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俗化就那么难？阿富汗“共和制改革”，为何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8月15日，阿富汗塔利班成功入主喀布尔，时隔20年后再度夺取了阿富汗全国政权，如果让大伊万用一句话来形容此事，那么就是“接上了2001年的世界线”，毕竟大伊万对2001年9月9日马苏德将军遇刺、9月12日早上老爷子从外边健身回来让大伊万“赶快开电视，美国出大事了”的细节依然记忆犹新，现在二十余年弹指一挥间，一切又回到了原点。
社交平台上，塔利班的巴德利313营的六名士兵，模仿了二战美军在硫磺岛的“升旗照”
在上周的文章《全网热议！阿富汗公布新版国家名称，网友：“伊斯兰”和“酋长国”是什么意思？》中，我们对阿富汗塔利班建政后在国体、政体、组织形式上的部分行为方式进行了简单介绍。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大伊万认为，阿富汗这48年来不成功的“共和制”实践，是导致阿富汗在政权上相对保守的因素。那么，阿富汗从巴拉克宰王朝灭亡，到阿富汗人民党当政，再到90年代的军阀混战和塔利班第一次入主喀布尔，及21世纪初美国扶持下的“20年共和”，到底走过了怎样的路程，吸取了怎样的经验和教训呢？
阿富汗过去48年踩过的大坑
从阿富汗1973年到2021年的48年中，阿富汗国内“共和制”的实践呈现出非常奇特的特点：一是往往借助于上层或外力加以推动，二是在推动中往往会遭遇到巨大的阻力，三是这种阻力反而会让“共和制”以更为激进的方式前进，结果导致在“共和制”挫败后，引发的反弹往往极其强烈，几乎每一次都能导致更加灾难性的后果。
咱们先说第一点好了，纵观阿富汗三次主要的“共和制”实践，分别来自于三个群体：
一是以巴拉克宰王朝著名的“红色亲王”穆罕默德·达乌德为代表的、接受了伊斯兰民族主义、复兴主义的开明上层，杂糅了一部分苏联支持的阿富汗人民党革命派。正是这帮人实施了达乌德1973年对巴拉克宰王朝末代国王查希尔的篡位行动，在阿富汗首次建立了共和国体制；
达乌德与阿富汗军人
二是阿富汗人民党内部多个派别，包括塔拉基和阿明两人为首的、相对激进的“旗帜派”和以卡尔迈勒为首的、相对温和的“人民派”。毫无疑问他们均受到苏联的大力支持，正是这些人实施了1978年对达乌德政权的“四月革命”，但也带来了阿富汗长达十年左右的苏联入侵时期；
三是2001年美国入侵阿富汗之后以原北方联盟军阀、南方部族中部分比较“听话”的部族首领、再加上一些西方空降过来的人物组成的大杂烩式的喀布尔政权，杜斯塔姆大帅、卡尔扎伊和阿夫拉什加尼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由这些人主导下的“共和制”实践甚至比达乌德亲王、阿富汗人民党的共和制实践还要失败，在美国离去后“一推就倒”了。
2018年美国国务卿突然访问阿富汗与时任阿富汗总统加尼会面
达乌德亲王的改革
而从第二点和第三点来看，阿富汗式的、以上层或外部力量为主要推动力的共和制（包括世俗化）实践，几乎始终遵循了“推进-阻力-保守-激进/爆炸”的循环。以达乌德亲王（1973~1978年任阿富汗共和国国家元首）的改革而言：
阿富汗货币上的达乌德
达乌德亲王在政治上着力建设统一的政令和现代化的法令体系，也就是将阿富汗从原本的部族式的一盘散沙改造为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崭新国家；
在经济上着力建设带有工业化色彩的经济体系，试图向经互会体系靠拢，着力发展现代化的国有工商业，同时还试图在农村进行一定程度的土地改革，将农民从传统的亚细亚式生产方式中解放出来；
达乌德执政期间的部分阿富汗人民写照
在社会文化上则一再强调世俗化的重要性，甚至使用现代化的民法、商法、婚姻法体系等代替传统的伊斯兰教教法体系，在市民群体中倡导全新的生活方式。
但是，毫不意外，达乌德亲王的改革从1973年推进到1978年，遭受到的阻力太大，尤其是与阿富汗当地部族分道扬镳的改革举措，极大地损害了阿富汗乡村土豪的利益，为此，达乌德亲王在当政后期，改革举措逐步转为保守，已经开始呈现出向封建大地主和宗教保守派教权主义人士妥协的趋势了。
阿富汗人民党的改革
但是，达乌德亲王的“保守”并未换来阿富汗国内局势的稳定，因为更激进的派别出现了：阿富汗人民党（在苏联支持下1978年~1992年执政阿富汗民主共和国）。相比达乌德亲王的改革，阿富汗人民党的改革几乎有过之而无不及：
如在土地政策方面，阿富汗人民党选择了直接剥夺“马利克”的土地，通过强力剥夺了3.5万个地主的74万公顷土地并分给农民；
在工业建设上，几乎所有的阿富汗人民党领袖都在着力将阿富汗纳入经互会甚至资本主义体系，甚至还制定了长期的工业建设计划，准备效仿苏联的五年计划让阿富汗在多少年内工业产值、产量达到多少；
在社会文化方面，阿富汗人民党甚至直接在新的有关婚姻的法令中赋予男女以平等的权利，同时强制取消了一切诸如结婚彩礼、礼金、早婚、一夫多妻等陋习，强迫妇女进扫盲班读书认字。
初看起来，阿富汗人民党的改革简直太合我们的胃口了，这简直就是伊斯兰国家搞宗教改革和社会改革的样板，必然能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恰恰相反的是，阿富汗人民党的改革不仅没有得到大多数百姓的支持，甚至还引发了更为激烈的反弹。尤其是阿富汗农村的封闭性和教权派的根深蒂固，即使是作为改革获益者的阿富汗农民，对阿富汗人民党也有着深刻的不信任感，更不用说作为改革利益受损者的马利克和毛拉阶层了。
而1979年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更是让这种不信任、乃至对阿富汗人民党的敌视更深一层，伴随着卡尔迈勒政府的建立，阿富汗的激进世俗化其实已经出现了倒退的势头。到纳吉布拉政权时期，干脆向阿富汗地方土豪投降，甚至到1987年和1990年，纳吉布拉政权先后恢复了旧阿富汗共和国时代的国旗，还将阿富汗人民党改为“祖国党”，人民党原先实施的大量改革措施均被直接废止了。
同样的，纳吉布拉政权实施的“缓和”措施同样未能换来局势的稳定，甚至在纳吉布拉向教权派投降的同时，教权派也没有放松在阿富汗全国的攻势。1992年4月，阿富汗国防部副部长杜斯塔姆将军（没错，就是当今的杜斯塔姆大帅）和马苏德将军达成协议（没错，就是“伊斯兰促进会”的马苏德），北方联盟的教权派游击队蜂拥进入喀布尔，纳吉布拉政权倒台。
由于阿富汗人民党倒台后，阿富汗暂时找不到新的“外力”来帮助它实现更为激进的世俗化，阿富汗国内遂陷入血腥的军阀混战年月，这种混战直到1996年9月塔利班打进喀布尔之后都没有停止，反而是2001年美军的入侵、将塔利班政权从喀布尔重新赶回阿富汗南部山区才暂时终结了阿富汗的军阀混战，同时，也开启了一个全新的、从激进共和制到逐步保守、再到剧烈反弹的历史循环。
军阀混战的惨痛历史
除了在“共和制”实践中连续栽进大坑里，阿富汗在政权更迭中、军阀混战的岁月里大多数派别呈现出的暴力性和残酷性更是令人“叹为观止”：
被处以死刑的纳吉布拉
以达乌德到阿富汗人民党多个领袖的政变经历来看，也只有达乌德亲王的政变基本上保持了一定的克制，而这一切的前提很有可能是查希尔国王彼时不在国内、想杀也没地方杀去；随后，无论是塔拉基领衔的对达乌德亲王的政变，还是1979年人民党旗帜派内部阿明对塔拉基的政变，还是苏联入侵阿富汗后对阿明的政变，还是1996年塔利班对纳吉布拉的反攻倒算，阿富汗国内一切政治派别对另外一些政治派别的清洗只能用三个字来形容：“杀全家”。
至于在军阀混战的年月里阿富汗国内各大军阀的种种秀下限的骚操作，那更是层出不穷了，比如北方联盟部分军阀在其辖区内种植鸦片，搞人口贩卖，甚至将阿富汗儿童以五千美元一个卖给国际恐怖主义组织。比如著名的“喀布尔屠夫”希克马蒂亚尔使用BM-21火箭炮猛轰喀布尔的居民区，先后炸死五万多无辜平民。比如塔利班在北上的过程中对居住在阿富汗中部的哈扎拉人实施的血腥屠杀，都在很大程度上昭示出了阿富汗国内政治所带有的、浓重的封建时代的野蛮性质。
48年的历史教训
通过咱们对阿富汗国内长达48年的“共和制”、“世俗化”进程乃至成败得失的简单介绍，我们可以发现，阿富汗的“共和制”“世俗化”起码有几个大坑是不能踩的：
一是凭借外力强行干预、“帮助”阿富汗实现世俗化是不可行的，这只会让阿富汗的“本土派”以乡村为基础获得更为深厚的力量；
二是凭借上层强行推进、立即剥夺农村地主和毛拉的权力实施的共和制、世俗化是不可行的，阿富汗的农村过于封闭落后，一切试图强力打破现状的措施都会引发更为剧烈的反弹；
三是阿富汗国内几乎没有成熟的政治秩序可言，各派出现分歧往往会选择以物理服人，同时各派还普遍伴随着对农民、市民阶层的征发与抢劫，这让阿富汗国内建立比较成熟稳健的统治秩序都显得极其困难。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阿富汗未来的发展，似乎还真的必须在各派基本实现和解的基础上：首先把稳定的政治秩序和政治共识建立起来，起码要确保在内部斗争中不能再出现一言不合就“杀全家”的惨剧，随后起码要把稳定的社会秩序建立起来，建立起能够涵盖城市和农村的政权体系。在此基础上，才有资格去谈共和制不共和制、世俗化不世俗化的问题。
而即使是世俗化，对于阿富汗而言也似乎需通过较为缓慢、渐进的方式才能做到：“发展的问题要留待发展中解决”，只有阿富汗农村诸部族原本的地理界限被逐步打破。阿富汗下层群众以阶级为单位而非以部族为单位组织起来，阿富汗的共和制、世俗化进程才算真正有了坚实的基础。而这一切，无疑是需要长时间的发展、绝不是一蹴而就的，或者说，一切社会问题都没有“一蹴而就”能够解决的方案，否则这就不是社会治理、而是能够一键清理的电脑管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