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兴一叶红船上的秘密会议，为中国未来百年的巨变掀开帷幕。中国最早的五十多位党员，几乎都是中青年知识分子，是他们把社会主义引进中国。马克思及苏俄社会主义的传播脉络究竟是怎样的？那一代寻路的中国青年面对的是何种的命运选择？一个曾经的落后国家如何跨越式地实现现代化？
日出前的海浪拍打着沙滩，云层感受到了一丝炽热。破晓的第一束光穿透一切阻碍，那一刹那，大海披上了耀眼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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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想社会的绮丽憧憬★
俞秀松的家庭十分传统。他的父亲俞韵琴是清末秀才，也接受过新学熏陶，从事教育事业。受到父亲的影响，他从小就希望成为一名“学问家”。
俞秀松
“一师风潮”中，俞秀松因为参与宣传新思想，被浙江一师开除，被迫回到家中。他的父亲想要借此机会，让俞秀松娶妻完婚，驯服他的“野性”。早在他读书时,父亲就替他说好了这门婚事。
俞秀松跟妻子提到自己37岁都未结婚时说：“我在杭州（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父亲要我回家去结婚，女方是我老师蒋老师的女儿。但是我拒绝了这种包办婚姻。我认为必须互相了解,由恋爱而结婚。我曾为此和父亲三击掌:找不到志同道合的新女性,终身不婚。”
俞秀松父母
俞秀松继子俞敏回忆说：“我爷爷给俞秀松找的是蒋老师的女儿，其实这个女的也是有知识的，并不是一个农村妇女，现在说的也是个知识分子的女儿。那么她的女儿，她也是有文化的，俞秀松并不排斥，因为好像说是蒋老师这里不好，还是那里不好，不是的。”
俞秀松那时还不到20岁，他虽然受到新思想的影响，但传统价值中的“孝”与“贤”仍然在他心中占据一定地位。违抗婚事，会陷于“不孝”，奉旨完婚，又与自由恋爱的思想相矛盾。正当他处在迷茫彷徨之中，突然得到了新文化领袖陈独秀的支持。
浙江一师
“一师风潮”过后，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文：“我祷告我这班可敬的小兄弟，就是报社封了，也要从别的方面发挥《少年》《浙江新潮》的精神，永续和‘穷困及黑暗’奋斗, 万万不可中途挫折。”
陈独秀为像俞秀松一样的青年指了一条出路，或许他们可以北上，参加“工读互助团”。这是一个青年互助组织，由北大的空想社会主义代表人物王光祈等人发起。
他们的目的在于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实践“一边劳动一边学习的共同生活”。这种乌托邦式的社会运动与俞秀松“改造社会”的想法不谋而合。
俞秀松故居
1919 年 12 月发表在《晨报》上的《城市中的新生活》一文中，王光祈用生动的笔调叙述了这一城市“新生活”团体的日常：每名团员不单要念书，每天至少还要工作四个小时。每名团员的收入都属于工读互助团，不过团员的基本费用如学费、医药费、房租、购买衣服书本的费用等皆由该团提供。他们的工作包括开办印刷所、餐馆、洗衣店和从事手工及小贩等劳动。
1920年1月初，得到李大钊、陈独秀等人支持和赞助后，俞秀松与同学施存统从杭州乘火车前往北京，寻求“理想”中的生活。后来他加入北京“工读互助团”第一组。互助团是否能为改造社会提供一个范本？俞秀松对未来的集体生活充满了憧憬。
★新时代的婉转前奏★
杨明斋出身于山东平度的一个农民家庭。童年和少年时代他接受了传统的儒家教育，阅览过许多古书典籍，算是当地“有学问”的人。1897年，他15岁时，德国侵占青岛，社会动荡，次年他因贫困辍学务农。
1900年，贫苦的山东农民组织“义和团”抗争，并蔓延向直隶地区，最终酿成“庚子事变”。国衰家败，走投无路，18岁的杨明斋决定随乡亲去“闯崴子”。
杨明斋
青岛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树枫说：“当时有一句话，死逼梁山上关东，走投无路闯崴子。崴子就是海参崴，这是中国人起的名字，海参崴。当时杨明斋他所处的地方，是平度的西侧，也属于胶东半岛的西侧，历史上平度、莱州和邓州这一带，就是我们说现在叫文登、黄县都是闯关东的主要地区。另外交通也便利，因为从杨明斋的老家，到莱州的港只有100多里，一天的时间可以到达。大家成群结伙的雇上一艘民船，就可以漂洋过海到东北去了，应该是比较便利。”
到达海参崴后，杨明斋通过族叔的介绍在一家小工厂当工人，兼作记账员。晚上，他主动地到工人夜校教工人识字、读书。1908年以后，他转移到西伯利亚一带半工半读，和那里的矿工有较多地接触。
后来，他与秘密活动在西伯利亚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有了接触，逐步明白了造成不平等的原因在于民族和阶级压迫。于是，他积极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并被推选为华工的代表。
十月革命前，杨明斋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随后，布尔什维克党安排他在帝俄的外交机关当职员，秘密开展党的工作。
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俄共(布)党组织保送杨明斋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深造。在那里，他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此后，他受俄共（布）党组织的派遣，又回到海参崴，以“华侨负责人”的公开身分，在华侨工人中宣传革命，开展工人运动。
1920年4月，他终于回到祖国。杨明斋通晓俄语，对苏俄与中国都比较了解，又与俄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代表维经斯基同在海参崴工作，二人比较熟悉，因此他被选中，作为翻译追随维经斯基回到中国，协助其展开工作。
★东方破晓的无声刹那★
常州，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运河边上就是张太雷的家，他在这里生活了整整12年。张太雷的祖上原是官宦人家，后来家道中落，到了张太雷父亲这一代，已是穷困潦倒。
张太雷的父亲尽管是晚清秀才，但是身无长物。后来娶了当地一位小手工业者的女儿为妻。由于没有婚房，婚后一家人只能寄居在岳父家里。张太雷便出生在外祖父家。
张太雷
八岁那年，他的父亲病亡，抛下母子三人。一家人的生活愈发困顿，母亲只得靠揽女红维持生计。尽管生活极其清苦，但母亲还是把张太雷送进了学堂。小学毕业后，在亲友资助下，张太雷考入常州府中学堂，并与同样出身落魄家庭的瞿秋白成为同学。
《张太雷传》作者丁言模描述说：“就是穷，穷到什么地步，就是只能吃两顿饭。肚子饿的时候，他只好喝凉水。母亲也看到，反正就背着抹眼泪，他从来不跟家里要任何钱，他也知道家里穷，也拿不出钱。”
1914年，因为替好友李子宽抱打不平，张太雷开罪校方，遭学校开除。16岁的张太雷愤然离校。不久之后，他前往北京，投考北京大学，被招收为法科预科生。
张太雷的同学吴南如的妹妹吴崇兰后来这样回忆：“张太雷为了要缩短学年，又想跳班。他打听得北洋大学招考特别班，过去只须一年，便可正式进大学一年级，比北京大学预科要省两年，如果考取了，学费和时间就可省去很多。”
张太雷如愿考入北洋大学法科学习。北洋大学法科是近代中国的第一个法律教育机构。在中国法学史上，它短暂而辉煌。北洋大学法科完全按照欧美法系培养，所学教材全部引自西方，除国文外，所聘教授全部来自外国。
北洋大学堂
北洋大学管理十分严格，不但白天上课八小时，晚上还安排三个小时的自修。每个月总教习都会组织考试并评定成绩优劣，每年学生考试不及格的就要有降级，如果降到最低年级后还不及格则要退学。第一届招收30人，最终毕业的只有18人。在这样优质而严苛的教育环境下，张太雷接受了西方法学理论的系统训练，完成了现代性启蒙教育。
毕业后，张太雷在《华北明星报》勤工俭学，在这期间他认识了在北京大学担任教职的俄国人柏烈维。柏列维对外的身份俄罗斯联邦驻天津的文化联络员，实际上是一名俄共党员。在中国秘密从事革命工作。
《华北明星报》
张太雷英语很好，柏烈维便邀请他担任自己的私人翻译。柏烈维常往返于京津，同李大钊等人密谈，张太雷一直追随，有时也充当信使，传送一些关于俄国革命的文件。
1921年初，共产国际执委会准备在伊尔库茨克设立一个统一的、负责远东工作的共产国际机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新组建的远东书记处中国科欲寻找一位中国革命者担任书记。张太雷最终被选中。
张太雷、俞秀松、瞿秋白出席共产国际三大
十月革命后，共产国际欲推动世界革命，东亚近邻成为首发地。共产国际连续派出密使，传播苏俄革命的成功经验。从北京、上海至广州，激进的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华大地落地开花。
在中国最开放、思想碰撞也最激烈的几座中心城市，共产主义小组先后成立，这些青年知识分子代表了中国最早一批的觉醒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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