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历史研究】法属殖民地国家的财政能力和二元结构：1830-1962年

法属西非银行法郎1950

（图片来源于SPINK2021伦敦拍卖-世界纸钞）

法国的第二次殖民主义浪潮从1830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初，其政治控制延伸至广大的亚非地区。随着20世纪中叶的去殖民化浪潮，这些国家和地区开始发展并迎来独立，新诞生的独立国家也继承了殖民时期国家的行政结构。在此历史背景下，这些国家的国家能力就非常值得关注。

Denis Cogneau，Yannick Dupraz，Sandrine Mesplé-Somp三位学者在发表于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的最新文章中，利用一手档案资料建立了法国第二殖民帝国的殖民地国家数据库，对21个法属殖民地国家（见图1）的财政能力进行了衡量。研究发现，从殖民时代起这些国家的政府虽然获取了可观收入，但公共支出中极高的工资成本限制着其国家治理能力；即便是在二战后殖民地“发展主义”时代，其财政汲取能力大幅提升，且法国也开展输入财政补贴，但情况依旧如此。

图 1 19-20世纪的法属殖民地国家（来源于原文）

根据Dincecco的论述，一个有效国家既得有获取收入的财政汲取能力(extractive capacity)，也得有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生产性能力（productive capacity）。对于后发国家而言，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实施有效政策的能力是经济发展的最主要因素之一。

找到有可比性的财政汲取度指标，是衡量殖民地国家财政能力的一大难点。依据一手资料，作者构建出两个主要的财政指标，即公共收入净额（net public revenue）以及公共支出净额（net public expenditure）。为了避免将低的财政能力与分权的行政结构混为一谈，作者囊括了所有负责法属殖民地国家收入和支出的公共机关以及所有来源的公共收入。作者又结合当地统计机构、世界银行（1950年前）以及其他学者对GDP的估计数据（1950年后），对法属殖民地国家的历史GDP进行了估计整理，最后以NPR占GDP的比重来表示财政汲取度。

法属殖民地国家在财政上的汲取程度（fiscal extraction）有多高？研究发现，1925年，这些国家的公共收入净额（NPR）约占GDP的9%，1955年则为16%，都比同等人均收入水平的独立国家要高。这并非法属殖民地国家独有，除了英属印度和尼日利亚外，20世纪的英、日、法的殖民地皆是如此。在像中、西非和马达加斯加这些财政汲取度低的国家，作者将劳动税考虑进收入计算中后，发现总的财政汲取能力与其他殖民地国家相差不大。

若财政汲取度普遍较高，那么财政能力的差异可能表现在收入组成上。因此作者从税收方式上分析了不同被殖民国家差异化的财政结构。法国人会根据当地的经济和社会条件调整财政结构：在北非，他们使用更现代化的税收；在法属印度支那，垄断收入占比极大，特别是对鸦片的垄断提供了大量收入；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他们依靠简单人头税和强制劳动（劳动税，即在公共工程中工作一定时间）。不同征税方式所需的机构设置和所对应行政能力也不同。

作者接着讨论了殖民政府收入的另一大来源，即法国的外部援助。二十世纪上半叶，绝大多数法属殖民地国家都在财政上自给，法国的经济援助大多是用于军事开支，甚至世纪初的法属印度支那还为法国提供财政收入。但自大萧条时期起，由政府担保的长期贷款开始为铁路等大型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资金。在殖民时代的后期，法国加大了对被殖民国家的经济援助，也通过如FIDES和FME之类的基金提供间接的贷款或补贴。

既然殖民地国家财政汲取能力如此强，是否他们就能够很好地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呢？一个高税收的殖民地国家是发展型（developmental）还是攫取型（extractive）的，取决于它是为全体国民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或是只服务于殖民者的利益。显然，在二战以前当地民众对殖民政府几无控制权。为了厘清法属殖民地国家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能力，作者重点研究了公共工资支出以及分部门的公共开支。

在衡量工资成本时，作者首先估计了人均民用支出、每千人公职雇员数量和年均公共工资，三者可反映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能力。随后，作者用劳均公共工资与GDP之比来衡量公共部门的工资溢价。作者也讨论了法籍雇员在当地公共部门中的比例、工资水平以及职业水平分布，以反映高工资对当地预算带来的负担。总体上，公职雇员的工资开支占用了近三分之一的NPR（在法国本土仅为13.4%），其中过半都是付给法籍雇员，他们人数虽少但工资却数倍高于当地雇员（北非差异相对较小）。

在讨论分部门（基础建设、教育、健康、秩序）支出时，作者还包括了代表发展状况的铁路和道路长度、入学率数据等。结果显示，约33%到50%的公共支出都用于基础建设和所谓的“生产支持”类公共服务业的公司；相比之下，用于教育和健康等社会服务的部分不到其一半，且偏向于欧洲居民。被殖民国家首先是为法国殖民者和资本家的利益服务，大量支出用于投资铁路和港口以连接矿山和种植园，并向主要集中在城市的定居者提供法国现行标准的公共服务。

作者分析到，法属殖民地国家这种高工资成本和偏畸的公共支出，是二元经济结构的表现。以农业为主的传统部门与欧洲人和本土精英居住的高工资飞地共存，且二者不成比例地从殖民地国家的公共支出中受益。

那么，这一切在二战后的“发展主义论的殖民主义时代（the “developmentalist” era of colonialism）”是否发生改变呢？作者选取1925年和1955年做对比，进而讨论了被殖民国家独立后的变化。在发展主义时代，殖民地国家的财政能力大幅度上升，贸易税带来了更多财政收入，非军事性的海外经济补贴增加。为了维持政治上的支配地位，殖民政府开始转向发展，增加了社会服务（尤其是教育）方面的支出，当地人民获得了更多政治权利，而一些发展指标如小学入学率、道路长度等都有改善。殖民地国家从财政上的自给转而开始依赖海外援助，而公共部门的工资溢价也在上升，公共工资成本甚至持续到独立之后也依然居高不下。

这篇文章循序渐进地回答了三个问题：其一，法属殖民地国家的财政汲取能力如何？其二，他们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能力如何？其三，国家财政能力在发展主义的年代有没有发生改变？作者根据约1700份官方出版的历史档案资料，建立起了各法属殖民地国家的公共财政和人事数据库，构建了具有跨国可比性的公共收入和支出净额占GDP比重的指标，并从财政收入和支出两方面细致地分解其构成，说明了1830-1960年法属殖民地国家在财政能力各方面的变化。

法属殖民地国家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水平较低、工资成本高、公共支出偏向于维护欧洲定居者和公司的利益，正是这样高的公共工资支出限制了在殖民时代晚期和独立国家时代早期的国家发展。二战后殖民地国家不断上升的、高水平的财政汲取能力，加上后期大量的海外补贴，都并未能很好地转化为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生产性能力。这诚如作者所言，殖民地国家的真正局限不是它的财政能力，而是它的殖民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