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20世纪工业化前的农业社会,从上一代人那里继承遗产乃是生死攸关之事(Morris,2015)。历史上存在的长子继承制(primogeniture)和诸子均分制(equal partition)这两种继承方式,时至今日仍在世界各地的农村家庭里依然发挥着作用。经济史学者Huning和Wahl(2021)对当代农业的继承制度追根溯源。他们以德国巴登-符腾堡州为例,从理论和实证角度阐明地理自然资源,即土地质量和海拔高度,是决定农业继承传统的类型以及其能跨越工业化时代而保留至今的首要因素。
除市场和政府之外,继承是社会资源再分配的另一种重要手段。在德国的巴登-符腾堡州的广大农村地区,当地家庭的祖祖辈辈通过继承农舍、农田、农具以及农业技术的方式延续着生产活动。如今,图一(1)中浅蓝色的诸子均分制盛行的地区主要分布在海拔500米以下较肥沃的土地上,即图一(2)中的绿色非网格区域,人们在中世纪盛期(公元11-13世纪)就已经居住在这些地方(图一(3)的白色区域)。反之,长子继承制则更多出现在早期未有人居住的高海拔地区,土地也较贫瘠。
有一种解释是:在中世纪之前,人们最先选择定居在巴登-符腾堡州的肥沃土地地区。高质量的土地更容易组织集约化农业生产,例如,经营菜园、果园、葡萄酒庄园等。也就是说,在小块土地上的精耕细作方式能让土地在下一代手中继续分割,从而形成了诸子均分制的传统。
中世纪之后,根据Röhm(1957)和Rösener(2012)提供的史料,人们通过砍伐森林生成新的耕地、牧场土地的方式,迁移人口发展农业生产。当时的封建大地主为了控制自己的税收负担,在新土地分割上采用长子继承制,导致迁移到新地区的人们被迫放弃了原有的诸子均分传统。因此,作者可以用逻辑推论说明图1结果并提出假设: 在中世纪前就有人居住的肥沃土地上,在当代才更可能实施诸子均分制。
本文作者采用Röhm于1953年向巴登-符腾堡州内3382个自治市的行政长官(平均面积为10.56平方公里)发放的关于继承制度的问卷调查数据,实证检验地理条件与继承传统类型空间分布的因果关系。自1850年起到1953年,州内三分之二的地区采用了长子继承制或诸子均分制的单一型继承制,转型或混合继承制另占三分之一(见图2和表1)。
作者还注意到了传统的粘性:大部分自治市在百年之内都未曾改变继承制的类型,即使有转变,也还是在同类型基础之上的。例如,从长子继承制变迁为转型的长子继承制,或以长子继承制占优的混合制(仅有22个市发生了跨类型的变迁)。
具体的实证结果为:自治市的土地质量每提升1个标准差,该地采用诸子均分制的概率会平均提高7.4%;海拔高度每升高1米,将降低0.07%的概率;直到中世纪才有人定居的区域占一个自治市的面积比例每增加1个标准差,该市为诸子均分制的概率就下降5.9%。作者继续做了一系列细致的稳定性检验,考虑了19世纪之前有森林覆盖但无人居住地区的情况,控制了地区差异因素、葡萄酒种植因素,剔除了转型与混合型继承制度的自治市样本,替换了其他年代的继承制分布样本等之后,地理因素对继承传统类型的影响力一直显著存在的。
土地继承传统与家庭的收入增长路径是紧密联系的。在东西方的大分流与西欧中东的“长分流”议题下,已有诸多关于继承制度类型对国家发展及财富增长的影响研究。弄清当代继承传统的自然地理根源有助于推进这些领域的研究。本研究涉及的更大议题是非正式制度与社会不平等及经济发展在时空维度上的因果关系,由此可推进文化与经济之间关系的学者们研究。
轮值主编:蒋 勤 责任编辑:彭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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