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她是国家前代主席董必武的前妻,因为战争被迫分手,后来嫁给了老农民!
1934年9月,红军主力进行战略大转移时,时任中华苏维埃临时最高法庭主席董必武已48岁,是否随军转移,他正在选择。就像他后来在《长征纪事》一文中所言:“当我们感觉到主力红军有转移地区作战可能的时候,我就想:是被派随军移动好呢?还是被留在根据地里工作好呢?”“我的答复是:‘如有可能,我愿意从军去。’”这样他毅然参加了长征,即使在长征途中遇到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也没有后悔过。“我们向陕、甘前进,还是到川西后才决定的。假使在出发前,就知道要走二万五千里的程途,要经过13个月的时间,要通过无人迹无粮食的地区,如此等类……是不是同样地坚决想随军出发呢?”他肯定地回答说:“即便在出发前知道路很远,时间很久、险阻艰难很多的话,也未必能变更我随军的意念吧!”这表明董必武参加长征的意志非常坚决。
10月初,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党团书记约董必武谈话,通知他两件事情:一是组织上决定他随军转移,让他担任后勤部卫生队干部休养连党总支书记;二是决定让他结婚不久的妻子陈碧英留在根据地打游击。对于组织上的决定,党性极强的老党员董必武二话不说,表示完全服从。
10月10日,红军即将踏上长征路,被留在苏区的陈碧英,只能洒泪送别丈夫。想到这一去路上吉凶难测,今后也不知能否再聚,夫妻俩都十分心酸,依依难舍。陈碧英惦记董必武年纪已大,担心他行路困难,便痴情地跟着队伍送了一程又一程,含着眼泪陪董必武走了三天三夜。后来,董必武再三劝她不必送了,说走远了不好往回走,陈碧英这才哽咽着止住了脚步。离别时,陈碧英把系在腰带上的手电筒递给董必武,深情地说:“你年纪大了,晚上走路要多留心啊!”
分手后,夫妻间从此失去音讯。长征到达陕北后,组织上也失去了陈碧英的消息。而她赠送董必武的手电筒,一直陪伴着他走完了长征。之后,作为一件珍品他一直保存在随身的箱子里。不料1947年3月准备从延安撤退清理物品时,手电筒却被不知情的人给丢掉了,董必武对此一直遗憾不已。
1960年10月,董必武偕同妻子何莲芝重回瑞金曾讲道:“碧英比我小20多岁,我们夫妻之间的感情很深!她要是还活着,才40多岁,一定要想办法找到她!”当时,瑞金相关部门都派人了解、调查,却未能得到有关陈碧英的任何讯息。
其实,陈碧英还活着,只是生活在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山间小村。她与董必武分别后,按照组织上的决定回到广东坪石的兴梅山坚持地下斗争。不到一个月,中央苏区全部为敌所占,白色恐怖布满城乡。由于找不到当地的地下党组织,她万般无奈下于1935年3月回到老家乐昌县的坝口。起初,在母亲身边的一段日子,老人赞同女儿去湖南找红军,找董必武。可四周的形势日渐恶化,几乎每村都驻扎了国民党部队,母女俩的愿望渐渐变淡。母亲怕有人认出陈碧英,多次劝她再找个人嫁了。在村民的撮合下,二十五六岁的陈碧英与年近四旬尚未婚娶的穷苦农民严修道成了婚。
1950年,董必武的名字出现在了国家领导人的行列,得知董必武还活着且已有了妻子,陈碧英暗自长叹:“这是命啊!”她哪里还敢去打扰他的生活,只能假装不知道。而在北京的董必武还在对陈碧英惦念着,将女儿的名字起为“青”,和“碧”有异曲同工之妙,直到去世他都不知道,陈碧英还活着。1983年7月,74岁的陈碧英患病不起。这时董必武也已逝世8年。
故事讲述人:王南方,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解放军生活》杂志原主编,中国记者协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晚报》、《东方少年》杂志专栏作家,现为少年特战兵训练营总指挥。致力于通过国防教育、军事训练、素质教育、心理咨询、家庭教育等多专业融合,帮助沉迷手机、厌学、懒惰、情绪控制力低的孩子,走出负面状态,塑造适应新时代的担当少年,重回家庭、校园。详细了解,百度搜索“少年特战兵训练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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