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的委屈,谁懂?
热文

张之洞的委屈,谁懂?

作者丨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副所长、特聘紫江学者)

先给大家看张之洞这张相。看相很重要,做历史研究的人一定要学会看相。为什么?实际上你的第一眼印象是最准确的,后来他赋予你的东西都有欺骗性;你的直觉是最准的,因为直觉是你没有受他影响之时,他给你留下的一个印象,这印象是很重要的。

你看张之洞,看上去好像蛮纯朴、蛮厚道,甚至还有点拘谨,但是这是他的表象,此人不简单。你再看看他的眼睛,看他稍微有点尴尬的一个笑,你会觉得这个人比较装。为什么比较装?

且听我细细道来。

01 出身显赫的少年天才

张之洞的时代是处于晚清。晚清这个时代,按照李鸿章的一个说法,叫“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也就是说,春秋战国以后还没有发生过像这个时代这么大的变化;而且,这个时代还是一个国破山河在的危世。但是,往往在一个危世里,可以出豪杰,可以出大人物。这个大人物可能是豪杰,也可能是枭雄,这就像美国出了个特朗普,他到底是豪杰?到底是枭雄?现在有人争得一塌糊涂,但是不管怎么样,美国今天也处在一个转折中的大时代。

晚清也是这样一个大时代。所以晚清出了好多大人物,有影响的人物,从曾国藩开始,到李鸿章、左宗棠,这叫“曾李左”;然后到第二代人,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这些都是汉族的封疆大吏,但是都是非常耀眼的明星。耀眼到什么程度?慈禧太后也对他们有所顾忌,要盯着他们,但又要重用他们,因为大家很清楚,如果没有这帮汉族的封疆大吏,大清会怎么样——大清早就完了。完在谁的手里?完在洪秀全的手里。

这些人物都是有光彩的,照理说应该可以一一说来,但是我今天挑其中一个人物,就是一代儒臣张之洞。为什么要讲这个人物呢?我觉得这群人里面,应该数张之洞最复杂。我个人做研究有个特点:对太简单的人物,我不大有兴趣研究,too young too simple,没什么好研究的;但是,那些复杂的人物往往就考验研究者的能力了,考验研究者的理解能力、洞察能力、看人的能力。而张之洞恰恰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复杂人物。

我们通常要把张之洞和曾国藩做一些比较。曾国藩是农民家庭出身,出身是平民,但是张之洞不一样。张之洞是河北人——那个时候不叫河北,那个时候叫直隶——那是很有身份的。那个时候考科举,考中进士的,除了江南的以外,那就直隶的人最多,所以直隶人很有风头。张之洞恰恰是直隶人,他们祖辈都是受世代皇恩的官宦之家;家族里从他往上数不是举人就是进士,是几代官宦之家,不得了。

可能是基因好的缘故,张之洞13岁就中秀才,16岁乡试拔得头筹,中举,头一名。要不是他有一个堂兄当时做考官,他如果不停歇继续考的话,可能20岁就是进士了;后来停了一下,他26岁殿试第三名,俗称探花。这里要说的是,原来考官阅卷给他评的是第四名,就是“二甲”里的第一名,但是慈禧太后非常地欣赏他,三和四的名次一勾换,他就进了“一甲”,是第三名——探花。

因为张之洞是世家官宦子弟——当然用今天的话说,那就不是官二代,是官五代、官六代了——所以自视甚高。他看人的标准,第一看门第出身,是什么门第的出身;第二个看科举,科甲是不是正途。这个“科甲正途”是什么意思?曾国藩也是进士,但是曾国藩是“三甲”,就是第三梯队,赐“同进士出身”。曾国藩在早前一直灰溜溜的,觉得自己的出身上,科甲低了一个层次。但是张之洞就不一样了,所以张之洞也要看别人的科甲情况。

然后他还要看什么?看中什么样的人呢?就是还要饱读经书,必须是儒学名士——这就是除了出身以外,我们现在所称的“品位”。于是,在张之洞的眼里,只有两种人:一种是他看得起的,一种是他看不起的。所以,张之洞很傲,跟曾国藩不一样。

曾国藩出身平民,这有点像拜登。据说拜登的演讲能力、治理能力都一般,但此人极会打交道,做了三十年的美国参议员,对几乎所有参议员,他都搞得定;他的交际能力绝对在奥巴马、希拉里之上。拜登也是出身平民,而且读的学校也是二三流学校,他有交际的特长。

曾国藩也一样:曾国藩下面的人不得了,天下英雄都到他那里去,因为他虚怀若谷、广招天下人,他的幕府里人才济济。但是张之洞不一样,张之洞很傲的。

我们都知道,在晚清太平天国被灭了以后,曾经有一段“同治中兴”,就是说洋务运动当时搞得正火热的时候,一时感觉清王朝的气势又上来了。当时上层分两派人。一派叫洋务派,干实事的,搞洋务的——比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刘坤一,这些人都是封疆大吏,而且不是湘军就是淮军,镇压太平天国有功,他们接下去就继续在地方搞洋务,被称为洋务派。

另外一派叫清流党。清流党是什么人呢?清流党这些人和洋务派是不一样的。洋务派里,除了像曾国藩、李鸿章是进士出身,其他的出身不高——左宗棠只是一个举人,刘坤一是秀才。他们之所以能够上位,做到巡抚、总督,是因为什么?不是凭功名,是凭什么?凭自己的军功才得到提拔。洋务派有个特点:他们当时重视儒家的理,但是因为在一线工作,更懂得一些世界大势,有非常清晰的现实感,所以比较灵活,不会拘泥于那些儒家经典所说的应该怎么样;他们是比较务实,用今天的话说叫“务实派”。

但是他们的对头清流党就不一样了。清流党当时主要不是在地方,主要是在京城,他们是朝廷中枢的一批很有身份、出身很好的官僚士大夫。像其中的李鸿藻,也是直隶人,是军机大臣,他是张之洞的恩人;还有张佩纶;包括张之洞;还有一批人。这批人都是正途出身,而且都是饱读儒家经典、严守儒家义理。

当时宋明理学是官学,所以他们非常强调儒家的义理、维持名教,名教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子讲‘义’不讲‘利’”。他们认为:“你们洋务派只讲‘利’,我们是讲‘义’的(儒家的义)。”所以他们就看不起那些洋务派、封疆大吏。他们经常在京城高谈阔论,提各种各样的意见和批评,一方面是针对贪官污吏,还有一方面就是针对洋务派。

不过,除了曾国藩以外,洋务派也有一些缺点:能力很强,但是个人私德不怎么样,的确有很多东西被人抓住把柄;有些还很贪婪。平民出身上来的会比较容易贪,会把钱蛮当回事;世家出身的不会太把钱当回事,因为不缺钱。两者是不一样的。小时候有没有穷过,后面成长时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清流党他们自称叫“清流”,说洋务士大夫是“浊流”——就是道德上不干净。为什么清流党当时可以和洋务派对抗?因为他们背后有人,这个人就是慈禧太后。

慈禧太后这个老太太厉害,会用人。怎么用?两边人都用。一方面要靠洋务派做事,这个国家肯定要做事的,朝廷还是要做事的;但是另一方面,做事的坐大了不行,非得有另外一帮人制约他们,杀杀他们的威风,那她就用了清流党。所以,清流党是对洋务派的牵制,除了牵制李鸿章这批人以外,还要牵制当时如日中天的恭亲王——就是主持总理衙门、能力很强的那位亲王。

慈禧对清流党里的张之洞是有知遇之恩的。因为张之洞家族里世代做官,他们都和慈禧很熟悉;张之洞还没有考中进士的时候,慈禧已经关心他了,说:你们家族有一个叫张之洞的,什么时候能够上来啊?张氏家族的人回答说:快了快了。所以后来才出现我前面所说的场景:慈禧一勾,把张之洞勾成了“一甲”的探花。读书人有一个优点,你也可以说是一个缺点,是什么?士为知己者而死。这是传统儒生的一个所谓美德,一个报恩之情:谁提拔了你,谁赏识了你,你就跟谁走。

因此,后来我们会看到,每当重大的历史关头,张之洞总是坚定地站在后党这一边,就是慈禧这一边。他这个人在朝廷里摸爬滚打,他明白:宫廷政治里最重要的是什么?跟对人。跟对人最重要,你也可以说他讲君臣之义;这种君臣关系当然也是一种感情,但是,张之洞讲君臣之义,袁世凯是不讲这个东西的。

袁世凯毕竟不是读书人出身,他是靠自己能力上位的;袁世凯只讲功利、利害,所以后来才有了辛亥革命、武昌首义以后,袁世凯逼宫,报自己一箭之仇,逼迫清帝逊位,自己最后取而代之。按理说,袁世凯这是不讲君臣之义,但是这就是袁世凯,用一种话说,他叫“野心家”“阴谋家”。张之洞不是这样的人。

当时清流党经常放炮,他们最大的阵地是指向李鸿章——李中堂大人,因为李中堂是干事的,干事的人很容易受到批评。清流党人里面的“大炮”是谁呢?张佩纶。当然这个张佩纶只能放炮,后来自己真的外放做地方官,就不行了,弄得一塌糊涂,比洋务派还不如。张之洞就比较乖巧,虽然算清流派,但是他非常懂人情世故,一个也不得罪。他只是提正面建议,即使要批评,他很懂得对事不对人。他也不太去纠弹某某官员。

所以,张之洞名声竟然还不错,大家能接受他。

02 清流为本,洋务为用

我们可以看到,张之洞是清流党人出身,但是他很快就有了实权,外放做官,先从山西巡抚开始,然后做到了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一直做了二十多年的封疆大吏。做了封疆大吏可不能像清流党那样在那里只是谈谈而已,是要干出政绩的,这个时代就决定了他不能空谈儒家义理,所以,他做了封疆大吏以后就不一样了,他就非常明白时势是怎么样——天下变了,只能搞富强,在一个竞争的世界里面,富强是生存之本。张之洞很明白这些,所以张之洞后来很快就成为洋务派的官员,特别是他在湖北,作为湖广总督做了18年。

在张之洞做湖广总督之前,原来汉口、武昌这个地方是蛮落后的,而就是通过张之洞,在18年里被打造成了洋务重镇,是仅次于上海的洋务重镇,有汉阳兵工厂等各种各样的新式工厂。在张之洞治理下,整个武汉变了个模样。所以,说实话,没有张之洞也就没有近代的武汉,武汉应该为张之洞塑一个塑像,这才对得起他。

那么问题来了,张之洞到底是清流党还是洋务派?我现在告诉大家:对张之洞来说,清流为本,洋务为用。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儒家的义理有两面:一面叫修身,一面叫经世致用。如果你只是经世致用,你不修身,那就成了法家。你只修身,不经世致用,那就成了佛教或者道家的信奉者。而实际上,办了洋务以后,洋务本身就是儒学内部的一场自我变革。

张之洞非常强调“通经致用”,就是学儒家是为了干什么——为了学以致用。所以他说,“读书趋于明理,明理归于致用”。特别是,他当了封疆大吏以后,非常重视这一点。他编过一本书叫《书目答问》,用今天的话说,叫开书单给当时的读书人(儒生)来读。这个书单里既有中国的儒家经典、诸子百家,也有好多生光化电那些西学的书。

张之洞也算蛮早的一个启蒙者,还启蒙过梁启超。梁启超是广东人,最早在广东小地方时,什么书都读不到,是读了张之洞的《书目答问》以后才明白:原来除了考试以外还是有一些西学的书可以读的。所以可以说,张之洞这个人在当时算一个新派人物,对西学是蛮懂一些的,某种意义上还走在95%以上的人前面。因此,他才会在戊戌维新早期,非常欣赏康有为和梁启超,而且还资助过强学会、《时务报》——当时都是康有为、梁启超的一些最重要的阵地。

他欣赏到什么地步呢?张之洞那个时候曾经一度做过两江总督,驻所在南京。他请康有为到南京来,每隔一天两个人深谈一次,谈了两个礼拜,非常欣赏。张之洞还给了一千五百两银子,让康有为到上海来办强学会。梁启超更不得了,张之洞对梁更欣赏,才子啊。梁启超当时只有26岁,张之洞给他写信,竟然称他为“卓公”——尊称为“公”。邀请梁启超到他的驻所,梁启超来了;张之洞还曾经想,要按照封疆大吏的规格,迎接梁启超这位26岁小青年,让梁从中门进入,鸣礼炮。后来还是手下人劝他说,这不合规矩,不能这样做。他才作罢。

张之洞非常欣赏康有为、梁启超,当时曾经有一片大好形势。就是说,戊戌变法一开始,实际上改革派是占上风的,无论是体制里面的官僚士大夫——张之洞、李鸿章、袁世凯,还是外面的康、梁这些人都是要改革的,里应外合。所以当时形势是很好的,但是我们都知道,戊戌变法那场改革失败了。为什么会失败?这是另外的主题了,今天也不可能细讲,因为今天是讲张之洞。

我认为,简单的结论而言,不是敌人太强大、保守派太强大——当时那些顽固保守派不敢说话,慈禧太后也是默许改革的;也不仅仅是因为康、梁改革太激进;最重要的是什么原因呢?我的一个观点就是,在于改革派:体制内的改革派和民间的改革派彼此看不起,互相拆台,还要抢夺改革的领导权,最后导致改革派内部分裂,葬送一片大好形势。

为什么会这样呢?简单地说,改革派康、梁这批人想的是应该怎么样,因为他们没有生活中实际的政治经验,总是觉得应该如何如何,所以就想全变、速变,恨不得一个晚上,依靠光绪皇帝就整个让中国改变面貌。而像张之洞这样的朝廷里边的官僚士大夫,虽然也主张改革,但是考虑更多的是什么?是如何可能改变、如何变革,不是应该如何。

他们知道,变法这个事情涉及的利益太多,所以只能采取切香肠的战术。在改革时,对最终目标要模糊,这就像凯末尔搞改革一样。凯末尔搞改革,为什么最后做到号称“以一人之力把一个穆斯林国家改成一个欧洲式的世俗国家”?凯末尔几乎每一次都说:我这次改革是最后一次。要知道,任何一个改革只能得罪一部分利益集团的人,不得罪另外一批人,让不被得罪的人都保持沉默、中立,然后就采取切香肠方式,一刀一刀、一段一段切,切到最后来了个全变。所以,张之洞当时主张变革,他是主张慢慢来、一步一步来。

戊戌变法的时候,日本有一个大人物叫伊藤博文,到中国来,他最欣赏的就是张之洞。伊藤博文讲了句话,他说:中国若不变法,内乱外患将至,而能办大事的大臣,唯有张之洞一人耳!因为当时对李鸿章是人人喊打,代表皇帝签了《马关条约》的他被晾在一边了,所以张之洞当时的影响和地位就很突出。

03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那么张之洞的改革方案是什么样的呢?我们现在来看看。简单地说,大家都知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体西用”。在戊戌变法的时候,康有为觉得自己得到光绪的信任,所以推出了一个非常激进化的方案,而对这个激进化的方案,张之洞是不同意的。几乎也就在同时,张之洞在武汉拿出了自己的一个变革路线图——这个变革路线图就是他写的《劝学篇》。这个《劝学篇》很重要,后来就成为晚清新政的指导性的纲领,简单地说,它就是“中体西用”。

什么叫“中体西用”呢?张之洞讲:世有万古不变之常经(儒家的经典道理是不变的),无一成不变之治法(具体的治理的手段、政策是常变的)。他说,即使是孔孟在世,也不会非议变法。所以他是主张变法。但是变什么呢?他说,只是器械、工艺、法律、政制可以变。注意,除了物质层面的变化以外,在法律和政制层面,他觉得也可以有一些变化,因为这也是“用”的层面。

什么不能变?他说,是“儒家之圣道,三纲之伦理,修身养性之心术”——这是“体”。这就是不能变的,就是核心的意识形态,就是那个“圣人之教”——那个名教是不能变的。

因此,《劝学篇》实际上分两篇:一个叫“内篇”,一个叫“外篇”。内篇务本,都是看上去还比较保守的,讲不变的圣人之道如何如何之好;但是你看它的外篇,你觉得他又是个改革派,务通,一项项具体的变革,一一开出清单,开出清单来讲变法的途径。那么,他是保守派还是变革派?显然是一个体制里面的变革派。

他究竟是激进还是保守?很难说。我们只能说他是一个稳健的变革派;这里的“稳健”也就是说他既重视“理”、儒家的“义”,但是又重视“势”——这个“势”是什么?时势,天下大势。他主张:天下大势变,我们也要跟着变,但是这个变又是有限度的,就是不能以威胁到“理”为原则。这个“理”又不是一成不变,“理”在变化当中,在“势”里面;这个“势”又要从属于“理”。所以,张之洞是很复杂的一个人。

关于这点,也可以说:好像从最强硬的保守派来看,又觉得张之洞不坚决,保守得不坚决。他有个幕僚叫辜鸿铭,就是到了民国还拖着长辫子的辜鸿铭。辜鸿铭这个人是很有趣的:生在南洋(在南洋出生),学在西洋(到英国去留学,英文讲得比西方人还要好),娶在东洋(娶了一个日本太太),仕在北洋(到北洋去做官),这么样的一位辜鸿铭。辜鸿铭就评论张之洞,说:张之洞为了国家富强,舍“理”而言“势”,为了君子人格又要舍“势”而言“理”,这不是宗教上的耶稣教士、政治上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吗?因为辜鸿铭特别熟悉西方的历史和文化,他说张之洞在宗教上像一个耶稣,但是政治上又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你看,这就是张之洞矛盾的地方,也是他的两面。

张之洞是很厉害的。戊戌变法时期,他基本不在京城,不在权力中枢,他支持变法,但是又担忧这个变法太激进,特别是看到康有为咄咄逼人、要夺取变法的话语权,他就坚决站在后党这边。后来戊戌变法失败,追康有为、梁启超的后台的时候,最后全都兜在翁同龢,就是光绪的老师那里,而翁同龢是蛮冤枉的。翁同龢早就和康有为切断关系了,但没办法,翁同龢你下了台你就兜着。

张之洞原来和康有为、梁启超是有一点勾勾搭搭的,等到戊戌变法一失败,他立马斩断关系,表示切割。接下来的1900年,慈禧太后向各国宣战,八国联军进来,慈禧太后被迫流亡,天下大乱。

当时南方一批保皇党人就准备起义,通过革命的方式实现变法,那是谁呢?自立军。自立军的头儿叫唐才常,唐才常又是张之洞的学生——张之洞在武汉办两湖书院,唐才常和一批人都是两湖书院的学生,也就是张之洞的学生。但是后来,他们在湖北起义的时候事情败露了,被抓了,张之洞很厉害,不经请示,立马就把唐才常这批人都杀了。为什么?因为他要对慈禧表示忠心,表示他立场坚定,他怕牵累到他自己,因为唐才常是他的学生嘛。

虽然他饱读历史,明白在史书上杀读书人是没有好名声的,但是一涉及他个人的利害关系,他是很决绝的,自保最重要。这就是张之洞。所以,张之洞这个人开明是开明,但说实话,他是不大有担当的——只要稍微有压力,一看苗头不对,立即闪电身走人,保住自己最重要。由于他做了这么多年官,又是官宦世家,所以他对风险与收益拿捏得非常精准,一旦涉及王朝的核心利益——他的身家性命也和王朝核心利益绑得很紧——绝不越雷池半步。

刘坤一是张之洞同时代的人:张之洞是湖广总督,刘坤一是两江总督;这两个人也同时一道上过书,要求晚清宪政,《辛丑条约》以后要求继续变法。刘坤一很看不起张之洞,说张之洞这个人“见小事勇,见大事怯”:一看没有风险的事,冲在前面;一看有风险的事,躲在后面——这就是张之洞。

虽然张之洞有恩于康、梁,但是他后来杀了唐才常,和康、梁表示切割。后来梁启超非常看不起张之洞。梁启超把李鸿章和张之洞做了个比较,这个比较很有意思。他这样说:十年以来和李鸿章齐名的是张之洞,但张何以能望李之肩背!为什么呢?李鸿章实践之人也,张之洞浮华之人也。李鸿章最不好名,张之洞最好名。李鸿章不好名,故肯任劳怨;张之洞好名,故常趋巧利。张之洞虚骄狭隘,残忍苛察,较之李鸿章有常识有大肚量,相去何止云霄也!

当然了,这些话有点梁启超个人的恩怨在里面,但是也的确说出了张之洞、李鸿章这两个人是有差距的。

04 保种、保教,还是保国?

我们继续看,张之洞为什么会这样,他的思想核心究竟是什么。这就要涉及保种、保教还是保国的问题。康有为在给北京强学会做章程的时候,讲过保种、保教、保国的问题。张之洞在《劝学篇》里也说过保种、保教、保国。那么我们来看,张之洞的这个“三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保种是保华种,保教是保儒家之圣教,保国当然指——大家知道国在当时不是今天所说的nation-state,指的是什么——家国天下,那时讲的国只是指王朝,当时张之洞说的国家就是大清王朝。

那么保种、保教、保国这三者,张之洞最终要保什么呢?清廷到了1901年以后,知道不改革不行了,也只能推行新政;但是推进新政的核心是什么?核心是为保大清江山。大清江山实际上是小江山,这个王朝小江山的安危存亡是高于国家的安危的。

当时康有为要变法,康有为变法讲到最后是为了捍卫儒家的圣教,主要着重在保教。而清廷和张之洞核心上是要保什么?保的是国,就是朝廷的小江山。梁启超和严复当时鼓吹维新,这两个人最关心的既不是教也不是国,是什么呢?是种,就是中华民族在世界竞争的大格局下怎么保持民族的生存。我们看到,这就是说,三批不同的人各自有保的重心,虽然都说要“三保”,但是重心是不一样的。

张之洞就认为“保种必先保教,保教必先保国”,他把保国看成最重要的。在他看来,要保种,要保持中华民族的生存,首先民族的灵魂、圣人之道不能亡,亡了这个民族就没了,所以他觉得“教”更重要;但是圣人之道这个“教”又不能孤零零地存在——孤零零存在的话它只是一个灵魂,悠悠荡荡的灵魂——所以它必须有制度的肉身,这个制度的肉身就是当时的朝廷,那个王权。按照他的逻辑,是怎么样?要保“教”必先保国,否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个灵魂、“教”自己的肉身没了,“教”也就没了。

讲到这里,大家应该明白了吧:张之洞在“用”的层面、物质层面,是洋务派,还有法律和制度上,他是大胆开放,借用西学西法;但在“体”的层面那是毫不动摇,坚守圣人之道。

这里讲到我们说的西法这件事,可能我们有听众会有问题:在制度层面,张之洞到底赞不赞成改革?制度是属于“用”呢,还是属于“体”?这里我要特别强调一下,在法律和制度上,有两个不同的层面:一个层面是技术层面,还有一个层面涉及制度的根本层面。

什么叫技术层面呢?要知道,政治学和行政学虽然都是属于政府管理学院或者政治学院里边,但实际上是两个层次。行政学只关心如何治理,如何治国理政,都是一些技术性的问题,这个层面的东西属于“用”。但是,政治学是什么?政治学的核心问题,是合法性的问题——政权的合法性,就是怎么让大家服从统治。另外,政治学还涉及政治参与的问题这个层面。这两点是政治学的核心,行政学、治国理政不考虑这些问题。政治学、行政学是两个层面的问题。政治学就涉及“体”,这个“体”不仅体现在圣人之道的意识形态,也体现在意识形态所赖以存在的那套我们说的制度;而那些技术层面的如何治理,是“用”。

那么,张之洞在制度层面的变法上是什么态度?道理很简单,在技术层面他是赞成的,要借用西法,改革法律,重新练军,制定商法,等等,他都赞成。但是涉及意识形态的“体”/制度这个层面,他就变得非常保守,要坚守过去的圣人之道。这就是张之洞复杂的地方,也是他的改革之道。

张之洞又另外讲了一段话,说:“种何以存?有智则存。智者,教之谓也。教何以行?有力则行。力者,兵之谓也。故国不威,则教不循;国不盛,则种不尊。”张之洞是很清楚的:圣人之道这个东西是空泛的,最后圣人之道要体现在哪里?体现在实实在在的国家实力上,要能够保江山。江山保得住,儒家伦理才守得住,否则,儒家伦理是守不住的。

到了1901年,慈禧太后也明白不改革是不行的,晚清新政就开始了。张之洞、刘坤一这些封疆大吏,还有袁世凯,都是当时最坚决的推手。但是,他们要变法,要富国强兵,那只是一个手段,最终是为了什么?最终是要守住大清的江山,江山最重要——江山在,圣人之道也在;江山垮了,什么都没了。所以,我们可以说张之洞的确是改革者,但是在保国、保种、保教三者中,他改革的目的、最后的核心还是要保国,道理就在这里。

康有为

这和康有为是不一样的。康有为也讲保国、保种、保教,但是他的核心是保教和保教意义上的保国,这个江山是不重要的。所以,当时康有为搞改革、搞变法,有一个叫文悌的就狠狠奏了他一本,说康有为是保国不保江山——这就是说,在康有为的眼里,大清江山是不重要的。

这句话讲到了慈禧太后最痛的地方:原来康有为变法是为了国家强盛,不在乎我们清朝江山。当然,所有的满人都联合起来了,当时连恭亲王奕訢都是这么看。那个时候奕訢还没死,奕訢是很开明的人,没有他洋务运动搞不成,就是在他的有力支持下,曾国藩、李鸿章在外面才有所作为。连奕訢在临死之前都讲:康有为这个人居心叵测,这个人在,我们大清江山要完。

这一比较,就明白了:我们说的体制外的改革者、变法者康有为,他的核心是保教保种,最重要的,他是要守住中华民族这个种;但是张之洞是要守江山——差别就在这里。不管怎么说,张之洞到1901年以后积极地推动变法。有一句话说“革命的遗嘱总是由刽子手来执行的”,不错,1901年开始的晚清新政执行的、采取的措施有很多是之前被否决了的康有为在1898年那场百日维新当中提出来的那些方案。

1901年,张之洞就和刘坤一联名上书,提出了《江楚会奏变法三折》——这是晚清新政的一个纲领性文件、新政的一个指导性的意见。其中包含张之洞写的《劝学篇》里提出来的内容,但这个纲领性文件,主要谈的是具体怎么变、变什么。“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其中的“江”是代表刘坤一,两江总督;“楚”是代表张之洞,湖广总督——两人会奏。

而且还不仅如此,张之洞这个人善变,到了1905年以后他认为制度这个层面也可以变。为什么呢?因为1905年出现了一个大事,这个大事就是1904年打了一场日俄战争。当时大家都觉得俄国人怎么可能输给小日本,结果是什么?国际上说,东亚的黄皮猴子打败了老牌的北极熊。俄国人败了,日本胜利了。那么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有这样的说法:是立宪打败了专制——因为俄国还是沙皇专制,日本已经是君主立宪,所以制度上,日本比俄国先进,就打了胜仗。

借这个势头,当时中国国内的舆论要推动立宪,要求清廷也要君主立宪。张之洞竟然也成为一个推动者,为什么?他看到这个大势发生了变化。虽然要保江山,但保的方式要改一改:依然是君主制,这个君主制可以通过立宪的方式来继续保持它、维持它。所以他1905年以后也开始推动温和的君主立宪,你看他还是有变化的。

但是,在“体”的层面,张之洞却开始倒退了。为什么?因为到了我们说的辛亥革命前晚清最后的十年,特别到了1905年、1906年、1907年以后,大量的西学进入中国,大家纷纷谈西学。因为中国学问里没有富强之术,学不到具体东西,富强之术全在西学,所以大量的西学进入中国。

张之洞对民权是非常厌恶的。当时他让康有为在上海办强学会,让梁启超在上海办《时务报》,梁启超当时比较激进,鼓吹民权。张之洞一开始非常欣赏《时务报》,号令所有湖北的官员人手一份,要看报纸,要懂得西学;但是看到梁启超鼓吹民权,张之洞就皱眉头了,觉得这还了得,这违背了名教的“君君臣臣”,所以就劝梁启超温和点,不要提民权,而梁启超不听,后来就形成了他们的分裂。

康有为要变法,张之洞是赞成的,他和康有为的分裂是因为康有为这个人不仅要变法,还想做什么?儒家的教主,搞儒教的新教改革。康有为写的《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这两本书整个颠覆了多少年来的那套儒家经典,提出了一套非常特别的、被他们看来是异端邪说、洪水猛兽的说法。对这方面,张之洞觉得太可怕了:虽然康有为你打着儒家的旗号,但你讲的东西好像都不是我们正统的东西,如果大家都相信你,人心一乱,国何成一国?所以张之洞也是劝康有为:你就好好搞你的变法,不要提什么孔子改制,诸如此类的东西了。

张之洞的《创建广雅书院奏折》石刻碑,现存于广东广雅中学山长楼

而且这两个人,张之洞是相信古文经学的,康有为是相信今文经学,学派又对不上。康有为身上有点王阳明的气质,王学的气质;而张之洞又相信理学。他们在学术上又有分歧。康有为是多么地刚愎自用,怎么会听张之洞的?!康有为是要圣王合一。所以,两个人最后也闹翻了。

这以后,张之洞在“体”的层面就开始倒退。一开始因为大家不懂得西法,所以他在鼓吹西法,让大家了解这套西洋的富强之术;现在等到这套西洋之法、西学开始成为主流,人人谈西学的时候,张之洞害怕了。为什么?按照西学自身的逻辑,既然西学进来了,变革先从物质层面变起,然后进入了法律层面,进入了具体的技术性的行政层面,它会停留吗?不会的。它会按照它自身的逻辑,一步一步往前推进;这个变法是一步步逼出来的,继续往深层里面逼,要逼到制度性的变革,要逼到对儒家那套“体”的挑战。这是变法自身的一个逻辑。

而一旦突破了“用”的层面,威胁到了儒家的“体”,张之洞就觉得西学太可怕了。他是西学最早的倡导者之一,让大家都吸收西学,现在却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如果大家都趋新的话,圣人之道、儒家自己就守不住啊!所以,他的晚年就开始变得保守,他就觉得:文以载道,人人都讲新名词,文体坏了也就算了,人心也坏了。

这里有个小故事很有意思。有一次他下面的一个幕僚给他写了一个报告,他看了很皱眉头,就对幕僚说:以后少用这些新名词,不要用外来的词。结果,幕僚很为难地说:连“名词”这个词都是外来的,如果不用,都无法表达。这里说的事很有趣。我们今天讲的很多的现代汉语,好多词,特别是做学术报告、正式报告的好多词,在原来的古书里面是没有的——比如说“干部”“群众”“政策”“措施”“名词”,等等。这些词是从哪里来的?

我告诉大家,是日本人造出来的。为什么造?因为日本明治维新期间大量翻译西书,大量的英文、德文、法文的名词涌入日本,然后要翻译。当时日本人用汉字翻译,而古书里面没有对应的词,怎么办?日本人就造名词,就按照汉字造了很多今天我们经常在用、使用频率很高的词。如果这些日本来的汉字词、外来语都去掉的话,我们今天都没法说话了,特别是,领导干部根本没法做大报告了。

当时张之洞就面临这个局面。新学也好,新政也好,怎么样?都是他一手提倡引入的;但是现在新学成为潮流,新政又广泛铺开,张之洞明显感觉到,这些威胁到政权的安全、朝廷的安全。所以,他晚年就讲“新学猖狂”,他也在后悔,他觉得有点痛苦。

05 力挽狂澜于既倒而不得

他的晚年很有意思。他做了18年的湖广总督,主要的建树在地方。由于他远离朝廷中枢的政治,超脱于各种各样的争斗,所以他得以保全自己,而且到了晚年德高望重。1907年,张之洞已经70岁了,这时候慈禧太后把张之洞调到北京,入了军机处,而且给他一个体仁阁大学士的身份,让他出任军机大臣。为什么?

慈禧太后用人,对不同观点的两派都用。前面我说过,她用清流党来压抑洋务派的气焰。1907年时,在朝廷里面掌握大权的是谁呢?袁世凯——北洋大臣、直隶大臣,也是变法派的一员大将,能力极强;虽然他对慈禧太后也伺候得很好,太后也对他比较满意,但是太后依然不放心他,所以要把张之洞调回北京来制衡袁世凯。

分属两派的这两个人,一个张之洞,一个袁世凯,说实话,完全是两种气质的人。为什么说是两种气质?我前面说过,在张之洞眼里只有两种人:一种是他看得起的,一种是他看不起的。袁世凯属于他看得起的人吗?根本不是。因为张之洞是一甲探花出身,连对曾国藩他都未必特别看得起,更不要说对袁世凯。袁世凯是纨绔子弟,不会读书的,是靠祖上的余荫,才取了一个监生资格,勉强算个读书人,有一个功名。袁世凯后来到了朝鲜,靠自己的能力最后才上位的。所以,张之洞怎么会看得起袁世凯?!何况在仕途,要讲辈分、讲先后——张之洞在仕途上又比袁世凯高了半个辈分。所以,两个人是不对头。

这里面有好几个小故事是蛮有意思的。袁世凯很会做人,方方面面也是蹚得很平。张之洞还是湖广总督的时候,袁世凯专程去拜访他,张之洞请袁吃饭,吃到一半,张之洞呼呼大睡——睡着了。张之洞有个特点:一旦碰到不感兴趣的人,他就径直睡觉。

张之洞睡着以后,袁世凯自讨个无趣,只能悄悄地出来准备走了。而按照礼节规定,袁世凯这种封疆大吏走的时候,要鸣炮表示欢送,结果这个炮声把张之洞惊醒了,张之洞知道自己失礼了。失礼以后,张之洞当然也不特别愿意得罪袁世凯,所以过了几年,又专程到保定去回访袁世凯。袁世凯当然很高兴了,又摆了酒席招待他,没想到张之洞在酒席上又睡着了。这下,袁世凯就觉得张之洞看不起他。所以,这两个重臣相互之间是对不拢的,习气不一样。

张之洞和曾国藩是一路人。为什么?曾国藩注重读书,注重儒家的经典、礼义,虽然也会办事,但是非常讲究道德人格义理,这和张之洞是一路。但是袁世凯和李鸿章是一脉相承的。李鸿章是办实事的,袁世凯也是办实事而著称,而且办得比李鸿章还圆润,所以袁世凯后来就酸溜溜地讲,“张中堂是讲学问的,我是不讲学问,我是讲办事的”。这话有点酸溜溜,因为袁世凯不是读书人,不懂儒家经典,不讲学问,但是他自己说“我是办事的”。

张之洞、袁世凯两个人路子是不对头的,当时还有另外一个封疆大吏叫岑春萱——对这三位,时人有评价说,“岑春萱不学无术”(学问不行,办事能力也不行),“袁世凯不学有术”;但是当时对张之洞评价最高,说“张之洞有学有术”。

袁世凯、李鸿章

张之洞、袁世凯这两个人,到了晚清最后几年最重要,但是这两个人对不拢,习气不一样,互相看不惯。我自己研究历史,特别是这几年,我就发现:过去我们通常说,两个人关系如何,看他们的政治立场,看思想立场,看意识形态——这个当然重要;但是除了这个之外,有时候有一个因素更重要,就是文化习气。

这个习气很重要,有时候两个人可能政治立场一致,思想也没什么分歧,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或者家庭出身不一样,或者学术经历不一样,或者学校出身不一样——就是相互看不惯:你看我不顺眼,我看你也不顺眼。很多情况下,人与人之间之所以产生矛盾、冲突,往往既没有利害关系也不是因为思想政治的冲突,就是因为文化的习气对不上,进而产生了矛盾,结下了芥蒂。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日常生活中我们能够碰到,在政治上、政坛上更是如此——话不投机半句多,没什么好谈的。张之洞和袁世凯两位就是这样。

可以说,和李鸿章、袁世凯这两个人比较一下的话,张之洞毕竟有一点还比较可爱。李鸿章、袁世凯两个人能力很强,都是权臣,善于玩权术。张之洞当然也会玩权术了,也不在他们之下,但张之洞毕竟是读书人出身,有点书生气;张之洞不贪权,对权力没有太大的奢望,也不恋兵。当时张之洞作为湖广总督,那不得了,掌握一方军权;他自己辛辛苦苦练的新军——湖北新军是出名的,后来武昌首义第一枪就是湖北新军打响的;除了袁世凯带的北洋军以外,最有实力的就是湖北的新军。他调到北京,实际上明升暗降,没有兵权了,而张之洞一点不留恋兵权。这也是他作为一个所谓读书人出身的清高的地方。

因此,辜鸿铭当时就觉得张之洞还是他心目中喜欢的,跟定了张之洞;他觉得张之洞身上有一种儒雅之气,有点像欧洲贵族的那种贵族精神。但辜鸿铭又很忧心忡忡。因为辜鸿铭是很保守的人,他就觉得,张之洞富国强兵这个做法是西方文化里最烂的东西,而且张之洞又讲那套马基亚维利主义,讲功利,讲利害。

所以辜鸿铭就说,“当张之洞所教给中国文人学士和统治阶层的这种马基维亚利主义,被那些品德不如他高尚、心地不及他纯洁的人所采纳,诸如被袁世凯这种天生的卑鄙之徒所采纳的时候,它对中国所产生的危害,甚至比李鸿章的庸俗和腐败所产生的危害还要大”。这段话是在什么时候写的?是在清末写的,在袁世凯还没做总统的时候写的,不幸而言中。

在辜鸿铭看来,李鸿章只是庸俗、贪钱。李鸿章和他的老师曾国藩不一样,他是很功利的。他下面用的人很多都很贪,比如说盛宣怀。盛宣怀能力也很强,但很贪,还有其他人。李鸿章也有庸俗的一面,出国访问经常问人家房子有多大、有多少钱财。李鸿章虽然是进士出身,但完全不像一个读书人。辜鸿铭就觉得,李鸿章等人倒也罢了,如果袁世凯这种没有品德的人当道,压过张之洞的话,那有太大的危害了。后来怎么样?辛亥革命以后,袁世凯成为大总统,后来一步一步称帝。

张之洞到了京城以后不久,光绪和慈禧几乎同时死去,之后小皇帝溥仪登基,但是溥仪太小,所以就由光绪的弟弟载沣做摄政王掌权。上台以后,摄政王,还有隆裕皇太后,他们要为光绪报一箭之仇,准备把袁世凯抓来给杀了,因为据说当时袁世凯到慈禧太后那儿去密告光绪,最后才形成事变。摄政王和隆裕太后他们就事先问张之洞的意见,张之洞极力劝阻,说不要杀袁世凯。

本来,袁世凯是张之洞的死对头;袁世凯被杀后,张之洞就是最受信任的汉族官员了。但张之洞不这么想。张之洞后来就解释说:若杀了袁世凯,此先例一开,后患无穷。“杀了袁世凯以后也能杀我,也能杀别人,这个大清江山怎么了得?那就杀杀杀一片,外面没打进来,里面先垮了。”

他说:“我不是为袁考虑,而是为朝廷之大局着想。”由于张之洞反对,所以摄政王和隆裕太后才作罢,只是割除了袁世凯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的职位,解除了兵权,让袁世凯回老家去养病。袁世凯这条命,某种意义上也是张之洞保下的。

但是,张之洞晚年到京城,他感觉非常不好,他明显感觉到这个朝廷要完,一种山雨欲来的味道越来越浓。下面的士绅们三天两头到北京来请愿,要求开国会;因为当时叫预备立宪,清廷答应搞君主立宪,但是要筹备九年,所以地方上这些士绅不干,希望尽早开国会——这是下面的情形。上面呢?权力捏不住。捏不住,怎么办呢?对谁都不信任。

清廷第一次搞了一个内阁的时候,搞了一个“皇族内阁”——内阁里重要的位置用的全都是满人,而且这些满人多是皇亲国戚,所以被称为“皇族内阁”——让大家很失望。摄政王又没有能力,所以张之洞晚年就觉得山雨欲来,苗头不对。他几次上书,苦谏:要主动有一些变化,要顺应潮流,“若舆论不服,必激发革命”。

但是,光绪的弟弟摄政王听得进去吗?听不进去。这个摄政王从小在紫禁城里长大,看到血雨腥风他吓都吓死了,胆子很小。历史很偶然地让他自己的儿子接皇位,结果他支撑不起这个位置。怎么办?只能用自己人。有一次,他到德国去访问,德国威廉二世的皇太子接见了他,那个皇太子就向他传授那套治国的经验,说:最重要的是,你要捏住兵权,兵在你手里,江山就稳了。其他的话他都没记住,这句话他记住了。所以他上台后,做的第一件事,是要把袁世凯赶到乡下,因为当时的北洋军是最有战斗力的,他赶紧把兵权捏过来。他觉得,“有兵权在我手里了,还怕什么”。

张之洞

后来张之洞生了重病,摄政王去看他。张之洞在病床上也是苦劝,结果这个摄政王非常自信满满地说,“怕什么,有兵在!”——兵在我手里,怕什么。据说张之洞一口鲜血从口中喷出,“不意闻亡国之言也!”因为作为一个儒家士大夫,张之洞想的是:你以为你摄政王是法家?捏住了兵权你就得天下、保天下了?按照儒家的看法,你还得有合法性啊!秦始皇是怎么被推翻的吗?因为他缺乏合法性,没人拥护他。所以,张之洞听了摄政王这话以后非常绝望,从此一病不起,两年后就去世了。

史学界曾经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假如张之洞还活着,还会不会有辛亥革命?这当然是一个假设,如果张之洞还活着,由他来主持朝政,就像慈禧太后当时信任曾国藩、李鸿章那样,清廷来信任张之洞,革命还会爆发吗?或者说,革命爆发以后,当时不是由袁世凯出来收拾局面,而是由张之洞出来收拾局面,会是另外一个结果吗?

这个问题,特别是后面这个问题是蛮有意思的。为什么?辛亥革命爆发以后,当时南北方曾经策划了一个方案,叫“十九条信约”,意思是说南北妥协。要妥协出一个什么结果呢?就是不仅是君主立宪制,而且是一个虚君共和制,就是学英国——清朝皇帝是一个虚君,权力归国会,由责任内阁来掌握行政权,清廷只是一个象征性的,像英国国王一样,是个虚君,这叫虚君共和制,是没有共和的共和制。但是,对“十九条信约”这个方案,后来南方革命派不答应,因为南方革命派非要倒满——满清是异族人,一定要汉人掌权。袁世凯也很有野心,他要报一箭之仇,他才不愿意做内阁总理呢,他想做老大,但是假设不是袁世凯出面,是张之洞出面,张之洞也许会接受虚君共和制方案。

假使有各种阴差阳错的机会,这个方案可能在中国实行的话,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是像英国一样的,虚君共和制,会怎么样?恐怕中国的历史就改写了。也就是说,表面上还是有个皇帝,就像日本天皇、英国女王、泰国国王一样,但下面是实行虚君共和。这会导致一个什么结果呢?可能就没有人想做皇帝或者敢做皇帝,那只能争什么?到国会里面去争取多数,成为多数党来掌握政权。现实的结果是,辛亥革命以后,出现的是另外一个结局:皇帝没了,人人想当皇帝,人人都想做老大,所以一片乱局。当然历史是不能假设的,这也是个定数。

张之洞想力挽狂澜而不得,最后走了。张之洞去世以后,当时舆论有很多对他的评论。比如,有的评论还是比较客观的,说张之洞有“五气”:书生习气、名士习气、纨绔习气、滑头习气、新界习气。他还是很矛盾的一个人。

上海的《时报》有一段评论,我觉得写得很有意思:“张之洞之得名也,以其先人而新,后人而旧。十年前之谈新政者,孰不曰张之洞、张之洞哉(十年前如果谈新政一定是张之洞领先的);近年来守旧见者,又孰不与曰张之洞、张之洞哉(张之洞又成为一个旧派)。以一人而得新、旧之名,不可谓非中国之人望矣。”只有张之洞才这样,最早是新派人物,后面又成为旧派人物,但是《时报》的评论觉得,这样的人在一个大时代里面是不可能得人望的。

我们这次讲座的主题就是这样一个半新半旧的晚清重臣——张之洞这个人先新后旧,亦新亦旧,半新半旧。这个人是智性很高的,也能把握分寸感,有原则,又有现实感。但是,他缺的是什么?

他缺的是一个担当,就是大政治家的那种担当,他没有担当。所以,刘坤一批评他,说他是小事争先,大事露怯。等到大事时,他不行的,他没有一种力挽狂澜的胆魄和意志力。要知道,对大政治家而言,当然理性很重要,判断力、理性观念很重要,但是同样重要的是意志力——意志力是否够坚强,扛得住,担得起。而张之洞在历史的紧要关头,缺乏这种胆魄和意志力。

所以,我说张之洞是一个治世之能臣(在太平盛世,张之洞能很好发挥他的才干),但是他成不了乱世之英雄。谁是乱世英雄啊?袁世凯算是,袁世凯是一个枭雄式的人物,是乱世之枭雄。在一个太平盛世,大家都规规矩矩来办事,袁世凯这种人上不了位的,但是在乱世里,谁搞得定,谁胆魄大,就是谁的天下——那个时候张之洞不行了,袁世凯可以成就一些事情。

历史这个东西,虽然我们前面说了好多假如,实际上历史是没有假如的。讲到这里,我也只能说:一个人也好,一个国家也好,自有其不可易之定数。要完就是要完,不是张之洞一个人可以力挽狂澜于既倒,何况张之洞也没有这样的契机。

亲爱的凤凰网用户:

您当前使用的浏览器版本过低,导致网站不能正常访问,建议升级浏览器

第三方浏览器推荐:

谷歌(Chrome)浏览器 下载

360安全浏览器 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