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片人语：画画者历史成就的大小，需要用功夫说话的。西方的达•芬奇、梵高、毕加索们都用门派的创造显示了他们的功力，东方的齐白石、张大千、吴冠中们则用传统和创造的融合显示了个人功夫的魅力……
一个从鬼门关挤出来的小男孩儿立马就向“第一”冲去，要实现自己儿时就“想”当画家的这个春秋大梦，没有一点真功夫，恐怕也是不行的！
练什么样的“功”呢？！这个娃娃选择了一个几乎所有画者都不会去“选”的“盟主功”。这是一个太消费自己的练笔练墨时间，大大减少自己画作出现的“画外功夫”，因为他坚信：“一个能把社会大资源组合起来去推进社会发展的人，就一定会把艺术小资源聚集起来去促成自己艺术创造的新生！”
所以，一种艺术团队的主席，他从县、市、省、全国一直做到了世界上第一个东方艺术平台的CPL城市摄影联盟主席……
很快成都成立文联，要我前去参与组建摄协并驻会。拿着文联商调函的组联部长程玉书被双流的文化局长李秀文当场断然拒绝。原因很简单，“我们刚刚把他从集体转为全民……还附带了一句话，“这个人不好管。”
无奈的市文联找到市文化局，不让调，借总可以吧。官大一级压死人呐，这句《亮剑》中李云龙的台词让县文化局着实无奈了……
1984年的12月，我又像一个物件一样，被“借”到了成都市文联，组建成都市摄影家协会后又被文联派去当了驻会的副秘书长，书记告诉我说，你现在是副处级了，那时的文联和摄协并不在一处。
到了省会城市的我有了一个更大施展拳脚的空间，在紧跟着成立共青团成都市委的“成都青年摄影协会”。我胸有成竹的当上了这个主席，成立大会上，我作了《建设一支具有青年特色的青年摄影队伍》的报告，到会祝贺的副省长康振黄在大会祝辞后说：“你们选出了一位好主席……”
接下来当然是紧锣密鼓，我们一口气成立了二十七个工作部：妇女、军人、少儿……这是1985年初的事，也就成为后来各种同名协会、学会建立的先驱，各个部都充满青春热血，内容层出不穷……
这里只讲一个“第一”的故事，我们成都青年摄影协会的电影电视部是全国的第一个“电影电视部”，他们拍摄的电视短片在中国摄影史上也是第一部。前面说过，我们在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都成功排演过全本京剧《沙家浜》，现在电影电视部有了基础设备和相应人员，我们当然就要抓住机遇。
部长方维元是个精明的文人，很快搭起班子，编剧、制片、灯光、演员一应到位，很快就完成了拍摄、制作。我们给这部短片的原定名叫《两个人和一个夜晚》，中央电视台播出时，改名为《导演的困惑》。就在八五年吧？当年的大年初一，中国中央电视台在下午四点播出了该剧，它也就成为了中国摄影社团拍摄电视剧并由中央台播出的首例。
《导演的困惑》同时获得了当时的中国电视最高奖“金熊奖”。
又一个突然，根据共青团四川省委决定，四川省青年摄影家协会很快成立。筹备组没有我，由省团系统的郭寅生他们组成，之前的主席团选举采取不提候选人的现场票选形式，会议那天，成都、重庆、绵阳、乐山、自贡、涪陵……各地市的五十余人参加了这场省青摄的主席竞选，可真算得上是名将林立。刚刚在全国十三届影展用作品《主人》获得金奖的重庆田捷民，四川省文化厅副厅长的儿子，号称“黄埔一期”的人大摄影班彭小岷，还有那后来被称为西部摄影第一人的红二代吕玲珑……在那时都是很有希望当选的人物。
刚当上成都主席的我，思想上就压根儿没有这个去争的准备，成都那二十七个工作部的事已经把我忙得晕头转向了的了……
等待主持人唱票时，我心不在焉地脱下布鞋，打着赤脚在人堆里大摆龙门阵，唱票的人唱票和选出什么人我也根本就不在意。又是一个突然，成都广角摄影器材公司的老总李建国冲进人堆，把还赤着脚的我一把拉了出去，你当主席了！他说。我茫然了，就这样光着双脚去当了“主席”。
票选结果，我37票，田捷民34票，郭寅生34票，吕玲珑19票……
这个突然让我被一枚“火箭”从县飘升到省的高度。
如果说我在成都青摄的建会报告是信心满满，而在锦江宾馆四川青摄的大会报告上我却结结巴巴，自信实在不足……
当选省青摄主席后，我立马书面向市青摄请辞，自愿担任第五副主席。
我还真想不到，这个“想不到”会很快给我带来惊动全球摄坛的极大伤害。
当上这个主席后“省青摄”和成都市摄影家协会合作，立马抓了两个第一，协会和成都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共青团四川省委一起组织了“四川省赴老山前线摄影团”，让会员到火线上去“练胆”。因为我们比总参摄影团还早到一天，所以是全国第一支经历“12.2大战”，身临一线战火的摄影团。
继后又由四川省人民政府和政府办公厅两级内、外发文，组建了北翻秦岭、东渡黄河去对“川陕”、“延安”、“晋绥”、“晋察冀”四个革命老区进行摄影考察。
1987年3月8日，从成都出发的“四川妇女自行车摄影考察队”6月12日到达北京。北京市人民政府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下为“车队”举行了“文革”十年之后的第一场盛大入城式。一个省级政府和办公厅与途经省、市同时行文的摄影行为，至今尚属全球首次。
2014年，“车队”获得了“世界上最早妇女自行车摄影考察队”的“世界纪录”认证。在这两个第一的中间，还冒出了另外一个“世界第一”。
刚刚由中国摄协建立的中国摄影函授学院第一期教学全面启动，各省均由摄协先前的各省分会主持培训教育和考核，四川当时是上亿人的大省，先期招生就有2300多人。各省摄协均按函院的安排时间进行教学，可奇怪的是，就在四川，一年的培训期过半却无人站出来担当这个社会责任。不知是因为人员太多省摄协的实际主持者是不敢承担还是不愿承担？我就搞不明白了！
中国摄协的当家人，被摄坛称为“西太后”的驻会副主席、函授学院创始人陈淑芬，急匆匆地带着函院负责教育的教授韩子善飞到成都，在四川省摄影家协会主席高毅的陪同下找到我说：“这是政治任务，交给你们青摄办。”高毅主席用南下干部和《四川日报》总编的口气命令我说。我为难了，青摄成立才两个多月呀！自己的摊子还没有铺开呢？！
也可能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吧，严令之下，我硬着头皮接下来这个上千人的培训。一年的函授，我们只有六个月的时间呀，绞尽脑汁把上千人编成17个班，每班100人，由四川有摄影教育经验的高手担任班主任，我们CPL现在声名赫赫的李丹常务副主席就是第十二组（班）教师黄政门下的学生。
半月一大课，每月一采风，由于重庆的六百多人由川东站重庆市摄影家协会负责，加上开学后陆续增加的1800多位学员就由四川省青年摄影家协会全权负责，我任站长。六个月中，我们连续办出了9期四开版的《川西辅导》报，在四川省展览馆办了一次《川西优秀学员结业作品》展览，在各地市、州组织了近10场的师生面对面交流……
我们以最快的速度，最好的质量完成了中国摄协在四川的教学任务，年终被函院评为了成绩优异的辅导单位，这是全国唯一由青年摄影家协会承办的省级辅导站。
由于四川省摄协驻会的副秘书长不敢承担中国摄影家协会希望他承担本省的函授教育，因此，我们除了高毅的“命令”之外，更多想到的是社会责任，这个时候一两千人在等待着上课呀！好大的一个摄影群体啊，真是急死人……
那家协会主持工作的驻会副秘书长姓李，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那位李副秘书长的能量不是不敢做什么，而是太敢做什么！紧接着一场震惊全球华人摄影社团的“协会事变”就在他的亲自策划和导演下，在中国的四川上演！
第二年，“川西辅导站”同全国一样，更名为中国摄影函授学院四川分院，由四川省青年摄影家协会副秘书长担任院长，这种情况持续了好几届。
就其效果，当然是首场。因为太用心、太用力，在接近两千学员的“川西辅导站”下，出了太多的各类俊杰，仅后来四川包括省会在内所有地、市、州的摄影家协会和青年摄影家协会的主席，三分之二都是一期的教师和学员……
辅导站在攀枝花借来的李庆钰，工作结束后直接被调入成都市青少年宫做了部门主任；用一根木棒支住床板睡觉的彭州张水清，回去就在矿上办起了《蛇纹报》；跟着我们南下梁山、北到广元的南充邓小玲，自己在成都办起了一处儿童玩具商场，并且把商场的规模做到了成都当时的第一，名头响得很呢……
我想无论教师或学员，第一期中国摄影函授学院川西辅导站的参与者们，那个时间段成都青年摄影协会理事民政部命名的烈士杨前明“长漂”以身殉国，老山前线四川青摄会员又玩儿命靠前，四川妇女自行车队天安门广场扬眉等等壮举的触动，他们学到的不仅仅只是摄影技术和书本上的东西。所以，他们都知道，活着就要多做活着的事情，人生最大的悲哀不是死去，而是找不到自己来过的痕迹！
1986年4月15日，一份盖章“四川省青年摄影家协会”大红印章却署名为“四川省青年摄影协会”的红头文件，向全国有关和无关的机关、单位和社团铺天盖地邮发了出去，仅成都市摄影家协会和市美协、市书协、市音协联合办公由成都市群众艺术馆给的那间小小的办公室就收到了四份。当然，还不算馆办和其他办公室……
这份“川青摄协（86）发字第1号”文件内容是什么？我想都想不到，是关于开除龙绪明四川省青年摄影家协会会员资格的决定。用“红头文件”形式开除一个“会员”的资格截今为止，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所以，我荣幸地把它算做自己的又一项“世界纪录”。
这项“世界纪录”为什么会出现呢？！我现在来做一次37年前的协会档案解秘。
为了加强协会的发展，确定了“谁主管，谁负责；谁干事，谁受益。”的工作原则，极大杜绝了“站着茅坑不拉屎”的“主席现象”，为集中全力帮助和推动重庆工作，拟召开重庆工作会议。谁知，一心扑在发展上的四川省青年摄影家协会，竟被不敢、不愿接手中国摄影函授四川工作的另一家协会的驻会头头在重庆方面的配合下，精心给我挖了一个大坑……
策划人的阴毒，开会是假，夺印才是真。
这时，为了参会和检查沿途地、市的函授进程，我顺内江、自贡、泸州去了重庆，想不到会还没开，成都就已经传遍了要把我除掉的消息，市摄影家协会秘书长邱吉祥立即报告成都市文联当时的党组书记，严志胜着急地说：“那快点把小龙喊回来！”“来不及了！”邱秘书长说。
我行色匆匆，居无定所，而且，当时还没有手机。
我一踏上重庆，立即就失去自由，各地到会的代表，睡觉都被不是会员的重庆人夹在中间，不准交谈！重庆还真是白公馆和渣滓洞的所在地，美蒋的特务手段这帮人竟然也用上了。
开会时，我被六个重庆大汉守在一个单独的房间里不准进入会场，那边把早已准备好的七条龙绪明任职“罪状”拿了出来，由副主席吕玲珑宣读。
这时，被对方认可的协会副秘书长李恩义装着漫不经意地游走过来在我耳边说：“主席，冲进去！冲进去就是胜利！”
我恍然大悟，奋不顾身地冲出门去，没有一点思想准备的六条汉不子知所措，在我身后大惊失色……
会场立即变了形势，内江主席戴山高率内江代表团全体退场，以示对工作会议性质改变的抗议，全部到会的除重庆以外的所有团队，同声谴责这种“文革”行为……
四川省青年摄影家协会也从此有了一条不成文的铁规，“公章不出办公室”。
第二天，仍然由被别人当枪使了的吕玲珑当众烧掉给我扣上的七条“罪状”向我道歉。后来在回成都的火车上，这个艺术家对我说：“他们都不是搞组织的料，他们干不过你。”
回到成都的当晚，李诚、小岷和玲珑就去了四川另一家摄协驻会的李副秘书长家里，我们成都青年摄协的一个工作部长恰好也正在那里。
如果事情到此打住，兴许就没有“世界纪录”的完成。紧接着，开除会籍的“红头文件”又满天地飞了出去，“批倒批臭，让他永世不得翻身。”恐怕又是那位幕后组织者在那个晚上出的好主意。
四川省青年摄影家协会针对这种罔顾事实的红头文件满天飞地现象，以其人之道，治其人之身，也用红头文件形式让真相飞了出去。
在世界华人的摄影圈中，四川好多年，两个青摄的红头文件打来打去，真是“天下未乱蜀先乱”了！
别人为什么“选”不上，抢都要来抢主席这顶帽子，“做主席”，是用“主席”为社会做事，当主席，是用“主席”为自己轻松地谋权获利。要不，在我被戴上“主席”帽子的不到半个月，就有遂宁人来送房屋和轿车……那个时候省级协会极少。我们成立不仅人大、政协的副手到场，副省长讲话，连协会匾牌也是省委书记亲自题写的。
硬拼到了1992年，四川的两个青年摄协在共青团四川省委的过问和四川省摄影家协会与军人摄协的支持下，由四川省摄影家协会时任主席张艺学、常务副主席牟航远主持，在成都军区新华宾馆进行了合并。
经共青团四川省委和四川省民政厅批准，合并后的协会名称仍然叫做“四川省青年摄影家协会”，主席仍然是龙绪明。
我最不希望把事情让不明白者永无休止地考证和研究下去，比如绘画，当代的评说家们都是用自己现在的认知，去猜测历代大家们当时的想法，又如今人对小说《红楼梦》的无休止分派论争，真有点让人太烦。《我的画家梦》那篇文章，就把我为什么画画？怎样在画画？为画画遇到了什么？结果又怎样……说得清清楚楚。在报上发表，并把报纸寄给了捆过我的对方，这样省得后来者左猜右想，浪费他们太多的时间和生命。
2015年11月15日，我特意和当年“事变”的总策划李副秘书长在成都做了一次“四川摄影历史三人谈”，在众目睽睽之下我步步紧逼，让他亲口说出了“当年我们确实对不起龙绪明……”
何止是当年哦，还有一个更大的故事，这里我不想讲。
李副秘书长当年被别人打成过右派，吃了不少苦，但后来把别人对他人的加害当成了自己的习惯就有个人格的问题了。
四川当年有三大惊世行动，一是“长漂”，二是“纵横五万里”，三是“四川妇女自行车摄影考察队”。
“五万里”没有我的事，但他还是到处去搬弄是非，还带着“尚方宝剑”跑去拉萨要斩将换卒。此事气得“纵横五万里”的队长葛加林破口大骂：“全国的右派都打错了，就是他是对的！”
公元2014年，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组建的“四川妇女自行车摄影考察队”，被认证为“世界上第一支妇女自行车摄影考察队”的“世界纪录”。
车队有三个第一。
第一支北翻秦岭，东渡黄河，去对“川陕”、“延安”、“晋缓”、“晋察冀”“四个革命老区进行考察的妇女自行车摄影队”。
第一次由陕西、山西、河北省政府发出明传电报和办公室行文要求各地支持的考察行动。
第一次由北京市人民政府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下为“车队”举行“文革”十年之后的第一场盛大入城式。
这三个第一应该就是被认证为“世界记录”的硬杠子。
可是今天要讲的是在四川省委、省政府的全力支持下，全队合力粉碎了内部一场夺权、夺印的企图，保证了车队顺利进入北京，完成考察最终获得了“世界纪录”认证的惊心故事。
组建这支队伍时，我坚持打破界别，融入社会，通过体力拉练，汇集了各方女性。队长由李丹担任，副队长由古、尤二人出任。古姓副队长是《四川日报》记者，很有一点影响力，为了赶走队长自己取而代之，她组织了砸材料箱、分光胶卷、夺财务帐、用光全队经费，去笼络部分队员，最后竟然发展到在石川拒绝出发，向办公室发来带威胁性电报：“坚决不同意李丹任队长，否则队伍停止前进……”
由于协会刚刚就有被夺印“事变”的深刻教训，对这次和前事一样的夺权、夺印恶行，我们早有准备，让李丹担任队长，就是因为她有坚定的原则立场和对事业执着追求的坚定信心。在成都，我们就制定了考察纪律，让参加者明明白白地签上自己必须遵守的签名，对这需无条件遵守的纪律如有任何违反，车队就自动除名。
所以，当后来得到“世界纪录”认证时，肇事者早就已失去了资格。“车队”的原始档案太多，CPL也准备把它整理、编辑成一本上千页的文图砖头书，到时候兴许会也让你知道更多的“夺冠”故事。
这里只讲一个“神木历险记”。
车到秦、晋、蒙三省交界的陕西榆林市神木县，古副队长的反心已露，准备砸箱夺印，李丹队长决定亲自把印章送回成都。但是，当天驻地距离最近的神木火车站太远，怎么去呢？骑车显然不行，此时车队的生活车男姓驾驶员张锦能自告奋勇开车送去。为了不引起古副队长们起疑，决定深夜启程，这一跑就到了天明，章安全回到成都，让动乱失去了大印。
重庆、神木两事形式一样手段不同，前是骗后是抢，“文革”遗风实在可恨！后来，这位组织“造反”的古副队长，由于在车队和报社领双份补贴的东窗事发，被调出了报社。我下达了严令，车队如期进京，违令者就地除名。
入城式上，《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日报》、《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等全国大报和中央电视台都破例地用同一画面在头版报刊和电视播送了这场举世盛举。
2014年，“四川妇女自行车摄影考察队”获得了世界上最早的“妇女自行车摄影考察队”的“世界纪录”认证。几十年下来，好多个第一的创造成功，让我深深感到创造艰辛之外被折腾的重重压力。不过，看似画画之外我独家大练的“盟主功”，真的让我站在一个比一个更高的视界，用世界的高度，以摄影的名义破解了东方山水绘画几千年来无法实名的难题。
我在自己一本千页的纪事砖头书上写的是自己太有心身感受的前言就叫《珍惜被折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