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上海的老工业基地，杨浦区曾有许多的工人新村，如鞍山、凤城、控江、长白、工农新村等。这些工人新村主要分布在控江路以北，军工路至大连路之间，大多建造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建筑风格相似，辐射范围广泛，统称为“两万户”。上海电视台曾以杨浦区“两万户”新村——“凤城一村”动迁的事情，拍摄了一部反映旧区改造和居民动迁感人故事的纪录片《婆婆妈妈》，轰动一时。
这些“两万户”两层楼房子，简单实用、单元容量大，尤其是每栋几户合用的煤卫公共空间，还能看出当初苏联联排式集体宿舍的样子。在解放后的六十多年中，这批居住着几代产业工人的“两万户”新村，有其特殊和不可磨灭的故事。
“两万户”住宅是在1952年，由希马柯夫等前苏联城市规划专家指导下完成的。参考了前苏联联排式集体农庄的模式，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水、电、煤俱全，每5户合用厨房和厕所。并配套道路、下水道、学校、商店和绿化。这是解放后兴建的第一批工人住宅，其居住条件与当时上海的里弄房屋、棚户简屋相比，有了较大改善。在解放初期，能住进“两万户”住宅，是让人骄傲和羡慕的事情。
解放前，上海工人阶级的住宅环境是非常差的。据1949年的数据显示，当时上海市的人均居住面积仅为3. 9平方米，其中质量、设施都很差的低标准住宅占了住宅总量的66.4%。棚户简屋占总量的13. 7%，以杨浦、闸北、虹口、普陀、南市等区为主，俗称“滚地龙”、“鸽子棚”，冬天漏风、夏天漏雨且不通风。据1951年的数据显示，在普陀区工人住宅区药水弄，住着1万左右工人家属，大多没有地下沟管等排水设备，也没有较好的人行道，“下一天雨，穿十天套鞋”，到处都是露天臭水沟，臭气熏人。而虹口区虹镇老街棚户区，一场大火让数百户人家无家可归。
1952年，毛泽东主席做出了“今后数年内，要解决大城市工人住宅问题”的指示。当年5月，上海市政府决定建造大批工人住宅，按“坚固、实用、经济、迅速”的建设原则，由“上海市工人住宅建筑委员会”统筹兴建两万户工人住宅。该工程分布于沪东、沪西和沪南工业区附近的九个基地，命名为长白、控江、甘泉、曹杨、天山、日晖新村等。总建房530栋1000个单元，建筑面积28.6万平方米，解决了10万户职工家庭的住房问题。这批住宅，统称为“两万户”。
“两万户”的出现，令入住的工人们，告别了棚户和滚地龙，成为了当时“上海工人的大喜事”。在小说《上海的早晨》中这样描写当时的工人新村：“只见一轮落日照红了半个天空，把房屋后边的一排柳树也映得发紫了。和他们房屋平行的，是一排排两层楼的新房，中间是一条宽阔的走道，对面玻璃窗前也和他们房屋一样，种着一排柳树。”当时能够入住“两万户”的人，大部分是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原“凤城一村”老居民回忆，在当时的上海工人心目中，“两万户”房子是“幸福生活”的代名词。他们拖着平板车，载着不多的家当，带着一路欢叫蹦跳的孩子们搬进新工房。楼房崭新，花园葱绿，门前有自来水龙头，楼下有厨房厕所，推开窗便是灿烂阳光……这都给工人职工以极大鼓舞，提高了他们的生产热情。
不仅如此，这些“两万户”还成为了向世界介绍新中国建设和人民生活状况的窗口，先后接待了世界各友好国家外宾的来访。1954年，印度总理尼赫鲁、缅甸总理吴努、蒙古国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曾相继到杨浦区的控江新村参观。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初规划时设计的居住时间15年的“两万户”，居民们一住就是六十多年。“两万户”里的人口不断增长，住户远远超过了两万户。到了本世纪初，“两万户”内一间二十平方的房子住进了三代同堂，容量达到了极限。几家人共用的厕所和厨房，设施陈旧，拥挤不堪，排队如厕都要憋的脸通红。两万户中几代工人的居住环境从解放前的“简陋”，到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还可以”，再到新世纪初成了“极度困难”。
于是2002年后改造“两万户”成为了杨浦区旧区改造的大事。全市最大的“两万户”住宅群“凤城一村”已被拆除。2016年，最后成片的“两万户”——杨浦区228街坊200多户居民也完成了搬迁。不过与其它地方“两万户”的结局不同，这里的12幢两层“两万户”将被整体保留下来改建为特色历史建筑群向公众开放。同时，也让市民铭记“两万户”工人新村——这一建国初期建设规模最大、风格鲜明的集体建筑群，以及当年为新中国和上海的工业发展，付出了莫大贡献的上海工人阶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