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原型孙海洋寻子成功触发舆论关注后，《失孤》原型郭刚堂认亲后的生活现状也随之进入舆论视野。在谈到“如今的幸福”时，郭刚堂称：“寻子成功后不想炫耀幸福”（他补充强调：“没必要把内心的幸福凌驾到其他（她）尚未找到孩子的家长身上”。）。
有必要说明的是，郭刚堂所言的“如今的幸福”更在于心态的转变，而非是认亲后郭新振真的回到他身边生活。之所以如此强调，并不是说认亲后就必须让郭新振回到郭刚堂身边才是圆满，而是对于生父母来讲，其实寻亲本身就是在确认被拐走的孩子“还活着”或“过得好”。毕竟对于不可逆的人生来讲，有时候真还是需要当事人们认命。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像郭新振这种被拐走24年的情况，就算残酷的真相摆在他面前，也跟听别人家的故事差不多。因此，郭新振依然选择沿着过往的人生轨迹生活，也就不足为奇。就此而言，郭刚堂强调的“如今的幸福”更准确地讲是“确定的幸福”。
甚至从郭刚堂的立场出发，所谓“如今的幸福”也只是相对前半生的不幸而言的，并不是基于普遍意义上的“小确幸”而言。所以郭刚堂才会补充强调：“没必要把内心的幸福凌驾到其他（她）尚未找到孩子的家长身上”。
在这个心理描摹上，郭刚堂如是说：“当看到别人找到孩子的时候，我无数次问过，为何丢孩子的是我，为何找了那么多孩子，找一个不是，找一个不是。”对于这番话，如果说这是郭刚堂对自己寻子心路的悲苦再现，不如说他是在共情那些未找到孩子的家长们。
说到底，每一次寻亲成功，既是对希望的加固，同时也难免会让未找到孩子的家长们再次失落。要承认，找到有找到的无奈，没找到有没找到的绝望，就好像从孩子被拐走后，生父母注定难有“寻常的幸福”。
只是从郭刚堂的遭遇中，我们很明显能感受到，相较“寻亲”和“认亲”的节点感，认亲后的状态更多基于自身的心态转变。因为同样是找到孩子，如果依然纠结于孩子能不能回到身边，那么找到和没找到并没有太大区别。
如此强调这个事理，主要是希望找到孩子的家长们能在不可逆的现实面前，尽可能的过好后半生，而对于前半生的遭遇，就算心里再怎么不甘，也要尽快地收拾好心绪，争取以最好的姿态面对找到的孩子。
甚至对于不确定性的未来，也不要太过强迫自己。虽然从是非因果上说，人贩子和养父母该付出代价，可当法理框架下对他（她）们进行惩治后，生父母就要尽快从仇怨里走出来，因为想让孩子回到身边，自己先要放下过往。
另外洛克说：“如果我们能够发现，理解的视线能达到多远，它的能力在什么范围内可以达到确定性，并且在什么情况下它只能臆度，只能猜想——我们或者会安心于我们在现在境地内所能达到的事理。”
这个道理推而广之，对于寻亲的家长们来讲，了解自己接受的限度，知道自己为什么寻亲，如果寻不到怎么面对，寻到又怎么面对，都是至关重要的自我认识。因为比起寻到孩子的喜悦，一辈子寻不到孩子的绝望依然是需要面对的。
不得不承认，比起寻到和寻不到的差异，被拐孩子的家长们能不能认识到自己接受命运的限度才最为紧迫。因为当一个人认识到不同处境之间的差异和背后所要面对的困境时，就意味着不再会自寻烦恼，或去争辩那些理性能力之外的事情。由此才可能找到心灵的宁静，如常的幸福。
在这个意义上，显然郭刚堂已经做得够好。正如洛克的那个漂亮的比方：“理解如同眼睛，我们用它来观察并知觉别的一切事物，但是它却不注意自己。因此，它如果想得抽身旁观，把它做成它自己的研究对象，那是需要一些艺术和辛苦的。”
实际上，郭刚堂从2006年开始就不再只是寻找自己的儿子，准确地讲，从郭新振被拐走的第9个年头，他已经开始帮助更多失去孩子的家长们寻亲，之后在2012年还建立了“寻亲网站”，2014年成立了“寻亲协会”。
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不是有强大的理解作为支撑（自我理解及理解他（她）人），想必郭刚堂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对于绝大多数被拐孩子的家长来讲，只因自己的孩子找不到，就可能无心再去帮助别人。不得不说，在郭刚堂找到郭新振之前，他就已经找到安放自己的法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