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会反转吗？
图源：新华社
东京奥运会刚结束不到一周，男子4×100接力赛的结果即可能出现反转。
据南方+援引外媒报道，在刚刚结束的2020年东京奥运会上，英国获得了男子4×100米银牌，但随后其中一名英国短跑运动员CJ·乌贾（CJ Ujah）因尿检呈阳性而被禁赛。
CJ·乌贾
如果其使用兴奋剂的情况属实，意味着英国男子4x100米接力的银牌可能会被剥夺，而获得第四名的中国队或将递补为铜牌，他们将创造中国队在奥运会该项目上的最好成绩。
奥运结束后，苏炳添说过：“别说金牌了，我连奥运会的奖牌都没见过，特别想找巩立姣借金牌来拍个照。”如果中国队最后递补获得铜牌，苏炳添将圆奥运奖牌梦。
事实上自古以来，兴奋剂与体育赛事就一直“形影不离”，为了能够在比赛获取最佳成绩，这种备受争议的“开挂神器”从古代奥运会贯穿至今，几乎从未缺席。这颗千年“体坛毒瘤”到底有多毒？为何一直无法杜绝？
从“国之利器”到“体坛毒瘤”
从战场到赛场
如果我们穿越到千年前的古代奥运会，会在场地附近看到一座座运动员的雕像，刻有姓名和所属城邦。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他们并不是赛场上的英雄、奖牌获得者，而是比赛中作弊，被取消参赛资格的人。
而服食“兴奋剂”，就是一种很常见的作弊方式。
相关史料记载，早在公元前776年，人类社会中就已出现了兴奋剂。当时运动员选手会在比赛前服用无花果干和湿奶酪制成的特殊食物，或服用具有迷幻性的毒蘑菇、牛鞭或者牛睾丸，从而产生不知疲倦的疯狂动力，在比赛中获得好名次。
到了近代，经过百余年近代化学的发展，人类终于告别了原始兴奋剂，开始动用“科学的力量”。而此时的兴奋剂在战场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电影《美国队长》中讲到，二战时期的美国队长原是个瘦弱矮小的士兵，通过注射超级士兵血清变得强壮无比，力量、耐力、敏捷、体力等均远超普通人好几倍。这段剧情，正是二战时期人们对兴奋剂盲目崇拜的真实体现。
在战场上，士兵的身体和精神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兴奋剂便在其中扮演了“鼓舞师”的角色。据统计，在二战期间，仅英国士兵就吞下了7200万片苯齐巨林，平均每人24片，这种药物是在1934年商业合成的一种中枢神经兴奋剂。
二战结束后，兴奋剂的舞台则从战场转到了赛场上。
50年代中期，新型兴奋剂——合成类固醇药物问世，其使用后不但可以增加体重，力量和耐力也会得到明显增强。由此，这种药物在举重、健美、摔跤、铅球、链球等力量项目中广泛使用，甚至田径、游泳、自行车、足球项目也未能幸免。
到了1960年，几乎所有项目都有运动员使用此类兴奋剂，前东德更是用它统治了体坛长达几十年，而且不但在男性运动员身上使用，还将雄性激素类固醇应用在女性运动员身上。
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前东德女子游泳运动员个个五大三粗，声音也更像男性。在这届奥运会上，前东德代表团豪夺40枚金牌，紧跟前苏联名列奖牌榜第二。到了1988年汉城奥运会，前东德运动员获得37枚金牌，以1枚优势再次击败美国。
其他国家也并不干净，据1982年加拿大安大略一份医学报纸所说，1975年，75%的瑞典投掷运动员和31%的世界水平运动员正使用或曾经使用过合成类固醇兴奋剂。杀不死的兴奋剂，就这样成为体坛毒瘤和丑闻制造机。
兴奋剂的危害到底有多大？
目前，国际奥委会将“兴奋剂”定义为：参加比赛的运动员使用任何外来物质，或以异常数量、异常方式让生理物质进入人体，并试图以不适当的方式人为改变比赛成绩。
除了限制使用兴奋剂外，奥运委员会还将其他非法医疗措施纳入该范围。
据相关数据统计，兴奋剂主要被分为场合禁用、比赛禁用等几种类型，一共有12种。而不同类型的兴奋剂有着不同的“效果”，也有着不同类型的后遗症。
如利尿剂，服用这种药物可以稀释和改变违禁药物的排泄率，起到快速减重的效果，不少运动员会以此来躲避兴奋剂的检查。但长期滥用利尿剂，可能会引起低血钾、缺钾等症状，使人容易出现疲劳、虚弱、四肢麻木甚至肌肉坏死等情况。
又如苯丙胺，可以减轻服用者身体的疲劳感，并且在短时间内增强人的敏感度和攻击性。如果过量服用，可能会出现神经过于兴奋、心律失常等不良反应，并且还可能会导致服用者对外界产生敌意和排斥，使其出现幻觉、脑部损伤甚至死亡。
如果是肽类激素这种兴奋剂，使用之后会促进红细胞生成素的产生，提高血红蛋白含量。但长时间滥用，会导致静脉血栓形成、心血管硬化，严重时还可能会引起心肌梗塞、脑梗塞等情况。
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兴奋剂一方面帮助运动员获得至高无上的荣耀，另一方面也在透支他们的身体，造成不可逆转的伤痛和后遗症，严重者甚至死亡。
1960年罗马奥运会上，丹麦车手詹森因服用安非他命酒精混合剂，在比赛中猝死；1967年环法比赛，英国著名自行车运动员辛普森意外死于旺图峰。
种种证据表明，两人都是因为服用了过量兴奋剂才导致意外死亡。
詹森在1960年罗马奥运会的100公里计时赛上突然摔倒，随后猝死
前东德与前苏联的大规模兴奋剂事件更是轰动一时。当时的运动员完全只是为国家获取荣誉的机器。受害者之一的铅球运动员安德里格斯·克里格在开始训练两年后，被教练半推半就地逼迫服下了Oral-Turinabol类固醇激素，为了平衡副作用，她还同时服下避孕药。随着成绩的逐渐提升，副作用也日益显现出来：体重达到100公斤，狂躁易怒，出现男性性征，包括声音低沉、毛发浓密等等。
克里格自称，当时唯一支撑着她继续下去的，只有不断长进的成绩。
1986年，20岁的克里格以19.96米的成绩成为欧洲铅球冠军，但伴随而来的是对骨骼系统的不可逆损害，以及性别的模糊。在因伤病退役后，克里格选择变性为男性，伤痛与阴影将伴随他度过余生。
从“神药”到“禁药”
随着兴奋剂的越发滥用，人们与其的抗衡也越发激烈。
为了杜绝兴奋剂在奥运赛场的使用，国际奥委会在希腊雅典成立了医学委员会，并在1964年东京奥运会上，首次进行赛前兴奋剂检测。当时的医学委员会对参加自行车比赛的运动员进行了小规模的药物检测，虽然成效甚微，但首次表明了奥运会对兴奋剂的禁绝态度。
1968年初，在第10届冬季奥运会开幕前，国际奥委会医学委员正式宣布了专为法国格勒诺布尔冬奥会兴奋剂检查制定的禁用药物名单。
1988年汉城奥运会，在男子100米决赛中击败刘易斯的约翰逊，在拿到金牌后数小时便被取消，原因是在其尿检中查出了“康力龙（Stanozolol）”，这是一种合成类固醇类药物。该事件也成为奥运药检的里程碑，此后，兴奋剂检测技术突飞猛进。
1999年11月10日，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在瑞士洛桑成立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成为其下设的一个独立部门，之后2004年雅典奥运会中，27名运动员被检测出兴奋剂，创下了奥运会药检的记录。
目前对于兴奋剂，最常见的检验方法是尿检和血检。
而随着高分辨率质谱仪的出现，兴奋剂检测手段也有了很大的飞跃和发展，过去停止服用兴奋剂两周内未能查出来，但现在即便间隔50-60天，就能检测得到。
血检也大大弥补某些违禁药物无法通过尿检发现的漏洞，比如缩氨酸、荷尔蒙及其同类产品像促红细胞生长素（EPO）、人体生长激素（hGH）等。
奥林匹克精神，不能用兴奋剂来实现
现代体育活动，往往除了运动本身，还附加了更多荣誉意义，从而产生了畸形的兴奋剂文化。而兴奋剂与反兴奋剂的战争并不公平——兴奋剂检测难度远远大于兴奋剂的获取过程，且兴奋剂的研制至少要领先兴奋剂检测技术5到10年。检测技术的研发也是一大成本，反兴奋剂事业的发展需要大量资源投入。
目前，反兴奋剂事业也在转换思路，用更讨巧的方式去惩罚作弊者。如目前反制兴奋剂的手段之一是，保留运动员血液样本、尿液样本10年，等待有更加先进的检测技术之时再重新检测，以捕捉那些“漏网之鱼”。像北京奥运会运动员的检测样本，就在2016年重新检测，并发现了31名运动员检测样本呈阳性。
体坛苦兴奋剂久矣，要想取得最后的胜利，可能需要全世界抛开国家、民族、文化的偏见，以体育精神作为唯一标尺，让体育只有体育。从本质上来讲，体育运动为了是让人类变得更加强大，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只要运动员使用兴奋剂参加比赛，都违背了体育活动的初衷，也有违公平原则。
编辑丨李欣夷
图片来源丨图虫创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