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历史推文】殖民者定居与产权形成：1652-1750年的开普敦殖民历史

殖民地制度起源理论强调“新欧洲”是“好”制度出现的地区，稀少的土著居民人口和适宜欧洲移民定居的自然环境再现了西欧的自由劳动力、市场和土地占有制度。当土著居民人口相对密集时，则选择吸纳这些人口作为劳动力来源，并鼓励采用攫取或强权制度；但在人口稀少的新欧洲地区，土著居民的存在和反对根本无足轻重。

然而，最近研究表明，土著居民普遍采取了抵制欧洲人侵占其土地的行为，尽管成效不一，但这导致了殖民地制度基础的差异，并影响了土地产权在殖民地边界出现的过程。Alan和Sumner于2018年发表在Economic History Review的文章考察了非洲南部好望角的开普敦殖民地在荷兰人移民首个世纪内土地产权的形成过程，丰富了新欧洲移民边界产权的制度起源差异的相关文献。

荷兰东印度公司最初建立了一个内部经营的农场，为过往船只生产和出售补给，但该农场并未成功。很快，该公司将土地转让给作为自由市民的前雇员，并从那里购买粮食。在最初的50年，农场仍位于开普敦160英里以内，包括由荷兰东印度公司划定的官方移民定居边界。然而，在随后的50年，这个小小的贸易补给站扩张成了一个巨大的殖民地。

到了1750年，殖民地的地理范围增加了约十倍，尽管欧洲移民人口稀少，但在不断增加，科伊科伊人属于土著居民，奴隶来自于非洲和亚洲的其他地区。开普敦附近的自由移民家庭从事农耕和葡萄栽培，殖民地边界附近的家庭主要从事牛羊放牧，将其出售给公司。

图1 1750年前开普敦殖民地扩张

作者构建了产权选择模型来解释殖民开普敦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非洲游牧民族所呈现的特殊场景，将荷兰东印度公司作为私人贸易公司的利润最大化行为和从两个供应商（居住在殖民地附近的牧民科伊科伊人和该公司组织的自由民）购买牛羊的垄断行为结合起来。

研究发现，在殖民早期，科伊科伊人提供了充足的威胁和足够的牲畜来阻止擅自占用空地行为，维持着紧张但又平衡的关系。随着科伊科伊人的人口持续下降，外加1713年的天花疫情和其他突发事件，使得殖民地边界从高风险环境过渡到低风险环境。事实上，政府试图通过创造一种法定形式的产权“超越”擅自占用空地的不规范行为，以适应自由移民的快速增长。通过贷款农场制度，公司旨在将移民者与自身的激励相结合，为其供应业务找到新的牲畜来源，因为科伊科伊人的牲畜供应消失了。

图2 1701–1750年开普敦殖民地的人口（不包括科伊科伊人）

图3 1652–1750年两种开普敦科伊科伊人的人口规模估计

文章分析认为，只有当土著居民自身的抵抗不够有力或不够有效阻止擅自占用空地移民外出时，擅自占有空地的事实产权过渡为政府提供保护的法定产权才会发生。如果土著居民有能力发动足够的抵抗，移民者往往依赖于政府所提供得军事保护，遵守官方边界，并接受产权法律规范。开普敦土著居民（科伊科伊人）的人口规模和组织有效抵抗荷兰人入侵的能力下降，是向贷款农场制度过渡的关键，因为这降低了移民私人执行土地所有权的成本。因此，产权的选择促成并激励了欧洲移民迅速占领非洲西部的开普敦，以扩张荷兰殖民地的畜牧业经济。

图4 1652–1750年开普敦殖民地牛羊的产量（头）

在最初的40年中，自由移民者或多或少地保持在荷兰东印度公司划定的移民边界内，并通过法律上的土地出让制度获得土地。随着贸易供给和人口规模的增长，荷兰东印度公司偶尔也会扩张边界，索要额外的土地用于移民定居。科伊科伊人两次反对荷兰扩张的有效抵抗限制了殖民政府可以保卫的区域范围。1714年后，贷款农场地区的产权形成与许多新欧洲观察到的模式类似，尽管存在土著居民的抵抗，但却未能阻止移民对空地的擅自占用。

随着殖民地的经济发展和土地升值，荷兰东印度公司修改了贷款农场条款，提供了更多的防卫保护。随着第三方政府执法，牧场改良的长期租约和更为明晰的所有权，逐渐演变为产权明晰的重要标志。通过突击队体系保护移民者的要求，同时依靠移民者组织突击队来保卫领地，最大限度降低实现领土扩张要求的军事成本。

总之，文章通过构建一个产权形成的理论来理解荷兰东印度公司对殖民地土地产权制度引入变迁的动机，并解释这些制度创新在18世纪上半叶是如何加速殖民地向东方的迅速扩张。而历史证据则展示了在开普敦与其他边界居民共享资源这种看似独特的欧洲移民模式，有助于加深理解新欧洲的制度基础。

轮值主编：何石军 责任编辑：彭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