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门坎战役中的伪满洲国军

1939年5月，日苏在“满蒙”边境诺门坎地区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在这场持续4个多月的局部战争中，日方陆续出动乌尔金部队、兴安师（支队）、石兰支队、铃木支队等伪满洲国军共计万余人。这些由中国士兵组成的军队为了异国的利益，被投入进激烈的边境战场。

乌尔金部队：即边境伪兴安北省警备军，司令官乌尔金中将（蒙古族），军事顾问市村中佐（日籍），下辖兴安骑兵第一，二，七，八团，士兵均为中国蒙古族人（包括现在的鄂伦春、达斡尔族人）。

5月4日，该部骑兵第三连同蒙古人民革命军警备队在边境争议地带爆发小规模冲突。日军随即决定将事件扩大化，伪兴安北警备军骑兵第八团约400人配合关东军小松原师团的东八百藏骑兵联队200余日本骑兵进攻蒙军，蒙古方面在伤亡了30余人之后，于15日主动撤向了哈拉哈河西岸。

5月28日，日军23师团发起进攻，试图歼灭开进哈拉哈河东岸的苏蒙联军。乌尔金部第一,二，八团一部约600人随同山县武光大佐负责指挥的第64联队，协助东八百藏中佐联队参加作战，遭到重创后即撤出战斗，而东八百藏的搜索中队200余人则在哈拉哈河东岸全军覆没。

乌尔金各部随后作为辅助部队继续在右翼作战，8月20日辖下骑兵第二，八团曾击退苏蒙军的一次进攻，24日残部跟随井置支队撤离。

兴安师（支队）：不同于警备治安为主要任务的乌尔金部，兴安师是以兴安第五团，伪兴安陆军军官学校教导团为基干，抽调兴安各军蒙古族“精锐”士兵临时组建的野战性质部队，拥有一个炮兵团和迫击炮团。由日籍中将野村登龟江为师长，中下级军官也有相当数量的日本人充任，参战伊始，便负责左翼战斗中一个方向的单独作战。

7月1日，兴安师与苏蒙军正式交战，歼灭苏军一个十几人的侦察队，3日在伤亡100余人后夺取喀尔喀河与胡拉斯台河汇流方向高地，展开防御作战。

然而仅仅第二天，苏军的炮火就让兴安师感受到了双方的差距。炮兵团在开始的炮战中便损失了半数的炮火装备，人员出现大量伤亡，就此失去战斗力。

在苏军密集火力的持续反攻中，兴安师人员迅速损耗，仅有的装甲车也宣布报销，而后勤线的切断更是加速了这支“精锐”的战斗意志的丧失。苏蒙军的宣传单趁势撒向阵地，“不要受日本人欺骗”“你们快回家吧”“不要替日本法西斯当炮灰”等传单内容动摇了一大批蒙古族士兵，逃亡事件时有发生。

7月7日，防线彻底崩溃，各部损失惨重，骑兵第五团团副德勒格少校，副官旺吉勒上尉叛逃苏军，骑兵第四团800余人，经历战损和逃亡，仅剩下日籍团长高桥上校以下53人，就此撤销编制。师司令部也在三面包围中险些被全歼，在日军一个联队三千多人的支援下才打退了苏蒙军队。

此前来“参观学习”的蒙古族少年队，十四五岁的孩子，也在保卫师司令部的战斗中伤亡了30余人，因为“影响不好”就此撤往后方。

随后4500多人的兴安师即便大力收容逃亡散兵，也仅剩下2600余人，然而仅仅整顿了两天，日军就又将这只已然斗志全无的部队再次送上战场，充当炮灰。

两个投苏蒙古族军官的劝降传单伴随着苏军猛烈的炮火在阵地中洒下，每天大批的伤亡和逃跑已经成为日常，直到7月16日苏军的炮火主力转向日军阵地，阵地才勉强维持住。

日军7月20日的反击毫无进展，却让后勤线得以暂时的恢复，大量的罐头、饼干、清酒运往前线，却只供应给日籍军官，坚持下来的的中国蒙古族普通士兵只能吃到发霉的高粱米，这无疑加剧了矛盾，逃亡情况与日俱增。

8月3日晨，在报销了三个团级单位后，日方终于决定将不足两百人的兴安师蒙古族士兵撤出战场，实际上双方的矛盾和不信任已经达到顶点，中国士兵在全部缴械的情况下回到了后方。

石兰支队：矛盾就在这支由伪军官石兰斌率领的部队中爆发，这支以汉族士兵为主体的伪满洲国部队，从齐齐哈尔出发开始就士气低落，接防兴安师的路途中，更是不断受到败逃兴安军同胞“快往回跑吧”的“提醒”，逐渐开始抗拒“上前线替他们（日军）当炮灰”。

8月21日，石兰支队第三教导团第一营在王显，徐春舫的率领下，全营240人杀死日籍军官起义投苏。其余残部随即被撤出前线，石兰斌被停职。

铃木支队：由第三军管区第三教导团为基干组建，总兵力3000人，指挥官为铃木将军（日籍），关于铃木支队的资料较少，根据日方资料推测，该部与石兰支队同期调动后，一直充当二线预备部队，未与苏蒙军正面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