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曲华夏乐章 一代国乐大师
一段民族记忆 一份家国情怀
在彭修文先生诞辰90周年、逝世25周年之际，“现代音乐”公众号有幸与中国广播民族乐团联手为各位读者和听众带来彭先生的经典作品赏析，并将在 12月11日19:30分“致敬大师·彭修文作品”音乐会之前，持续为广大民乐爱好者们奉上 8期 特别节目，其中包括彭先生生前好友及后辈精心撰写的文章，以此缅怀 彭先生为中国民族音乐艺术发展呕心沥血、大气磅礴的一生。
这些文章统一收录在 《彭修文作品集》（共10卷，现代出版社出版）中。本书自出版以来，受到国内外乐团、音乐院校、演奏家以及广大乐迷朋友们的广泛好评，可见一代中国现代民族管弦乐宗师彭修文先生的巨大影响力，也证明了中国民族音乐在世界音乐之林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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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贡献
彭修文作为中国现当代杰出的民族音乐大师，中国现代民族管弦乐的创始人之一，被誉为 “中国现代民族管弦乐之父”“中国现代民族管弦乐宗师”。在中国民族音乐发展史上，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彭修文模式”推动了中国现代民族管弦乐的创作、改编、指挥、乐队编制、乐器改革、音乐理念等方面的发展，他所创编的经典民族管弦乐作品至今仍是各类民族音乐会上的保留曲目。彭修文民族管弦乐艺术既是现当代中国音乐事业的宝贵财富，也代表着中国现代民族管弦乐发展史的主线。
最后的乐章
卞祖善
中国当代杰出的民族音乐大师、中国现代民族管弦乐队的创始人之一、成就卓著的作曲家、指挥家彭修文先生给中华文化艺术宝库留下了极其重要而丰富的音乐遗产。
青年彭修文
20世纪50年代初，彭先生作为一名杰出的民乐演奏家（演奏二胡和琵琶的高手），他指挥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在1957年莫斯科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演奏的《春江花月夜》和《关山月》（彭修文改编）荣获金质奖章。彭先生为开拓二胡演奏的技艺刻苦钻研，用二胡出色地演奏了帕格尼尼的《无穷动》、蒙蒂的《查尔达什》和萨拉萨蒂的《吉卜赛之歌》等小提琴世界名曲。他把小提琴的跳弓演奏技巧创造性地运用到二胡的演奏之中，以大胆的革新精神，把二胡的里外弦改为金属弦，不仅增强了二胡的音量与音色变化，还加强了乐器的稳定性。彭先生曾在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出版的第一张唱片中的《春江花月夜》一曲中担任琵琶领奏，并且录制过朴东生的二胡独奏曲《在草原上》的唱片，后来由于专门从事指挥和作曲，才不得不完全脱离了演奏。
作为指挥家，彭先生的功绩首先在于他在前人改革成果的基础上，确定了以弓弦、弹拨、吹管和打击乐四个声部组合的中国现代民族管弦乐队编制的构想，组建了新中国新型的专业民族乐队——中国广播民族乐团。
自1953年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成立，40余年来，彭修文先生历任指挥、副团长、团长、艺术指导和首席指挥。在彭先生的指导、训练下，乐团成为我国民族管弦乐创作、录音、演出、管理（包括民族乐器的研制与改良）高度一体化的艺术团体，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彭先生曾先后率团赴苏联、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马耳他、意大利、圣马力诺、德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家以及我国香港、台湾地区演出，所到之处无不引起轰动，媒体盛赞彭先生是“真正的大师！一举一动都是那么深刻准确地将乐队带入他的作品的境地”（1987年7月22日新加坡《联合晚报》）。彭修文先生是我国第一位赢得国际声誉的民乐指挥大师（载1994年英国剑桥《世界名人录》）。彭先生是促进东方民族管弦乐登上国际乐坛，并力争与西方的交响乐艺术分庭抗礼，推动其历史进程的主将和开路先锋。
彭先生逝世前不久和台湾高雄实验国乐团排练、演出的系列录像以及1988年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摄制的《中国民族管弦乐队》（由王君壮编导，彭修文艺术指导兼指挥，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演奏）等影像资料已成为再现大师指挥风采的珍贵文献资料。
彭修文先生是杰出的作曲家，他是将民乐演奏家和指挥家的艺术实践经验运用于民族管弦乐创作的巨匠。当我们综观他的创作范畴之后，便会情不自禁地惊叹他那乐贯中西、博大精深的艺术造诣。
《瑶族舞曲》
（刘铁山、茅沅曲，彭修文改编）
演奏：中国广播民族乐团 指挥：彭家鹏
2001年，维也纳金色大厅
20世纪50年代，彭先生以改编为主，代表作有《步步高》（1953）、《采茶灯》（1954）、《将军令》（1954）、《瑶族舞曲》（1955）、《花好月圆》（1956）、《阿细跳月》（1956）、《大姑娘美》（1957）、《彩云追月》（1958）、《绣红鞋》（1958）、《翻身的日子》（1958）、《紫竹凋》（1959）和《乡村的晚会》（1959）等。他创作的第一部大型作品为序曲《气壮山河》（1958），其后便不断有佳作问世，如广为流传的《月儿高》（1960）、《燕山晚秋》（1963）和《心向天安门》（1964）等。经他改编的《月儿高》在海内外影响很大。美中文化交流中心主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作曲系主任周文中教授在英国《音乐季刊》1982年第1期上发表评论文章盛赞：“彭修文具有丰富的想象力，他的改编差不多是重新创作了……”他指出《月儿高》是一首“由中国民族乐曲改编成的现代乐曲”。
“文革”十年禁锢时期，彭修文先生创作的民乐合奏《丰收锣鼓》（1972）促使一大批从事民乐演奏的艺术工作者恢复了业务，重新获得了艺术生命。
《丰收锣鼓》
（彭修文、蔡惠泉曲）
演奏：中国广播民族乐团 指挥：彭修文
1992年录制
改革开放极大地激发了艺术家的创作热情，从而迎来了彭先生创作的高峰期：二胡协奏曲《不屈的苏武》（1979）、交响诗《流水操》（1979，荣获1984年全国音乐作品评奖一等奖，1992年被评为“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灯月交辉》（十番锣鼓，1980）、《灵山梵呗》（1982）、交响诗《怀》（1983，荣获1984年全国音乐作品评奖三等奖）、套曲《四季》（4首，1979—1982）、套曲《十二月》（12首，1984—1989，获1993年台湾作曲金鼎奖）、幻想曲《秦·兵马俑》（1984）、音诗《云中鹤》（二胡与乐队，1986）、《民歌五首》（二胡与乐队，1989）和第一交响乐《金陵》（1990）、《谊之风》第一号（1990）、《谊之风》第二号——宝岛（1991）等。
在彭先生的创作生涯中，始终一手面向民族民间的音乐，一手面向西欧古典音乐，以汲取不同的音乐营养，创作风格各异的音乐作品。在面向民间音乐方面，包含了我国和世界各民族的民间音乐。除改编了不少我国传统的古曲、江南丝竹、广东音乐、越调、京剧音乐、民歌等，还加工整理了前辈们的作品，如冼星海的《中国狂想曲》（1959、1985两稿）、华彦钧的《二泉映月》（1973）和刘天华的《光明行》（1982）、《烛影摇红》（1982）、《病中吟》（1988）、《歌舞引》（1992）、《月夜》（1992）、《独弦操》（1992）等；并改编了日本、南斯拉夫、罗马尼亚、阿尔及利亚、伊拉克、印度尼西亚、泰国、缅甸、匈牙利、几内亚、古巴、英国、德国、朝鲜、越南、斯里兰卡、美国等国家的民歌、民乐改编曲，这些作品均十分精美且各具特色。
彭修文先生移植改编的西欧古典音乐曲目非常丰富，其中有柴科夫斯基《四小天鹅舞曲》（ 1957 ）、《欢迎舞曲》（选自哈恰图良的舞剧《加雅涅》， 1960 ），贝多芬《雅典的废墟》序曲（ 1978 ），比才《卡门组曲》（ 1981 ），德彪西《云》（选自管弦乐《夜曲》， 1981 ），斯特拉文斯基《火鸟组曲》（ 1981 ），穆索尔斯基《图画展览会》（ 1983 ），拉松《田园组曲》（ 1984 ），韦伦《小夜曲》（ 1984 ），德沃夏克《广版》（选自《自新世界交响曲》， 1986 ），拉威尔《鹅妈妈组曲》（ 1986 ），李斯特《匈牙利狂想曲》 No.2 （ 1989 ），埃内斯库《罗马尼亚狂想曲》 No.1 （ 1989 ），格林卡《卡玛林斯卡亚》（ 1989 ），卡巴列夫斯基《布勒尼翁》序曲（ 1989 ），西贝柳斯《图内拉的天鹅》（ 1989 ）和莫扎特《 G 大调弦乐小夜曲》（ 1989 ）等。 1957 年至 1992 年 9 月完成《英国民歌组曲》的改编，前后历时 35 载。可见，彭先生从事改编世界名曲之举，并非一时遣兴与猎奇，而是受挖掘、开拓中国民族管弦乐演奏艺术的深度与广度，不断推进、提高其艺术水平的战略思维与宏观理想所激励。正如彭先生所言，借以证明“中国民族乐队的丰富表现力和广泛的可能性，它的前途是广阔的，停止、悲观的论点是毫无根据的”。上述创作、改编、移植的曲目绝大部分都录制了唱片，并流行于海内外 。
笔者历来认为：如果离开彭修文先生的主体音乐创作，单纯地评价他的世界名曲改编和演出，其意义就另当别论了，因为一味追求“西乐中奏”为方向的做法是我们必须坚决反对的。
在艺术征途上，彭修文先生是一位高瞻远瞩、孜孜不倦的学者，其艺术思维是多元而广阔的。他曾经将一些民乐作品改编为西洋管弦乐曲，如幻想曲《秦·兵马俑》《二泉映月》以及新编《旱天雷》《相马盆呗》（根据日本民谣改编）和《民歌五首》等。上述乐曲于1993年11月4日，由彭先生亲自指挥日本福冈市民管弦乐团，在为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15周年举办的“中国传统——现代”音乐会上演出，在业内引起了轰动。香港小交响乐团闻讯后，即邀请彭先生与该团合作，遗憾的是由于彭先生健康的原因而未能成行。
由彭修文先生指挥的《春江花月夜》（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演奏）荣获1990年度中国唱片总公司金唱片奖，1992年彭修文先生被中国唱片总公司授予金唱片奖指挥特别奖。
迄今为止，彭修文先生在创作、指挥录制民族管弦乐作品方面，成果之丰硕、贡献之巨大是无出其右的。
1996年8月，彭先生住院治疗肝病，医生禁止他工作。但先生以惊人的毅力在他逝世前9天，终于完成了他最后的乐章——《揭天鼓吹——香港节日序曲》。彭先生在总谱题词中写道：“为香港1997回归祖国而作。这个作品，从酝酿到写谱，为时甚久。从8月初开始酝酿、考虑素材，8月21日我因肝病住院，10月上旬即进入写草稿阶段，由于几度闹病，总谱直至今日（12月19日18时）方始脱稿。总算了却一桩大心事。谨以此祝贺香港回归，愿祖国繁荣昌盛，吉祥之光普照大地。”
彭先生满怀爱国激情，呕心沥血谱写的最后乐章乃是他的“天鹅之歌”。他毕生的音乐创作，是20世纪中国民族管弦乐创作的高峰，他的逝世标志着中国现代民族管弦乐一个时代的结束。
2018年4月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