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审判的漏网之鱼

前言

该文是作者刘自江正在写作的著作《抗日战争时期的雷州半岛》之末篇，欢迎指正。

本号往期推送文章：《隐秘的反攻——1945年雷湾之战》（第349期）、《日军资料中的广州湾进驻战》（第335期）

纪念抗战胜利76周年

日军对雷州半岛早有图谋，1940年已派侦查飞机窥探遂溪县境并制作地图，认定县城西面的风朗村一带开阔平坦，适合建筑飞机场。1943年2月日军侵占雷州半岛，即“扫荡”风朗村及周边村落，驱逐村民，强迫劳动，修筑防御工事。[1]

中方对日军修筑飞机场的企图并非没有警觉，1944年5月2日蒋介石接到张发奎的电报称日军在广东遂溪开辟飞机场，请求派飞机轰炸，以阻止其布置。[2]然而张发奎这份报告实属让人失望，据侵略当地的日军第23旅团长下河边宪二称，早在1944年4月前飞机场已经竣工——中国军队对日情报工作的迟缓可见一斑，但主要原因是日军把修建军用机场的人都杀光了，加上没有飞机立即进驻，故中国军方未能及时察觉。

《事略稿本》记载张发奎的电文

屠杀村民的日军主官下河边宪二是日本京都市人，出生于明治21年（1888年），明治44年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第23期毕业[3]，1944年4月任独立混成第23旅团长。1946年3月31日广州行营公布第六批战犯，下河边被逮捕，被指控1944年时强迫遂溪平民修建机场并杀害民工及1944年在广西桂平县烧毁民居。1947年4月30日军事法庭审讯后，5月19日判处下河边死刑。

《广东受降纪述》有关下河边宪二的图片

判决书写道：“本庭被告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科毕业，曾充军职多年。于民国卅三年四月十九日到雷州半岛任日军独立混成第廿三旅团长，为雷州半岛及附近日军最高指挥官。被告到任后，即选择遂溪附城镇沙坭坡一带建筑对我盟军作战之空军飞机场，南北长一千八百公尺，东西广四百余公尺，讯据被告直认不讳。

该旅团建筑此飞机场，强行拆毁附近洋箐市（今洋青镇）、水流村、麻仔塘、寮客东南两村，白立沟村、风郎村、大乳山沙坭坡村、白沙水村、南边山等数十村现有居民之房屋二千余间，自非军事上必需之破坏。先后强征远近民工一千余名，显系强迫非军人从事有关敌人军事行动之工作。并在机场附近集体杀害民工陈□等八十余人，当为有计划之屠杀。

业据遂溪地方法院检察官叶培□、湛江地方法院首席检察官曾德□，暨三民主义青年团广东支团遂溪分团干事长林□，遂溪洋箐乡长叶□、第六十四军司令部详查明确，并据证人北安乡保长陈□及附城镇年逾七旬老翁陈□、遂溪地方检察处分别指证该旅团在遂溪建筑飞机场，强征民工，勒拆房屋，杀害民工陈□等八十余人，埋于南边山沟，尸体至今尚在，时有被水冲流而出，确为惨怖。及谓该旅团在县属沙坭坡建筑飞机场，拆毁房屋，民亦在场，各父老哭泣而返。且杀害被强征建筑该机场之民工八十余人，至为惨酷各等情，历历如绘，显足征信。

被告虽加否认上开罪行，谓该机场系由第23军司令部派技术师两名前往负责建筑，地点是前任旅团长渡边少将与伪专员公署及联络部共同择定，经第23军参谋长视察同意，系在我到任以前之事，并提出23军司令官说明书以为辩解等语。查该23军参谋长及渡边旅团长业已返国，伪专员公署及联络部亦经解体，均属无从传讯。但据被告前在侦查庭供称；该飞机场之地点系由被告负责选择，需时一月由被告完成。于建筑期间，被告曾到机场视察，见到有多数民众工作等语。再核查前日军第23军司令官出具之证明书，亦称建筑遂溪飞机场之警戒及劳力提供，特任该旅团担任等语。是则该军司令部仅派技术师两名到场设计外，其余所有建筑该飞机场之警务劳力（指工程）及器材之提供，地点之选择，以及监督指挥一切事宜，概由被告负责主持，实无无疑。乃被告始则供认其事，继则空言推翻。被告前后供词甚多矛盾，殊不足采。

该旅团强行拆毁现有居民之房屋二千余间（即在该机场以内及机场以外附近一带村庄之房屋），迄今尚有残余瓦砾砖石遗迹可验。被告辩称洋箐市等村非在该机场范围以内，全然无关，然拆毁房屋，取用砖木材料，原不限于机场之内。至沙坭坡及大朗村，据称系命其迁移他处，并非拆毁等情，尤见系属勒迁强拆。先后强征民工一千余名，讯据被告承认在卷。被告辩称以高价雇佣，民众乐意愿为，毫无实据提出足资证明。按之上开各方调查结果，显见虚饰。至集体杀害民工陈□等八十余人，业经多方调查详实。被告诿为中日两军于遂溪、廉江间对峙致被杀害，尤难置信。

该旅团所为上开各罪行，显系违反《海牙陆战规例》第四三条竭力保卫民生及第四六条个人之生命、财产均应尊重之规定，构成《战争罪犯审判条例》第二条二款，第三条一款。廿、廿七款之罪名。被告自民国卅三年四月十九日抵任以后，直至同年八月底以前，并未离开雷州半岛。且被告指挥监督建筑该飞机场，亲择其地，躬主其事，对其部属所犯上开各重大之罪行，于法律上显有防范制止之义务。按上开犯罪情节，被告显能防止而不防止，即依同条例第九条规定，被告不能不负共犯责任。[4]

下河边接到判决书后于5月28日提交申诉书，写道：

1. 凡建筑飞机场，系第23军司令部经理部所管事项。故该工程一切由经理部负责实施。即属被告所属旅团责任之外。被告所属部队惟对该工程担任援助及警戒耳。且被告到任之民国卅三年四月，当时机场之工程早已完竣。

2. 至于“强行拆毁民居二千余间”，均与事实不符。该地附近村庄房屋，均系自飞机场有相当距离。近者有1000公尺，远者有1800公尺，显与机场并无所关。既是似此离远，岂有前往拆毁之必要哉？

3. 凡民夫系由契约雇佣之，断不得强迫征用。即雇佣民夫必依23军司令部所定之规定，给予饭食，按日支付工资，乃支钱雇佣也。[5]

4. 关于被害民夫案，起诉书谓集体杀害三十余人，判决书却谓八十余人。何以其所论人数，似此前后不相符哉？该杀害廉江县人一节，显然全属诬告也。

由于证据不足，广州军事法庭二审后于12月15日改判下河边宪二为无期徒刑，不久转向上海国防部监狱服刑，1949年2月被遣返东京巢鸭监狱，1951年3月20日下河边因为心脏病在监狱中死亡。[6]

日军修筑遂溪军用机场，残酷对待民工，导致千人以上被日军杀害或被饥饿和疾病折磨致死，相关的日军军官和士兵显然犯下严重战争罪。然而战后的审判却有明显疏漏，使多人逃脱追责。学者严建海指出国民政府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仅以部队主官作为战争罪行的追究对象，忽略了对直接责任人的惩处，使得受惩处战犯的比例无形中大大缩小，无疑是战后审判存在的严重缺陷之一。”[7]日军战史回忆录《独立混成第23旅团炮兵队史》则指出杀害修建机场民工的部队是独立步兵第128大队的士兵，还有没有接受审判的是时任独立独立混成第23旅团团长渡左近。

渡左近，日本东京人，生于明治26年 (1893年)，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第27期，陆军大学第38期，日本投降时以中将身份任第一五师团长，卒于昭和26年4月11日（1951年）[8]，1943年2月作为独立混成第23旅团首任旅团长（即下河边宪二的前任），带兵入侵雷州半岛，纵容士兵杀害民众，战后却没有受到任何审判，确实让人失望。

惨案发生的地点

当地死难者纪念的纪念墙

1947年的这次战后审判不但未审判参与修筑遂溪机场的日军士兵，并忽略引渡罪愆深重的旅团长渡左近，甚至还因为证据不足，二审将下河边的判刑从死刑改为无期徒刑，真令人扼腕叹息。其实从解放后的调查来看，日军占领两年遂溪两年半期间，64个村共8000多间民房被烧毁，1460多人惨遭杀害。[9]如此罪行昭昭，却仍然不能判决下河边死刑，国民党政府的审判可谓失尽人心。顾炎武在《日知录》里说：“国乱无政，小民有情而不得申，有冤而不见理，于是不得不诉之于神，而诅盟之事起矣。”不可谓言之不预也。

编辑：大 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