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官员日记中的日常活动：在广东频繁祈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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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曾在一篇文章（详情见：知县跟知府在一个县里上班，是一种怎样的体验？）中提过一个爱写日记的官员，他叫杜凤治。其实，这位爱写日记的官员不止记录了自己的官场日常，也写了很多自己工作所在地的日常见闻，比如广东的民生民俗，今天我们不妨一看。

这位杜凤治宦粤期间是晚清广东相对安靖的时期，不仅没有波及全省的战乱、动乱，也没有大面积、持续时间较长的自然灾害，这十几年广东还算风调雨顺。光绪二年，杜凤治称自己“来此整有十年，无一荒岁”。日记多处记载了年谷丰登的景象，同治八年早稻丰收，谷每百斤只值银六钱。虽有“谷贱伤农”、增加田主缴纳地丁负担的问题（因为交纳钱粮要用银），但自清朝中叶开始广东就已需要大量粮米输入，米贵是引发社会不安的重要因素，因此，连年丰收也是这十几年广东相对安靖的重要原因。

杜凤治对广东富于他省很有感慨。有一次，他因省城一次演戏就花费几百两银，议论说：“所费不但可作中人之产，在乡村可作一素封之家也。予谓广东诚为美地，即如此举，他省恐不能。回忆贼匪横行军务各省，朝不保夕，安能梦想及此？即现在军务已靖，疮痍未复，亦断无余力及此。”杜凤治在广东当了十几年官，对广东的高物价已经习惯，所以，当他因病辞官离开广东进入江西赣州后，见物价便宜，感慨“牛羊鸡鹅猪鱼鸭，柴米油盐酱醋茶，及市中食用，粤东无一物不贵者（省中更甚），天下所无也”。日记很多地方反映了广东的物价水平要超过他的家乡浙江。日记记载，“浙江幕脩甚微，如嘉兴大缺，刑席脩脯六百元为最多耳”，浙江幕客的收入远低于广东。在咸、同年间的大战乱中，浙江所受破坏较广东严重，同、光年间的恢复发展也不如广东。幕客收入的差异主要是由两省经济水平和物价水平决定的。因为广东富庶，所以从司道、州县到佐杂都希望到广东任职。

杜凤治《调补南海日记》封面

各种祭祀、庆典‍‍‍‍‍‍‍‍‍

作为州县官，杜凤治的一项经常性的工作就是进行朝廷规定的拜祭（如拜祭万寿宫、同治帝的祭奠、历代皇帝皇后忌辰的例行祭祀等），定期祭祀该州县入祀典的各个神庙，不属于“淫祀”的当地神灵也入祭祀之列。因此，只要杜凤治本人在衙门，每月朔、望，日记基本上有到各庙“照例行香”的记录。杜凤治还参与、目睹了各级上司的祭祀活动。日记对这类祭祀做了详略不等的记载，可为清代祭祀典礼研究提供系统的参考资料。

这些官方的祭祀活动非常频密，现以同治八年春杜凤治在四会知县任上的祭祀为例。当年元旦，作为知县，他“五鼓朝服率领同城文武各官诣万寿宫望阙叩首朝贺。更蟒服诣圣庙、文庙、武庙、天后宫、五路庙、真武庙、城隍庙、包公祠，衙内土地祠、灶神、仓神、五树将军各行礼”。这个月除元宵日的照例行香外，还有多位先帝先后的忌辰要祭祀。二月份的祭祀活动更频繁。初一日照例行香。初三日是文昌帝君圣诞，天未亮就到文昌庙率属祭祀。初五日，“寅正三刻起来，恭诣圣庙行释菜礼……予献至圣先师暨复、宗、述、亚四圣，正副老师分献东西两哲，典史、把总分献两庑。礼毕，二学官、捕厅又祀乡贤、魁星、土地神，未大祭，先祭后殿”。初六日，“黎明率捕衙、城守诣凤山堂借地恭祀社稷，又诣南门外沙尾东岳庙借地冲大门祀风云、雷雨、山川神祇，并祀城隍；又率捕厅祀包公及衙内土地、尊神”。初十日，祀天后，又祀明都御史、总督谈恺、王钫。十三日，春祀文昌帝君。十四日，春祀祝融火神。十五日，武庙关帝行春祭礼，照例各庙行香。廿四日，清明。廿六日，孝昭仁皇后忌辰。这些频繁的祭祀是清朝把统治秩序深入州县的重要礼仪，杜凤治本人也非常重视，为筹办和举行这些祭祀活动花费了不少时间、精力和钱财。

同治十一年，总督瑞麟立下新规定，省城朔、望行香圣庙和文武二庙，官员皆须亲到，可见此前有些官员会缺席。当年正月十五，首县知县杜凤治寅初即起，到天后庙等候，然后四处行香。二月初一，也是如此。按惯例，初一先到文庙，十五先到武庙，文武庙由总督、布政使轮流去，按察使、盐运使、粮道、广州知府等则分别到文昌庙、天后宫、城隍庙、龙王庙，两首县知县就到风火神庙。省级高官往往不亲到，委员代理，但重大祭典，高官也到。当年因为万寿宫新维修，二月初一祭祀后，瑞麟还率省城大小官员到此恭听圣谕。二月初三的上丁祭，恰好又是文昌圣诞，由总督主祭圣庙，布政使主祭文昌宫。初四日总督主祭东门外神祇坛，巡抚主祭西门外社稷坛。

然而，瑞麟的规定并未改变官员缺席祭祀的情况。如光绪三年七月十五日照例的三庙行香，总督刘坤一、布政使杨庆麟都告病缺席，很多官员也都以各种理由不来。

瑞麟，清朝大臣。同治五年，奉旨接替吴棠担任两广总督，一任九年

日记多次记载对南海神庙的祭祀。南海神庙位于省城东南80里处（今广州市黄埔区庙头村）。“每岁春秋仲月壬日致祭南海庙，主祭官具蟒服，行二跪六叩头礼……每年十月内，巡抚择壬日照例致祭一次”。但存世的南海神庙文物、文献对南海神庙的例行祭祀记载很少。杜凤治的日记记下，每年八月的例行祭祀，“照例应藩宪往承祭，番禺随往陪祀”，但布政使有时也委托广州府理事同知或广粮通判代祭。日记提及巡抚蒋益澧、张兆栋乘船往祭南海神。同治十年，瑞麟兼署广东巡抚，十月到南海神庙祭祀，杜凤治作为首县知县陪同，日记用了1200字描写自己随祭的经历。因神庙外河道水浅，南海、番禺知县事先令在泊船处搭成浮桥九十丈，仅这座浮桥就花费了二三百两银子。瑞麟乘轮船，预祭的文武官员提前乘船到庙外河道停泊等候一夜。等次日瑞麟到达，登岸进庙拜祭，行三献礼毕，瑞麟先回船返程，其他各官也乘自己的船回省城。

官府还有不少临时性的祭祀、祈禳。例如，同治十一年三月，广州一带天旱不雨，总督瑞麟及一干官员连续多日祈雨。先是十二名幼童，“念两经，设大八仙桌两张，按八卦摆列，用五色旗帜八幅，亦按八卦，令幼童执旗，按方位站立、参互行走”，司、道、府、厅各官到大佛寺看幼童演练。本来，番禺知县应到龙王庙井中恭请圣水（白云山龙王庙在番禺境），但其时番禺知县胡鉴不在省城，杜凤治代替胡鉴于三月初七日晚上打火把前往白云山龙王庙井中取得圣水。初八日天明，瑞麟及以下文武各官到城北观音山龙王庙，杜凤治把圣水瓶安放在大殿的香案上，瑞麟率领各官三跪九叩，十二童子念经走旗，少顷又读文告，僧道唪经，整个祈雨祭祀花了大半天。此后仍未下雨，各官又在东门外神祇坛祭祀云雨风雷、名山大川、本境城隍之神，并下令禁屠宰三日。十六日下雨，但不多，瑞麟及各官乃步行到神祇坛祈雨。有官员献议“蜥蜴祈雨之法”；有人又说观音山五层楼新维修，“全壁皆红色，且新，此系坎位，火气过重，早言必有旱灾”，提议在五层楼“设坛建醮诚祈，并竖一黑色旗，上画一白圈，取天一生水之义，三日内必有雨也”。杜凤治就设法找到蜥蜴、童男，在城隍庙祈雨，藩、臬等高官再上白云山祈雨。上下折腾不已，到三月二十四日后，终于等到连降大雨。其实，广东春旱不可能持续很久。官场连续的祈雨活动，可以反映出官场文化以及当时社会的思想水平。

同治十一年五月初一（1872年6月6日）发生日食，督、抚、司、道、府“各衙门延僧道鸣鼓救护，初食，出大堂对日行三跪九叩首礼”，杜凤治也虔诚地参与。他从《瀛寰志略》等书得来的有关太阳、地球、月球的新知识，并没有使他对祈禳仪式产生怀疑和提出异议。

杜凤治在广东续弦的妻子陶氏是生长于广东的浙江人，“粤人信鬼甚于江浙，即一小家、一小铺、一破船，每日烧香无算。在衙门、公馆，恭人敬奉神鬼。然粤人风俗，门有门官，檐有‘天官赐福’，神厅除‘天地君亲师’供正中，左为财神、右为历代昭穆宗祖外，正中桌下供五方龙神、地主贵人。至于灶神，则家供奉、普天同之者也”。杜认为“粤中所祀，尚存古礼”，回到浙江家乡后，仍让陶氏按广东风俗祭祀。

清末广东省城

男花旦与“女档子”

在官府、民间受到如此广泛欢迎的演戏活动，自然会形成行业并有相当数量的从业人员。戏剧演员虽然给官、绅、民带来很多欢乐，但他们本身，甚至戏剧行业组织的主持者社会地位都很低，演员（优伶）与娼妓、皂隶、狱卒、仆役等都被视为贱民。因此，在典籍中有关清代戏剧演员的记载不会很多。杜凤治的日记则记下了咸、同年间广东戏剧演员的一些有趣片段。有些演员因演技高超已颇有名气，如尧天乐班有三名旦角，“一名立新仔，一名立德仔，一名新英银，为班中翘楚，演唱揣摩出色”，在演出时赢得各官称赞。但这三个演员是男是女、姓甚名谁杜凤治都没有记下，大概也不关心。

光绪三年，杜凤治审理了大绅伍子猷与翠山玉班头牌小旦（男伶）刘亚苏的一宗讼案。刘亚苏又名刘苏，自幼卖身伍家，是伍家蓄养的优伶。由于演技高超，每年戏班“工价”达2500元。伍家称：刘亚苏出名后沾染奢侈恶习，挥金如土，“工价”不足其挥霍，伍子猷“已为向班主蔡南记借银两次共五千五百元之多”。而刘亚苏则想脱离伍家“自立场面”。伍子猷一怒之下把刘亚苏捆送南海县丞衙门（南海县丞与知县不同衙），后又解送到南海县。杜凤治对“簪缨世族”的伍家“蓄养优伶”大不以为然，且估计刘亚苏原先的大部分“工价”其实是被伍家收取；但又不能不给伍家面子，只能采纳伍家为刘亚苏向班主借银的说辞，判决刘亚苏承担这宗巨额债务。但刘亚苏肯定拿不出，就责令刘亚苏继续在翠山玉班演出，每年“工价”的一半赡养母妻，另一半用于还债，逐年扣还。另外判罚刘亚苏3000元，作为离开伍家的身价（因顾及伍家身份和体面不便明言是身价）。但杜凤治的判决又说明，刘亚苏赎身后并非卖身给翠山玉班，还清债务后可以离开翠山玉班到“工价”更高的戏班演出。判决后，翠山玉班的司事立即代刘亚苏缴交“罚款”。因为刘亚苏在香港也“红极”，缺演一次就要罚一二百元，所以戏班要把刘亚苏保出让他尽快赴港演唱。

杜凤治的判决其实是对刘亚苏有利的：允许立即保释继续演出，又允许刘亚苏赎身，还允许刘日后可以选择“工价”较高的戏班，不排除有喜爱刘亚苏的官绅背后为他讲情。刘亚苏本是奴仆兼优伶，社会地位属于最底层，但因演技出众，受到广泛欢迎，每年“工价”竟远高于官府高级幕客的脩金，高于南海知县俸禄与养廉之和，也高于一些州县官的实际收入。

刘亚苏是男旦，但其时已经有不少女演员，有女演员的戏班称为档子班。不少官员还对档子班情有独钟。同治十一年正月，海关监督崇礼设宴演戏请客，客人以旗人为多，“亦演外江女档子班”。几天以后，一干府县官员回请崇礼，由两首县操办，“各班女档均叫来，所演两班，一连喜班，一福升班，女档中以小环、连好、胜仔为翘楚”。崇礼夫人和他本人分别于六月廿一、廿二生日，为庆双寿，“每年必演档子班请各官”。就连“大有非礼勿言、非礼勿行之概”的刘坤一，光绪三年八月廿六日也“忽传男女档子班晋署演剧，至三更方罢”，此前刘“从未叫女档子进署”，曾问身边的门上、巡捕请档子班进署演出会不会让人闲话。似乎瑞麟、崇礼等满族高官对档子班在衙署演戏比较不介意，刘坤一则有点担心影响其一省表率的形象，但最终还是屈服于档子班的吸引力。

杜凤治署理南海知县不久，同方功惠（柳桥）到前任南海知县陈善圻（京圃）家看戏，日记记下了一段有关女演员的细节：

班中男女皆有，即档子班，女孩子为多。有女妓安仔者，年长矣，向有微名，唱老生戏，京圃、柳桥诸君欲伊唱《辕门斩子》，安仔不肯。京圃唆予与言，且言南海杜大老爷昨封卫边街一大屋，你亦居卫边街，不怕得罪大老爷封屋乎？安仔遂无言，《琴挑》《山门》毕即演《辕门斩子》，果然名不虚传。

陈善圻曾任南海知县，与安仔地位悬殊，从日记描写的情景看，两人似乎熟悉，可以开点小玩笑，而且陈善圻还知道安仔的住处。安仔在陈善圻面前任性了一下，但对不那么熟的杜凤治还是有点怕，毕竟南海知县一句话就可以决定演员和戏班的命运。从“安仔”“胜仔”这类艺名，也可猜测女演员被社会广泛接受的时间不会太长，否则艺名不至于如此土气。

《晚清官场镜像：杜凤治日记研究》

作者：邱捷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鸣沙2021年5月

已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授权

END

作者 | 邱捷

编辑 | 詹茜卉

校对 | 古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