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胎政策利弊分析
宋 圭 武
三个子女政策对三类人群（富裕、中产、一般收入或低收入）会产生不同人口增长激励效果。对第一类比较富裕的人群而言，利好，由于家庭负担较轻，会有较大人口增长激励效应。对第二类城市中产而言，二胎负担还可以，但三胎会产生较大家庭负担，人口增长激励效应不大。对第二类农村中产而言，由于农村养育孩子成本较低，可能会有一定人口增长激励效应。对第三类收入一般家庭或低收入家庭而言，负担较重。但具体人口增长激励效应分城市和农村两种情况。对城市第三类人群而言，会产生较大负担，估计对这部分人群人口增长激励效应不大。但对农村第三类人群而言，虽然可能会产生较大家庭负担，但很可能对这部分人群有较大人口增长激励效应。综合三类人群人口激励效应，最终最富裕的一部分人，人口会有较大增加趋势，同时，收入一般或社会底层的群体，尤其是农村广大人口群体，人口可能有较大增加趋势。
在这种情况下，对国家发展的负效应有：一是由于农村人口和社会底层人口大量增加，可能会加剧农村贫困，乡村问题将会更加成为国家发展的突出问题。二是由于农村增加的人口，有很大一部分可能会流入城市，这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城市入托难、上学难、就业难以及城市贫民窟问题等。最终，对农村发展不利，对城市发展也不利。三是由于社会底层人口增加，将导致国家管理成本增加，这会侵蚀国家用于生产性的经济增长资本，同时，由于这部分人收入有限，消费需求扩张必然有限，综合作用，将可能对国家经济增长产生较大不利影响。
由此，笔者认为，目前可以放开二胎，但三胎政策应缓行，或进一步研究后再看。目前国家应咬紧牙关挺过老龄社会这一关，度过这一关，将有大红利，大红利将产生在15年或20年或30年以后。不然放开三胎，可能会直接制约2035年和2050年中国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并且越往后，可能问题越多。至于三胎政策，笔者认为，可考虑在2035年或2050年以后，再根据情况考虑实施。
总之，立足国情，笔者认为，目前我国并没有丧失人口红利的优势，只是我们没有解决好人力资源有效配置而已。
首先，从生产总值看，中国GDP与美国有较大差距，而我们的人口却是美国的好几倍，这就是说同样多的东西，我们会有更多的人去生产，这说明不存在没有人去生产的问题。比如，人家一个人生产一个苹果，我们实际是几个人生产一个苹果，怎么能说我们没有人口红利?若从人均GDP看，我们的人口潜力实际更大。
其次，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本质是一个二元结构。这个二元结构的主要表现就是有一个生产体系的劳动力市场，还存在一个非生产体系的劳动力市场。所谓生产体系，主要是指企业、农业等生产第一线构成的经济体系;所谓非生产体系，主要是指政府部门、军队、警察以及企业管理部门等各类非生产部门所构成的体系。在生产体系，劳动者报酬偏低，而且缺乏各类社会保障;在非生产体系，工作人员报酬较高，而且有各类社会保障。在这种情况下，两类体系的劳动供给与需求就不均衡。在生产体系，劳动供给小于需求。在非生产体系，劳动供给远远大于需求，比如，报考公务员，岗位需求一个，供给却几百个甚至更多，供给远远大于需求。
再次，与其说是我国出现人口拐点，还不如说是出现经济拐点，也就是说目前问题实质是昭示我们需要经济转型的一个人口信号而已。目前，我们的一些企业，其生产技术水平和世界水平相比，仍然停留在落后阶段，主要是利用廉价和低素质的劳动力，产品主要是以量取胜，而不是以质取胜，获取利润也很有限，要解决问题，根本出路是经济要实现高质量发展。
第四，笔者认为，从长远看，我们的人口红利还会持续一个很长时期。虽然说中国目前面临老年社会的困扰，但这也是许多发达国家都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不应因为老年人口的增加就断定人口红利会减少，老年人口增加与人口红利减少虽然有一些联系，但毕竟是不同的两个问题。
第五，目前，制约我们发展的主要问题是缺乏制度红利和技术红利，而不是所谓的人口红利减少。有了技术红利和制度红利，人口红利自然增加。
第六，目前，国家一定要下决心解决生产体系和非生产体系两个劳动力市场的不均衡问题。不然，非生产体系庞大，造成国家财政负担严重，这对生产体系发展会十分不利。
第七，应对老年人口增加问题，国家要积极调整产业结构。产业结构依赖于技术、资源、资金、人口等要素结构。不同的要素结构，必然有不同的供给结构，从而必然有不同的产业结构。在老龄化背景下，随着人口的转型，必然要适时调整产业结构。在老龄社会，如何调整产业结构，主要是要大力发展老龄产业。让老年人再就业，对国家发展有许多方面的好处：一是可以充实老年人晚年生活的意义，少一些孤独感；二是可以有效减轻国家发放养老金的压力；三是有利于提高国家生产力；四是随着人均寿命的延长，人口素质的提高，许多老年人完全可以再就业；五是老年人有经验和技术的优势；六是有利于减缓老龄社会的其他问题。
（作者：中共甘肃省委党校（甘肃行政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