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自两千年前传入中国后，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矛盾，相互吸引，相互冲突，相互融摄。
其深入协调的结果，既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面貌，也极大地改变了自己的形态。
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外来的印度佛教，逐步演变成与中国传统文化紧密契合的中国佛教，并与儒、道两教一起，成为支撑着中国传统文化之鼎的三根主要支柱。中国佛教有如下一些主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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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摄性
中国佛教的融摄性反映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融摄，其次是对佛教内部各种思想学说的融摄。在事物发展的过程中，矛盾的产生是绝对的。但中国佛教总有一种力量，力图融摄诸种异质因素，使之趋于和谐。这就是它的融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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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
中国佛教不仅具有融摄教内外诸种异质因素的能力，并且具有在融摄诸种异质因素的基础上，创造出新的学说或理论，从而把自己提高或推进一步的能力。这是中国佛教能够长时期盛而不衰，保持勃勃生机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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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性
在儒、释、道三教鼎立的总格局中，儒家始终是中国文化的主流。佛教传入中国后，逐渐与中国传统文化取得协调，为此甚至不惜编造出大量的伪经。由于中国佛教具有协调性这种功能，使得佛教能够得到一个相对宽松的外部环境，以利于本身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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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性
进入阶级社会以来，人类社会从来分为不同的阶级、阶层或利益集团，而佛教既有比较高深的哲学形态，又有比较粗俗的信仰形态。任何人只要信仰它，就都可以在它那里各取所需，各得其所。具有尽量适应社会各个不同层次的人们的不同需要的能力。
中国佛教为什么会有上述特点？这主要是因为受到中国社会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制约与影响。
自秦汉以来，中国一直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主义国家。以皇帝为代表的国家权力在中国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没有任何力量，也不允许任何力量与它抗衡。在历史上，中国的统治阶级既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支持佛教，也曾经因为佛教势力过于庞大而毁释废佛。从总体上看，国家始终制导着佛教，并在佛教的发展中实现着自己的意志。
中国佛教的领袖很早就认识到这一点，从而认识到为了佛教自己的利益与发展，必须从各个方面适应中国封建统治者的需要。释道安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就是上述认识的高度概括。这就决定了中国佛教发展的基本态度与方向。
以家族为中心的宗法制度是中国社会的基础。儒家思想就是在这一基础上产生，并为维护这一基础服务的。
儒家提出的一系列关于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等纲常名教，成为中国社会天经地义的道德规范。在这些道德规范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是真正体现封建宗法制度的对“君”的“忠”与对“亲”的“孝”。
这就规定与制约了佛教发展的方向。中国佛教后来建立起将本派学说传承与寺院财产继承相结合的法嗣制度，从而形成中国佛教的宗派，这实际就是世俗社会宗法制度在佛教寺院中的再现。
自古以来，中国基本保持一种大一统的格局。即使在各地方政权割据的时代，中国人也认为统一是正常的，而分裂是不正常的。各分裂势力或以统一为己任，或奉某一政权为正。
与此相表里，中国传统文化也具有一种大一统的品格，这主要反映在中国传统文化既有强大的趋同性与凝聚力，又具有一种恢弘的气魄与博大的胸怀，具有吸收、消化各种外来文化，会融各种不同观点的良好素质，并由此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意识。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良好素质与深层意识，使它不但吸收、会融印度佛教成为中国佛教，并使中国佛教的融摄性、协调性相得益彰。
佛教是人类历史上的重大社会文化现象，是两千多年来无数佛教徒社会历史实践的总积淀。作为一种宗教，它有教主、教义、教团，亦即佛教所谓的佛、法、僧等三宝，在历史的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发挥着或消极或积极的作用。
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它包摄了信仰观念、社会意识、道德规范、文学艺术、心理习俗，从而影响到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也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宗教是一种形而上的思想体系。为了更加广泛地争取群众，扩大影响，宗教需要用象征性的直观物与形象的语言来表达自己。因此，宗教总要外化为种种表现形态。为了使这些外在的形态庄严、肃穆，神秘、感人，表达出虔诚的宗教感情，往往借助于种种艺术形式。宗教艺术由此而产生。
佛教也不例外。遍布全国各地的名山、寺院、石窟、佛塔等佛教文物古迹，既是中国佛教历史发展的形象说明，又是中国佛教艺术的载体。作为古代劳动人民的文化创造，它们已经成为中华优秀文化遗产的不可分割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