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不许纳妾，但为何还有那么多的姨太太？

“古者天子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这是《礼记》所载的文字，大概是可查的最早古代帝王后宫的“标配”。

在古代，妾的主要来源分为媵（贵族男性娶正妻同姓姐妹或侄女做陪媵）、奔（私奔，未正式婚嫁）、买三种。后来有权势和钱财的男人也可以通过纳（非正式的娶）、收（以婢、家妓为妾）、占（将他人妻妾据为己有）、买等各种手段取得妾。

自古以来，纳妾皆为某种等级身份的象征，各朝各代贵族或官员置妾均有严格的时间要求和人数规定。汉代以后一般的士大夫、平民都只有一个正妻(正室)，同时可拥有多个妾。唐有“置别宅妇”的做法，与现在的“包二奶”极为相近。元朝明文规定庶人不得娶妾，除非是上书元世祖得到特许；《大明律》明确将“无子”作为男性纳妾的理由：“庶人，必年四十以上无子，方许奏选一妾”。这样，就从法律和道德的层面，将多妻变成了“天赋男权”。

辛亥革命后，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女权被提出，提倡男女平等，“一夫一妻制”才真正实行起来，并被写进了“婚姻法”，这是中国婚姻制度史上的一大进步。

但是北洋政府《暂行新刑律补充条例》第12条仍明确承认妾的存在:“凡以永续同居，为家族一员之意思，与其家长发生夫妇类同之关系者，均可成立。法律不限何种方式。”纳妾显然更加自由。故在19世纪的一二十年代，有钱男子是可以随便纳妾的。

诸如注重文明风尚、男女平等的诸多社会名流，如康有为、梁启超、唐绍仪、严复、马寅初等也大多纳妾蓄妾，有的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军界、商界名流纳妾蓄妾之风更炽，如袁世凯就有一妻九妾, 人称其“多妻妾之奉，生子几十人”;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有妻妾六人；张宗昌有十余位姨太太；广州十三行行商潘仕成更是妻妾成群 共计有50位之多。

民国在法律上虽然确立了“一夫一妻”的原则，但对社会上普遍存在的纳妾蓄妾问题却视而不见，不仅始终没有行之有效的惩戒与定罪办法，而且明文允许可以继续纳妾，只不过限定了几个条件，即：原配至四十岁无出者，父母、原配同意，并在警察所注册。

北洋政权虽然解决了原有的“妾”问题，但继续允许“妾”的存在却遭致了很多人的反对，特别是女性同胞的抗议。当时还有人专门办了一本杂志叫《废妾号》，指责纳妾娶姨太完全是恶俗，对女性是不公平的。

于是在提倡“文明婚”与法制社会的大环境下，民国《民法亲属编》出台，明确废除“妾之制度”。但是《民法亲属编》施行前所纳之妾，法律上还是允许其继续存在的，之后所纳之妾，也无明文禁止，只是给了妻子离婚的请求权，并且对这种权利还有种种限制，如法律规定:“有请求权之一方，于事前同意或事后宥恕，或知悉后已逾六个月，或自情事发生后已逾二年者，不得请求离婚。”这无异于公开允许男人纳妾制度的继续存在。

1928年《刑法》第254条就规定:“有配偶而重为婚姻，或同时与二人以上结婚者，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但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纳妾依然不构成“重婚罪”。因为重婚罪的构成要素是再娶一个妻子，而非“妾”。纳妾既非“娶妻”，自然不算重婚。于是，当时的男子可以随意娶妻，只须该女子未婚即可。如果遇到原任妻子控告其重婚罪，则以“纳妾”之名规避之。

民国时期，广东多妻制盛行，社会上咸以妻妾之多寡视其人财产之丰啬，故往往有纳妾以为虚撑门面者。闻某富豪家有胡椒树百零八株，每年收入极丰，而竟娶百零八妾。每妾各收一株之利益，以为饮食服饰之费。至于三妻四妾者，在在皆有，盖如此方足以维持其中等人家之体面也。由此可见：没钱你就别纳妾。

于是乎，虽然妻妾制这种封建糟粕没了，但改头换面的姨太太却大张旗鼓的粉墨登场了。其实说白了，姨太太就是妾，不同的是，民国时的“妾”不叫妾，而变成了男人的“家属”，对外则统一体面地称为“姨太太”。

因此，在权势男人的共同努力下，民国的一夫一妻制不但名存实亡，反而还赢来了历史上的一次“姨太太”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