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怡是偶像王一博的粉丝，她在社交媒体感慨，不想再剪辑视频，做“自来水”安利太难了。
她上传到抖音的《有翡》剪辑内容，因为版权问题都撤回了；上传B站的《风起洛阳》剪辑视频，也因版权问题遭锁定。
《有翡》为腾讯视频的S+剧集，《风起洛阳》则是由爱奇艺出品，主演都是王一博，且均是两家长视频平台的独播剧集。
刘怡的遭遇并不是个案。
最近，就视频类版权保护状况，《电脑报》选取11家视频平台做了一份测评，报告显示，长度为1-15分钟、涉嫌侵权影视视频上传后，短视频平台抖音与B站在48小时内，100%的内容均遭下架。
版权管理表现也参差不齐，以三大长视频平台为例，同样布局了短视频内容，在对用户上传内容审核方面，表现并不如意。据《电脑报》评测报告，涉嫌侵权的内容上传后，下架率低于50%。
不管是长短视频平台，面对数亿用户自发创作的海量内容，均存在版权管理的挑战。
在事前无法完全禁止情况下，平台如何管理用户上传的短视频内容，而不误伤合理引用？出现涉嫌侵权视频后，如何界定侵权责任？平台该以怎样的方式，进行合理补救？
近期召开的“短视频版权争议的化解路径”学术研讨会上，与会专家给出了见解。
尊重“避风港”原则
“要求视频平台对所有的视频逐一过滤，承担‘超人式’注意义务，是不可取的。”
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副教授曹伟指出，从《电脑报》评测看出，视频上传后，各个视频网站都会进行一些拦截措施，只是，确实在发现时间、强度上是不一样的。
在曹伟看来，在处理短视频版权问题上，应当尊重“避风港”原则。
所谓避风港原则，来自美国1998年制定的《数字千年版权法案》（DMCA法案）。采取为“通知+移除”规则，即平台方能证明自己并无恶意，且及时删除侵权链接或者内容的情况下，网络服务提供者即平台方，不用承担赔偿责任。
中国对于“避风港原则”的吸收和立法，主要体现在《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的相关条款中。
“相关法律并没有规定长视频或者短视频，必然要经过事先审。”在此前的采访中，互联网+知识产权保护联盟秘书长、北京国标律师事务所主任姚克枫称，版权内容在上传过程中，平台方的技术难以快速识别进行拦截。
如果出现侵权问题，姚克枫认为，第一责任人往往是上传者，基于“避风港原则”，提供存储空间的平台，通常不用承担责任。
曹伟表示，应该毫不动摇坚持并用好避风港原则，成本低、少交学费。
“创新的模式，应该有容错机制，给予一定的宽容度。”他以美国互联网产业为例，行业发展多年仍在坚持避风港原创，应该学习，有利于中国互联网视频产业可持续发展出发。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硕士学院院长、互联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许身健同样认为，“避风港”原则界定了各种知识内容传播的边界，还考虑到了互联网的开放性、共享性与平等性，应当善用这一规则。
平台事前审核难
那么，平台是否应承担事前审核责任呢？即在用户上传过程中，审查出侵权内容，进行拦截。
“从事前审查本身来看，这样的举动无疑会给企业带来运营成本的增加，也会间接阻碍信息流通的效率。”
许身健称，短视频作品数量非常庞大，我国几亿短视频用户，每天的视频上传数量十分巨大，甚至是不可想象的。
他举例，2020年全国拍摄制作备案电视剧共670部，共2.35万集。这样的版权规模，被数以亿计的短视频创作者，进行二次创作，每天产生出来的视频数量，是难以想象的，这还不包括往年以及海外视频类作品的数量。
同样，短视频用户上传的内容，也是海量的。
据视频平台B站发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B站的月均活跃UP主达到270万，月投稿数更是突破了1000万，同比增长80%。
另一大平台快手，在2020年上半年，月均上传的视频量超过11亿条。
海量的版权内容，以及用户制作的海量内容，汇集到平台方，“即使进行大量的事前审查，这背后带来人力、财力、时间的投入，成本也难以想象。”许身健说。
如果强制要求视频平台提供事前审查的义务，即便大型平台，也将面临着巨大压力，而一些中小平台，将会不堪重负直接出局。
许身健称，这样的做法，其实在变相遏制竞争。
若把审查短视频大部分工作与重点放到事前，审查时间也大大延长。对于用户而言，发布内容等待的时间也会增加。
许身健表示，知识产权是需要创新、需要竞争的，如果说更新频度大大降低，也不利于提高客户的体验，会导致用户减少、进一步影响到平台经营。
此外，也会造成用户分享内容的“误伤”。
“针对版权内容，过滤、检测等技术不是很成熟，成本高，误伤率也很高，打击了一千，可能误伤了好几百。”中国传媒大学法律系主任、文化法治研究中心主任郑宁举例，在处理《扫黑风暴》的相关争议，甚至误伤到《扫黑风暴》官方抖音号。
事实上，如《电脑报》发布的测评报告，主流视频平台，均采用事后审核方式。
合作授权新机制
堵不如疏，面对短视频用户日益增长的内容需求，业界亟需建立新的授权模式，如音乐版权，让用户低成本使用到版权内容。
“关于短视频版权治理，一个基本的目标是什么？”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法博士后郝明英问到，“应该以科学有效监管，合理的责任分配，抑制短视频盗版恣意增长；同时要考虑到，为创作留下足够的空间，促进产业健康有效发展。”
他认为，行业可以探索出新的合作方式。
比如，在先权利人与使用者探索新的许可模式+著作权集体管理；探索短视频平台与权利人合作前提下的过滤审核机制；行业协会推动相关的版权数据库建设，推动达成最低统一性的标准。
海外市场已经有成熟的授权模式。
以YouTube为例，会利用Content ID 系统，对上传者提交的内容与视频库做对比，若有重复，可通过分享此视频的收益给版权所有者等方式，来获得授权。
据YouTube近期发布的《版权透明度报告》（Copyright Transparency Report）显示，在2021上半年发布的超7.29亿条版权要求中，只有220万条要求错误，占比不到1%。
不过，国内的平台，若想借鉴类似版权管理模式，并不容易。
版权方与短视频平台方，是竞争而非合作关系。热门影视剧、综艺等版权，多集中在长视频平台上，他们也在发力短视频内容。
内容版权也是竞争的筹码，有的未必愿意开放。短视频平台很难建立起完备的版权库，也难以通过视频比对，低成本、快速识别出侵权的短视频。
“建议建立多方联合授权的机制，扩大授权的内容池，版权局和行业协会可以共同努力。”郑宁指出，在市场自发解决较困难情况下，期待版权局能推动集体谈判。
此前，作家联盟和百度文库的版权纠纷，以及腾讯音乐与网易云音乐的版权纠纷，版权局为促成和解起到了重要作用。
就目前而言，平台间难以建立深度合作。
正规授权门槛过高，像刘怡这样的普通用户，只能放弃在社交媒体上分享影视内容的爱好。
（刘怡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