条约，……勿令该夷北来……”（同上书，页576）在这段上谕中，咸丰帝再次强调了交涉重点，甚至表现出焦急与不耐烦。
时间进入咸丰九年（1959年），咸丰帝对挽回“四事”依然不依不饶，同时对上海换约作出制度安排，负责外贸的钦差大臣从广州移驻上海。并明确指示，英法美三国条约“在上海互换。”（同上书，页602）
1859年3月1日，英国公使易人，额尔金回国，其弟普鲁斯接任，此人执意进京换约，咸丰帝指示桂良等人向对方作出解释：“因广东距京窎远，一切通商事宜，往返入奏，恐延时日，特改派何桂清为钦差大臣，就近在上海办理，俾外国悃忱易于上达，不必远至京师，……傥因此复开兵端，是该国自乖和好，先行背约，不独上年条约，均归罢议，即五口通商，亦多窒碍矣。”（《第二次鸦片战争（四）》，页21-22）有制度安排，有情理说明，有原则坚持，皇帝的上谕并不空洞。
3月29日，不知是咸丰帝充分体谅了一线谈判人员的苦衷，还是对英国公使的强硬态度有所让步，他似乎放缓了语气：“惟夷情狡执，该大臣等迫于时势，亦属势处两难，该大臣之苦衷，已在朕洞鉴之中”，“因思驻京一节，为患最巨，断难允行，至进京换约，如能尽力阻止，更属妥善。傥该夷坚执不肯，务须剀切言明，议定由海口进京时，所带人数不准过十名，不得携带军械，到京后照外国进京之例，不得坐轿摆队，换约之后，即行回帆，不许在京久驻。”（同上书，页37）皇帝的“红线”开始向后调整。
英使普鲁斯居然引用清廷盖印、皇上硃批的《中英天津条约》第五十六之规定，“本约立定后，候两国御笔批准，以一年为期，彼此各派大臣于大清京师会晤，互相交付”（《第二次鸦片战争（四）》，页74），以反证清廷在换约地点上不遵条约，不守信用。看来英使的确是将这份不平等条约视为“真凭实据”，决不会让清廷“假此数纸”蒙混过关的。
如此以来，战事不可避免了。1959年6月25日，英法兵舰炮击大沽炮台。结果出乎意料，英法兵船“沉没者四，重伤者六，兵士死伤四百余人，英海军大将亦受重伤。”（陈恭禄《中国近代史》，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三年，页116）第二次大沽战役，清廷取得大捷。清廷的胜利，意外也不意外，一方面是侵略者的狂妄莽撞，一方面是清廷的严阵以待。此次战役爆发的原因之一，在于英国公使普鲁斯违反了中英天津条约的规定。这个原因在以往的材料中较少提及。
布鲁斯因对清廷“太过卤莽”，而在英国遭到严厉批评。外交大臣罗素承认，《天津条约》并未写明进京换约的路线，根据通行的国际惯例，和平时期内河是不对外国军舰开放的。1859年11月10日，伦敦向布鲁斯发出训斥:“尽管不允许经通常的和最便利的路线进京，肯定是一种不友好态度的表现，但此事你应予抗议和谈判，而不该诉诸武力清除路障。”布鲁斯认识到他的判断失误，承认根据旧的条约他无权赴北京，而尽管新的条约给了他进京的权利，可这个条约还没有生效。（徐中约《中国近代史：中国的奋斗（1600-2000）》第6版，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页168-169）
第二阶段，从1859年6月25日第二次大沽战役结束到1860年8月21日第三次大沽战役英法联军再度攻占大沽炮台为止。挟第二次大沽战役胜利之威，在一年另两个月内，清廷的态度可谓前倨后恭，开始时气壮如虎，不仅要废除已经签订的《天津条约》，而且要求英法联军赔偿军费。1859年8月1日，咸丰帝指示，“（英法两国）所有上年在津条约，作为罢论。至英夷两次到津，俱先开炮，……当责以衅自彼开，中国将弁多有伤亡，所有兵费约需千余万，除将英、佛两国前议之六百万抵去外，尚需索赔若干万。……与该酋（指英法公使）另立条约……均即在上海互换，不复令该两国进京，……”（《第二次鸦片战争（四）》，页203-204）这就是说，先前签订的《天津条约》，已成为“一张废纸”。不仅如此，清廷甚至向侵略者提出战争赔款，这在近代史上还是第一次。
在这一年里，清廷并未放弃外交努力，只不过吃了败仗的英法联军，对此不予置理，开始从国内调动兵力蓄谋报复。1860年3月8日，英法舰队尚在途中，英法两国特使向清廷发出最后通牒，一，要求清廷认错；二，答应公使驻京、经由大沽、进京换约；三，履行天津条约；四，赔偿军费。限30日内答复。（《清史编年》第九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页689）英法联军以武力相威胁，坚持认定《天津条约》是“真凭实据”，决不允许清廷把它变成“一张废纸”。
3月16日，咸丰帝仍然沉浸在第二次大沽战役伟大胜利的自豪与喜悦之中，他给何桂清的指示仍是“战狼”式的，“此时兵威既振，岂能将前议天津条约五十六款悉行照办？至兵费一层，中国既经得胜，即应该夷赔偿，若两抵不偿，已属通融办理，安有中国出银之理？……至大沽设防，系海疆应办之事，并非专为英、佛，即使和约大定，亦未能遽行裁撤。”（《第二次鸦片战争（四）》，页312-313）他根本不了解英法舰队的作战实力，以为英法联军一到大沽，僧格林沁将军就会再建奇功。
3月24日，两广总督把通过香港获取的消息奏报朝廷，英军12000人，法军8000人，已陆续从本国启航，估计三个月内到达中国。清廷此时才顿感战云密布，风雨欲来。（同上书，页317）5月8日，咸丰帝收敛了“战狼”姿态，开始回调其红线，“天津原定条约内，为害最甚者，如夷船入江……夷人驻京，……万不可行，其余各条如无大窒碍之事，即不妨略予通融。”（同上书，页341）不过，“仍须于上海定议，不得率行北来。”（同上书，页343）从字面来看，似乎灵活中仍有坚持。
4月3日，英法公使分别照会何桂清，指责清廷缺乏和平诚意，“不独无全允之词，且观始终辞气，惜似目前之病非复可望以和疗治。”（同上书，页334）文字比较婉转，其实已经关闭了谈判大门，向清廷发出了战争威胁。
6月末7月初，英法联军分别占领了金州（大连）与芝罘（烟台）。7月底，英法联军未遇任何抵抗迅速登陆北塘。此时的咸丰帝态度已经收敛，不再要求上海换约，并指示允许英法使臣经北塘进京，但从人要少。而英法联军并不理会清廷的照会，迅速攻占了塘沽。咸丰帝如川剧变脸，答应英方按照八年和约（即咸丰八年的《天津条约》）办理，可定期进京。如对方答应进京换约，走大沽亦可。先前步步设防，此时可谓步步退让，“五十六条”答应了（废除《天津条约》不提了），“进京换约”答应了（上海换约不提了），经由大沽答应了（经由北塘不提了），咸丰帝的红线，终于变成了无底线。
第三阶段，从1860年8月英法联军第三次攻占大沽炮台到当年10月清廷与四国签署《北京条约》为止。这个阶段重要事件有三个，一是咸丰帝逃亡热河，二是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三是清廷与四国签署《北京条约》。
英法联军大兵压境，清廷即已明白，把《天津条约》“作为罢论”，当成“废纸一张”，已不可能。英法联军兵临城下，咸丰帝在外交上步步退让，在军事上节节败退，最终丧权辱国，底线尽失。
8月21日，英法侵略军以猛烈炮火攻占大沽炮台，清廷悬挂免战白旗，照会乞和。8月30日，英法两国照会清廷，逼迫其必须答应此前所有条款，还必须开放天津（“即日开埠通商”）、增加赔款（“银两全数给清”）、入京换约，然后才会撤兵。（同上书，页532）
9月5日，咸丰帝步步为营，忽左忽右，“所有先付现银之处，断不准允许。至进京换约一层，务令该夷先将兵船马队全行退出海口，并不准多带从人方准来京。……巴夏礼（英国参赞）先行进京之处，着不准行。即将来准其进京换约，亦不得任令该夷酋随带护卫，带领兵将，总须商定随带从人数目，方为妥善。”（《第二次鸦片战争（五）》，页7）咸丰帝已经乱了方寸，又战又和，又谈又打，也许作为天朝上国，最后一点姿态还是必要的。
9月7日，咸丰帝向朝廷重臣发出亲笔硃谕，他不无感慨地写道：“中国以天下之势，而受累于蠢兹逆夷，廿载于兹，战抚两难，诚堪浩叹！”他提出了最担心的三个问题，一是以公使驻京。这说明，公使驻京是他念兹在兹的“第一要事”；二是战争赔款。他很感性地写道，“城下之盟，古之所耻，若再腼颜奉币，中国尚有人耶？”三是带兵换约。咸丰帝对此最为担心，“大患切肤，一决即内溃于心，京师重地，尚可问乎？”（同上书，页26-27）他接着指出，“决战宜早不宜迟，趁秋冬之令用我所长，制彼所短。”谈判桌上已输的一干二净，心有不甘，他决定孤注一掷。
在接下来的两天里，英法特使借口清廷谈判人员并非全权大使，拒绝与之会晤。与此同时，咸丰帝也对签约作出限制，如“带兵换约不可行，巴夏礼断不可令其前来，兵费须宽以时日，通州非议和之地，尔国众人前来，必不放过”等，并指示清军名将僧格林沁进行战争准备：“倘额（额尔金）、葛（罗）二酋肆行狂悖，径行带兵北来，或巴夏礼先行来京，……（着）督兵截回，如该夷不肯听从，擅行闯越，即行剿办，毋得坐误事机。”（同上书，页30）并指示谈判人员，“倘该夷业已北犯，即不必再与议程照会。”（同上书，页33）
9月9日，咸丰帝向亲信大臣发出的信息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公开宣布，“亲统六师，直抵通州，以伸天讨，而张挞伐。”（同上书，页37）另方面，又要巡幸木兰。前者体现的是民心士气和国家精神，后者体现的则是畏敌如虎，临阵逃脱。
9月14日，清廷两名新任钦差大臣照会英法特使，答应对方在天津拟定的续增八条，而英法联军应止步京郊的张家湾，不再前进一寸。至此，双方似乎接近达成协议。而在当天，咸丰帝却断定，“和议必不能成，惟有与之决战”，并直接调兵遣将，令僧格林沁截止联军；令胜保保卫京城，并把巴夏礼作为敌方“谋主”羁留在通。（同上书，页67）
9月16日，咸丰帝却又决定，英法所提八条均予允准。英法两国入京换约，每国不得超过400人。赔偿现银，换约后两月内结清。咸丰帝在英法特使提出的条约上，逐条硃“准”。（同上书，页73-77）红线毕竟是人划的，对方不满意，可以划的近一些。谈到最后，清廷的红线，甚至由侵略者来划定。
9月18日，是1860年的“九一八事变”，事件起因是，英国公使参赞巴夏礼在与清廷交涉时，突然横生枝节，要求换约时向皇帝亲递国书。咸丰帝对外国人的觐见好象非常恐惧，立刻一口回绝，“国体所存，万难允许”，英夷“如欲亲递国书，必须按照中国礼节，拜跪如仪，方可允行”。的确，1793年的乾隆帝、1816年的嘉庆帝，接待的都是英国使臣，双方交涉的核心都是是否接受三跪九叩的中国礼节。咸丰帝当然不愿破了祖宗传承的政治规矩。时值19世纪中叶，前辈没有履行的礼仪，巴夏礼当然也不肯破例。“设该夷固执前说，不知悔悟，惟有与之决战。”（同上书，页86）咸丰皇帝终于为了面子而撕破脸皮，一举拿获巴夏礼等英法人士39人，其中英人28人，法人13人。至此，谈判彻底破裂，战事终于爆发了。
9月22日，英法联军直抵通州兵临京城，外强中干的咸丰帝带领少数亲信，从圆明园仓皇逃出北京，一路颠簸塞外承德，却美其名曰“木兰秋狝”。此时，驻扎首都近郊的帝国军队，已经七零八落，望风披靡，只剩下恭亲王奕訢收拾烂摊子。接下来，双方围绕释放清廷抓捕的英法人质反复交涉。一当看到归还的39名人质竟有20具尸体，恼羞成怒的英法侵略者于10月18日纵火烧毁了皇帝骄奢淫逸、寻欢作乐的老巢——圆明园。
10月17日，躲在承德避暑山庄的咸丰帝得知其出生地圆明园遭到破坏，顿感惊恐与沮丧，打洋人打不过，“关门打孩子”本事还是有的，他当即下令，一并革去僧格林沁、瑞麟两位将军的爵职，因其“节节退扎，不能救护园庭（即圆明园）”，继续留营处理军务。（同上书，页184）
此时的咸丰帝已被侵略者吓破了胆，早已丧失了“亲统六师”，御驾亲征的“战狼精神”，很无奈地指示奕訢，“迅速进城定议，画押换约，俾英法早日退兵，以安人心”（同上书，页194）。在咸丰帝的遥控指挥之下，奕訢照会英法特使，同意赔偿英法两国因清廷“虐刑死伤”人员白银50万两（英30万两、法20万两），并接受英法先前提出的所有要求与条款。这就是满清王朝与英法联军对峙三年的最后结果，也是满清君臣给中华民族招来的重大屈辱。
10月24日，奕訢与英国特使额尔金签署《续增条约》（即《中英北京条约》），并互换《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主要内容是：一、增开天津为通商口岸；二、九龙半岛划入香港；三、允许华人赴英务工；四、赔偿英国兵费800万两。
10月25日，奕訢与法国特使葛罗签署《续增条约》（即《中法北京条约》），并互换《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主要内容是：一、允许法籍传教士在中国自由传教，赔还从前没收的教产等；二、允许华人赴法务工；三、开放天津口岸；四、赔偿法国兵费800万两。（同上书，页205、209）
10月28日，咸丰帝正式颁布上谕，与英法两国“所有和约内所定各条，均着逐款允准，行诸久远，从此永息干戈，共敦友好。”（同上书，页225）战争结束了，和平实现了，权益出卖了，皇位安稳了。
咸丰帝的历史使命终于完成了，本来不想把《天津条约》作为“真凭实据”，本来想把《天津条约》变成一张“废纸”，桂良的这些设想不仅未能实现，反而，这聊聊“数纸”，却已经变本加厉。较之1858年的《天津条约》，清廷丧失了更多的权益，比如，增开天津口岸，割占九龙半岛，这都是原约没有的；赔偿英法兵费，也从原来的600万两，骤增为1600万两。
北京条约签字了，英法联军退兵了，咸丰帝仍然不肯回京，他怕洋人“亲递国书”。他曾以很重的语气下达谕旨：“此次夷务步步不得手，致令夷酋面见朕弟（即恭亲王奕訢），已属不成事体，若复任其肆行无忌，我大清尚有人耶？”（同上书，页269）大清帝国沉溺在几百年的朝贡体制中，满清皇帝只能接受藩属国的跪拜，他根本不了解世界各国已经建立相互平等的外交关系。不肯三跪九叩的外夷，大清皇帝是不能接见的。与英法特使有了实质接触的奕訢，在奏折中也称，看到英国特使在京乘轿，“沐猴而冠之状，殊觉不堪入目。”（同上书，页262）
这样一对皇兄皇弟、难兄难弟，不明世界大势，不懂国际惯例，闭关锁国，妄自尊大，恪守祖制，固步自封。一些本可谈判让步的面子问题，比如公使驻京、亲递国书、换约地点等，顽固坚持，寸步不让；反而，一些关乎国家命脉、民族尊严的根本权益，比如领土、关税、主权等，却又茫然无知，随意放弃。由此可见，清廷在近代史上的失败，差距不仅仅在于坚船利炮方面的硬实力，更根本的是制度、文化、理念方面的文明差距。
英法联军的侵华战争，是资本主义开拓世界市场的组成部分。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97年，页28）正因世界市场的开拓，“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同上书，页30）而在这一过程中，满清帝国作为马克思笔下的“木乃伊”、“活化石”，受到的冲击更为猛烈，教训也更为沉痛。正是由于这种冲击，“天朝上国”的朝贡体系崩塌了，使之明白了什么是近代外交关系；中央藩属的圈层关系断裂了，使之见识了什么是近代契约精神；闭关锁国的自足经济破产了，使之懂得了什么是近代国际贸易。这种伴随着血泪、苦难、罪恶的市场开拓，“恶”竟然是“历史动力的表现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页237），对于古代中国，竟然具有推动历史的进步意义。这正是在这场战争之后，满清王朝才建立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外交机构——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40年后，在八国联军的压力下，才成立了外务部）。
在一般人的印象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胜利者是英法联军。然而，远在英国的恩格斯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他认为，在这次战争中，英法两国的目标，只“具有纯粹商业的性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页662），而沙俄则是以侵吞它国领土为宗旨的，它“在这个时候从中国夺取了一块大小等于法德两国面积的领土和一条同多瑙河一样长的河流，……如果我们将当时所缔结的各项条约比较一下，就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件一目了然的事实：这次战争不是对英国和法国有利，而是对俄国有利。”（同上书，页662）恩格斯也是从既定的条约作出分析。
第一次大沽战役后不几天，也在1858年5月，俄国即用武力强迫黑龙江将军奕山在其单方面拟定的《瑷珲条约》上签字，一口鲸吞中国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并将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的4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作为“中俄共管”。在第一、二次大沽战役之间的一年时间内（即1858年5月到1859年6月），当咸丰帝为挽回“四事”与英法使者纠缠不休之际，俄国不顾清廷的抗议，多次强行闯入黑龙江、乌苏里江与兴凯湖流域，勘察地形、绘制地图、构筑炮台，并最后完成了对这一地区的侵略部署。
在第二次大沽战役之后，满清大臣肃顺识破了俄国的邪恶图谋，在与俄方谈判中坚持原则立场，以康熙年间中俄双方签订的《尼布楚条约》为根据，指出俄方强制既无授权、又无关防的地方官员奕山签署的《瑷珲条约》是“一纸空文，毫无意义”。然而，此时的清廷内外交困、焦头烂额，强硬的外交立场并不能改变俄国侵华的行动，俄国在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的侵略行径依然我行我素。与此同时，俄国外交人员以极其狡诈的外交手腕，在清廷面前，自称是清廷的救世主；在中英面前，又自称是争端的调停人；而在背后，又是英法实际上的同盟军。俄国甚至暗中向英法联军提供清廷在天津、北京一带的兵力部署与城市布局，同时督促英法联军对清廷动武。
第三次大沽战役后，英法联军占领北京。惨败的清廷屈辱地接受了俄方的侵略要求，不仅确认了《瑷珲条约》的合法性，而且与之签订了《北京条约》，从此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沦入北极熊之口。被侵略者吓破了胆的咸丰帝声称，“绥芬、乌苏里等处（指乌苏里江以东的领土），均照奇吉湖（阔吞）屯之例（指黑龙江下游的领土），借与该夷居住。”（同上书，页226）愚昧的清廷统治者，怎么也想不到，这种“借与”，却是“有借无还”，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从此“肉包子打狗——一去不还”。还不止此，俄方在《北京条约》中预留伏笔，中国西北50余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在咸丰帝死后不久也永远失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