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日军发动明号作战完全占领广州湾

不少人认为1943年日本便完全占领了广州湾，笔者认为需要商榷——因为广州湾法当局的行政权、立法权等并没有受到即刻摧毁。直到1945年3月日军发动“明号作战”，法国实际上正式结束其在广州湾的统治。下文将主要利用日文材料进行解读。

一

日本控制广州湾的企图

日本政府出于切断外援从法属印度支那输入中国的通道的需要，以及应对法国战败带来的混乱，1940年7月27日提出了《世界时局变化处理要领》，其主要内容是“帝国因为世界时局的变化，为改善内外情况，并迅速解决中国事变，同时抓住机会解决南方问题；在中国事变尚未解决的情况下，考虑到内外诸多变化，决定转为以南方问题为重点，对于以上两个问题的各项准备与之大力促成”，而关乎广州湾的具体措施则为“对于法属印度支那，除彻底切断援华行为外，并促其迅速同意担任我军之补给，军队通过及飞机场使用权等，且致力于获取帝国所需的重要资源。”[1]在该《要领》的指导下，日本政府通过与法国维希政府的交涉，在当年9月派军队进驻了法属印度支那的北圻，并在次年7月进驻了南圻。此时日军虽未占领广州湾，却派驻“贸易检查团”试图钳制广州湾与抗战大后方的物资运输，广州湾商界反应强烈。

进驻法属印度支那的日军与法当局的合作没有那么密切，只是定期双方交换情报，治安权和行政权仍在法国。1941太平洋战争爆发，法属印度支那总督在12月9日与日军签订了扩大防卫协定，其内容如下：

一、法属印度支那当局为中南半岛的防卫，发动一切机构履行日本与中南半岛既存协定，以协助日军。

二、法属印度支那当局在日军进行作战期间，确保其领土的治安，安定日军的后方，在必要时，日军协助法属印度支那当局。

三、法属印度支那当局对日军有关行动，生存及军事设备，提供一切方便。

四、日军与法属印度支那当局两者之间的防卫分担如下：

1.日军

法属印度支那南部，日军未来有必要驻扎的其他地区。

2. 法属印度支那当局

法属印度支那北部，法属印度支那其他驻地。

3.日法两军在同一驻地时，其共同防卫细节另外再订。

五、有关防空、海防、船舶、飞机飞行、交通运输、通信、卫生、物资、劳动力的使用、防谍、宣传等细节事项另外商定。[2]

这份协定与1943年的《广州湾共同防卫相关现地协定案》可谓大同小异，从字面上理解，日本并没有对法国殖民地当局的行政权、司法和立法权进行干预，实权仍在法国殖民地当局，日军主要目的是切断外援输入中国，而1943年2月“广州湾进驻”（此为日军用词，编者注）之主要目的也是防备重庆政府夺取广州湾（中国政府宣布收回各租界）。对法属印度支那当局来说，让日军进驻不过是权宜之策，可以避免其殖民地从法国中脱离，但这样的想法为日法双方矛盾的扩大埋下了伏笔。

1943年率兵进驻广州湾的渡左近

二

战争末期的广州湾

随着盟军的反攻，纳粹德国重新占领法国，法国维希政府在风雨飘摇中倒台，戴高乐政府得到美国和苏联的承认。与此同时日本在太平洋战场节节败退，1944年10月美军发动反攻菲律宾战役，并开始对法属印度支那进行轰炸。种种因素让法属印度支那当局对日本不满的情绪日渐扩大，例如法当局在盟军收复巴黎时，还通知日方准备举办庆祝会；甚至对遭受美军轰炸的民众说：“你们被轰炸就是因为日军驻扎在这里。”[3]

日本方面有关武力解除法属印度支那法当局武装、实际占领其殖民地的构想始于1942年，当时盟军开始反攻非洲。延至1944年，日军提出了“明号作战准备”，期间因为东条英机内阁的倒台而搁置。其后到了1945年1月，日军确定了具体细则，主要内容为：

1.只要目前情况继续存在，法属印度支那军及武装警察纳入帝国武装统一指挥下。关于部队、武器、器材及编成配置等，全面在其指挥下行动，并将铁路、海运、通信等作战上所需工具，归我军管理。

2.法属印度支那全机构，即时指令其对帝国要求全面且忠诚地予与协助。

3.在〇小时内应全面接受前两项要求。在超过上述时限，帝国军队将认为法属印度支那当局不具共同防卫诚意，从而采取必要手段。

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第八条提到“对广州湾租借地及其他地区法军军队等，按照法属印度支那方式处理。”[4]

2月26日的第45次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中决定发动时间为3月上旬，对于第3中的“〇小时内”为两小时内决定是否接受日军的要求，并正式确定《印度支那政务处理要领》，在“备注 有关广州湾租借地政务处理，依照本要领处理。”[5]

1945年1月日本政府对驻扎在法属印度支那的第38军下达准备武装解除法国武装的行动，其作战为“明号作战”。3月1日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中第18号决定中明确将广州湾的行政权交还汪伪政府，同时决定武力处理的发动日期在3月5日以后的上旬内，但第38军司令考虑到外国认为日本有着在纪念日发动战争的习惯（8日为大诏奉戴日，10日为陆军纪念日），于是决定将9日作为发动日。[6]

日本决定将广州湾行政权“归还”汪伪政府

法国学者安托万的《广州湾租借地：法国在东亚的殖民困境》提到当时广州湾的情况：“3月10日，广州湾高级驻扎官罗克得悉印度支那沦陷，立刻辞职，并要求法国公务员在8天内向日本移交工作，然后返回白雅特城待命。”[7]并且解释“当时广州湾只有16名欧洲官兵和117名印度支那士兵，配备6挺老式机枪和6挺轻机枪，试问这如何抵挡住680名日本人、6辆坦克和好几门火炮。”[8]

如此简略的叙述让人失望，法国留下的档案和个人回忆录似乎没有充分利用？相反，虽然日本在投降后销毁大量的档案和战斗详报，但还是有部分档案存留，如今大都在网上公开，而且当事人也留下大量的回忆录，研究者可以充分了解当时史料。关于明号作战中广州湾的情况，笔者稍作整理。

日军第38军在制定武装解除计划时第一个考虑到的策略就是突袭，而突袭的时间就是选择在敌人睡眠时。但外交惯例都是在白天谈判，于是日军行动变成了9日早晨通知印度支那总督在下午7点（当地时间6点）进行签署仪式，然后进行外交谈判，而日本驻法属印度支那大使选择在8点离开，这样就有两个小时空档，所以日军决定在当地时间9点发动行动。[9]

而在广州湾，解除武装的行动交由特务机关山田大佐和独立步兵第70大队队长村冈安中佐指挥，8日村冈安中佐对所属第3、第4中队下达控制广州湾各重要位置命令；9日晚上9点，山田大佐、村冈中佐和翻译等到达广州湾总公使官邸，10点左右罗克出现，“说明了来意，即明10日零时解除法国武装，将法租界交给日军，他简直是晴天霹雳，吃了一惊，面色僵硬，口唇不动，一时无言。他渐渐冷静下来，说希望得到西贡和本国政府的指导，让我耐心等待，我没那个时间，西贡也一样，要求立刻回答，互相推诿，10日零点一分一秒逼近，如果无论如何都不答应，那就动武吧”，“终于到了3月10日零点，山田大佐和我站起来，逼迫他做最后的决定。他终于无条件地答应了我的要求，会谈就此结束。我对他的接受表示感谢，并约定协助妥善处理。对方决定立即着手执行，他直接用电话向相关各机关下命令。”[10]

广州湾总公使等官员登上日本军舰签约

那么广州湾的华人作何反应？除了引起又一波逃难潮之外，《高州民国日报》提到“是日下午，敌军当局曾邀请王逆英儒及侨商陈学谈协商，拟请由彼二人出任主持湾内行政，惟陈氏不允与王逆英儒负责，结果不能解决。敌局不得已，又暂将警权交回法政府暂时负责，并将绿衣警兵枪支发还，将仍维持地方治安，详细办法迄需圆满解决云。”[11]不过根据村冈的记载，赤坎市长是由他的部下大塚中尉负责，广州湾整体行政由山田大佐负责，而他则作为最高负责人，俨然有种雷州半岛总督的感觉。

自此广州湾才算完全被日军占领。

独立步兵第70大队队长村冈安

注释

[1]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戦史叢書第032巻　シッタン・明号作戦―ビルマ戦線の崩壊と泰・佛印の防衛―》,朝云新闻社，1983年，第517页。

[2]同上，第526-527页。

[3]同上，第597页。

[4]同上，第587页。

[5]同上，第587页。

[6]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4061060500、最高戦争指導会議　報告第１１号　印度支那政務処理要領　昭和２０年２月２６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戦史叢書第032巻　シッタン・明号作戦―ビルマ戦線の崩壊と泰・佛印の防衛―》,朝云新闻社，1983年，第591页。

[7]（法）安托万•瓦尼亚尔，《广州湾租借地：法国在东亚的殖民困境》，暨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49页。

[8]同上，第249页。

[9]《戦史叢書第032巻　シッタン・明号作戦―ビルマ戦線の崩壊と泰・佛印の防衛―》,朝云新闻社，1983年，第607页。

[10]《华南边境の战线》，西桜印刷株式会社，1983年，第224-225页。

[11] 中共湛江市委党史研究室，《南路人民抗日斗争史料》，1996年，第591-592页。

译介|日军资料中的广州湾进驻战

撰文：刘自江

校对：吴子祺

编辑：大 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