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容忘却的历史：被纳粹屠戮的德国华人华侨

陈根委翳，落叶飘摇。有鹍独运，凌摩绛霄。

第一次来汉堡是2014年的初春，中午11点码头鱼市结束后，就来到了著名的汉堡红灯区百顺胡同，大概尚是白天的缘故，游客并不太多。

根据手上旅游手册的介绍，找到了记录红灯区历史的圣保利博物馆，但是整个参观过程实在是有些失望。照片和文献几乎都没有很好地规划，加上昏暗的灯光，相当一部分展板根本看不清。

除此以外，这个博物馆同时还是一间酒吧，不过这里哥特摇滚风格的酒保并不兼职解说员，除了告诉我他们的老板之前是一个记者，剩下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两年后，又一次来到了这片莺歌燕舞之地，试着找到一些时间长河冲刷后留下的痕迹。

言归正传，中国人生活在德国的历史比起其他东亚国家来说并不算短，在德国尚未统一的1870年，就已经有不少在德国商船上工作的中国水手开始了在德国的主要港口城市：不莱梅和汉堡的异国生活。

根据德国民事部门1890年的统计，在汉堡市生活着43名中国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由于不少在德国商船和港口上工作的中国人因英法协约国的海上封锁无法回国，因而只能选择留在德国，而这无形中形成了中国人移民德国的小高潮。

一战之后，由于德国经济几乎崩溃，马克对美元的汇率一泻千里，故而原来在英法等国的中国留学生纷纷涌入德国来享受“低价马克之福”，这其中一些人在学业完成之后也就选择留在德国。（参见李金发先生的诗集《食客与凶年》）

在这一时期，汉堡的唐人街的雏形也就此成型。

这时候的中国人一方面凭着吃苦耐劳（billig und willig）的传统精神在德国扎下了根，然而另一方面打着经济名义的各种“黄祸论”（Gelbe Gefahr）也随之而来。

除了报纸公开鼓吹来自中国的劳工因为其天生“骨骼惊奇”可能会抢走德国工人的工作，另一方面德国警方也三天两头借着查禁毒品的幌子在中国人开的餐馆旅店和洗衣店里打秋风，然而真正有凶案发生后，其结果却又是不了了之。

写到这里我不禁好奇，那时一般德国人怎么看这些中国人呢？这个不太好说，毕竟时代已经久远，不过我们不妨通过一位汉堡作家的描写来稍稍体会一下：

“居住在圣保利一带的中国人看起来是那么安静平和，他们的脸上一直都挂着微笑。但是没有人能够确认在这层面皮底下究竟藏着怎样的真面目。......住在光彩胡同里的中国人都罩着一层谜一样的色彩，没人知道他们现在是去鸦片馆还是赌场。”——路德维希·于尔根，《圣保利记事》

或许很多人会觉得这样的描写实在是不够公允，不过我倒不觉得当地人的这般看法有什么意外。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说，我们对于异乡人的看法又何尝不是如此——充满好奇的同时也会有一层藏在灵魂深处的不安。

除了水手和留学生以外，在德国的中国人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群体，那就是浙江青田商人。在一战后前后的数十年间，来自中国的瓷器制品在德国风行一时，因而不少操着吴侬软语的浙江商人看准这一商机纷纷涌入德国，这其中的一些人也借此留在了这片异国的土地上。

在20世纪20年代，汉堡的唐人街发展到了顶峰，通过来自广东水手出身的张添林先生的多年运作，于1929年10月10日在光彩胡同成立了“汉堡在德华人联合会”。汉堡唐人街终于拥有了一个正真的对外身份。

张添林先生 摄影：Emma Stern

不过好景不长，1933年随着希特勒同纳粹党篡政，在德华人不久就受到了来自纳粹的特殊对待。

臭名昭著的阿道夫·希特勒在他口述的自传《我的奋斗》中直接将中国人和纳粹种族学中最劣等的黑人等同：

“（一战之后在魏玛共和国）很多人都有一个错误的认识，他们以为一个黑人或中国人如果可以说一口流利的德语并参与德国人的政治生活，他就能成为一个日耳曼人。这种所谓的日耳曼化其实是在去日耳曼化......是一个杂种化的开始。”

顺便说一些题外话——不知道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在中国出版的中文版《我的奋斗》中，居然将“中国人”的字眼去除了。

1936年由纳粹秘密警察盖世太保牵头，联合刑事警察、海关和民政等部门，德国政府全面加强了对于汉堡华人的监管。这时嗅到一丝危险气息的中国人已经开始纷纷设法逃离这个褐色瘟疫肆虐的恐怖之国。

然而还是有相当一部分已经获得了德国国籍或永久居留权的华人天真地相信，纳粹德国政府的种族清洗目标仅仅是犹太人而已。不过事后证明——这仅仅是中国人自己的一厢情愿罢了。

其实纳粹政权对拥有合法居留权的中国人的在肉体上的直接迫害，从时间来看要比德裔犹太人还要早近一年时间。

在时任纳粹党卫队二号头目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对，就是那位很多“德国爱好者”、“德棍”眼中“帅气优雅”的党卫军“美男子”）的授意下，一个针对性极强的“中国人事务管理中心”（Zentralstelle für Chinesen）应运而生，它对在德华人华侨采取了最严厉的管制手段。

而且这时德国纳粹政权对于中国人的种族歧视也彻底暴露了出来。

在此时未曾料到自己身后会深受一些“中国人”爱戴的莱因哈特·海德里希行文至德国各州政府通告说：

中国人亦会对日耳曼血统的纯度造成破坏，应当比照臭名昭著的“纽伦堡法”（日耳曼人血统保护法）对“劣等民族”施以“严厉制裁”。

“一旦发现中国人同德国妇女同居，或育有非婚生子女，一律取消留德资格并即刻驱逐出境。”

1938年10月13日夜在光彩胡同的中国人居所被突击搜查，69名华人被盖世太保拘留。

而在1940年，纳粹德国对中国人的种族迫害终于发展成了一个“国际话题”——不过当时的国民政府既不能也不敢还嘴就是了——在纳粹德国负责以“人种学”鼓吹所谓“优等种族”。为迫害“劣等种族”寻找“历史证明”、炮制“法律依据”的《德国种族学年报》就堂而皇之地登出了一篇雄文，标题直白露骨，丝毫不留情面：《应当严禁中日通婚》

纳粹“人种学”的专家在此文中积极主张他们的日本盟邦也需要建立一个类似于《纽伦堡法》式的“血统保护法案”——

以保护“东方的雅利安人·大和民族”不被“劣等的中国人”污染。

可笑的是，德国黄祸论的旗手之一连中文都不会，居然能写出个莫名其妙的《黄逼》，这也不言自明了许多事情。

1941年12月9日日军偷袭珍珠港之后，中国政府对德正式宣战，在德华人的境遇全面恶化，1942年尚未离开柏林的一千余名华人被全部逮捕，并直接遣送至汉堡郊区的永晨劳改营（Arbeitserziehungslager Langer Morgen）。

在德历史最为悠久的华人社区——柏林华人街被彻底消灭。

蒋：这里我先打断一下古斯塔夫的文章。纳粹德国在1936年制定了对德国华人华侨的种族歧视政策之后，很久以来，许多纳粹党人和拥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纳粹拥护者声称迫害中国人的缘由仅仅是因为“1941年12月，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向德国宣战。”“德国华侨里通英苏，背叛德国。”

后一种说法当然是可笑的无稽之谈：深在德国本土腹地，一群无权无势的中国厨师、洗衣工和苦力怎样打入军政要地进行情报工作？

是共产国际的德共间谍把他们都整容成金发碧眼的雅利安人模样？还是斯大林用时空洞给他们卢布？亦或是丘吉尔派轰炸机轰炸汉堡的时候，不忘派专机向华人街精准空投无线电台？

说道国民政府对德宣战，这个问题被人故意搅混水后，变得很有迷惑性——实际上，同样是在1941年12月，新加入《反共产国际协定》中的法西斯国家中，就明晃晃地出现了“中国”——日本控制下的汪精卫“中华民国反共和平国民政府”。

除此之外，德国早在1938年2月20日就承认了溥仪所谓的“大满洲帝国”。并在1939年邀请“大满洲帝国”加入了《反共产国际协定》。

1941年，德国以正式外交承认和《反共产国际协定》成员国的扩大而弃蒋介石国民政府，承认汪精卫的“反共国民政府”为“大满洲帝国”之外的又一“中国合法政权”。

如此一来，对德国“盟国”的侨民：华人的逮捕就没有任何出于“两国交战，控制敌国侨民”目的的依据——更别说将他们送到集中营屠杀了。

几乎同一时间，汉堡的光彩胡同也受到了来自法西斯的蛮横对待，165名中国人被陆续逮捕，不过张添林先生借“汉堡在德联合会”的名义，通过各个渠道对于这些遇难的同胞千方百计地施以援手。

根据德国红十字会提供的资料，甚至有人获得了回国许可。

但是话说回来，在那个处处兵荒马乱，东西阻隔的年代，到底还会有几成机会能平安回国呢？

1944年5月13日，汉堡光彩胡同的唐人街迎来了最后的劫难，纳粹政府动员了200余名警力对于光彩胡同进行了名为“清除绊脚石”（Stolperstein）的大规模抓捕行动，而这时在这座小小的中国城里还只剩下不到130名居民。

抓捕行动持续了数个小时，荷枪实弹的德国警察合计带走了129名华裔及其亲属。

行动指挥官埃利克得意地说：“终于把这些猪猡都赶走了。”

德国警察将逮捕的中国人在德瓦格警察局进行了短暂的集中之后便很快已转到位于卡尔广场附近的拘留所，根据目击者的证言，被监禁的中国人遭受到了酷刑。

“我在厕所里看到审讯之后的陈先生浑身都是流血的伤口，……审讯我的盖世太保在我耳边不停地辱骂，问我为什么会跟一个中国人——一个混蛋、杂种鬼混在一起。

盖世太保还对我说，如果我怀上和中国人的孩子，就会直接把我按在墙上，把孩子从我肚子里挤出来。”

——Linda Donatius，1947年证言

经历了非人待遇的中国人在饱受非人虐待和折磨之后，很多人没有挺过来，事后从拘留所转移至永晨劳改营的中国人仅有60-80人。

根据战后盟军缴获到的劳改营报告，确认有17名中国人在强制工作中去世，然而事实上在这个劳改营里遇害的中国人一定比这个数字更多，因为事后再次回到汉堡市的中国人仅仅剩下30余名。

蒋：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奥地利的原纳粹毛特豪森集中营为牺牲于纳粹手中的华人华侨设立了纪念碑。

而在苏军方面，也有出处不明的资料报告称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关押着有中国姓名的德国囚犯。以及参加苏军作战，但被德军俘虏的中国人和苏联华裔。

战后留在德国的中国人发现他们以前被纳粹政权非法没收的居所物业都已经住进了新的主人，根据纳粹时期的法令，“劣等民族”和“民族之敌”的财产和房屋将全部没收并由纳粹党分配。而华人华侨被没收的财产和房屋，其新主人很可能就是曾经的纳粹党员，但是，现在谁又可以证明呢？

根据德国红十字会的资料，这些在集中营中苟活下来的，可怜的幸存者所得到的补偿仅仅是：一件西装上衣，两件衬衣，两件汗衫，三条内裤，九双袜子和一顶帽子。

虽然战后德国出台了战时受害者补偿政策，但是这项政策被告知并不适合于中国人，因为针对中国人的抓捕行动——仅仅是一次“正常的”警方行动——西德政府控制下的汉堡高等行政法院在1952年7月8日确认了补偿委员会的这一见解：

“尽管从形式上来看它是一场纳粹政权制造的不法行为，但其在本质上有所不同。针对光彩胡同的警方行动本质上并不同于纳粹对于其他群体的迫害，因其背后并无种族迫害的动因。”

Sie war in ihrer Form typisch nationalsozialistisch, sie war dieses aber nicht in ihrer Richtung. Mangels einer rassischen Verfolgungstendenz kann von ein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Verfolgungsmaßnahme nicht gesprochen werden.

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西德的法官们遗忘了这一切的缘由：纳粹党和党卫军头子莱因哈特·海因里希出于种族优劣论所制定的，对中国人的“待客之道”。

但从法律角度上来讲——的确，这场针对中国人的清洗活动并没有得到来自柏林的正式命令，这些中国人被逮捕的借口是“通敌”而不是“种族”，而在审讯过程中受到的，因“办案人员个人原因”造成的“不当待遇”亦不在补偿范围之内，根据实证法的精神，法官在法律适用并没有错误。

当然我们也不能忽略这一事实，根据魏德士和穆勒所搜集到的资料来看，纳粹时代的法官绝大部分在战后都保住了他们原来的职务。

蒋：根据当时民主德国司法部门和情报机构的调查、叛逃的西德情报官员的供述，以及后来的公开资料显示：

原纳粹党人掌握了整个西德国家的情报机构。西德外交部门三分之二的官员是原纳粹党人，其中“政治司”十名西德官员，全都是纳粹党员，曾任纳粹德国要职。

西德司法部门有9000名法官、检察官是纳粹党人。

西德联邦政府的17个部长当中，有8个曾在纳粹德国国家机关中担任过领导要职的纳粹党人。 还有4人担任西德政府部长级国务秘书。

汉堡警察局局长博伊森及其下属3个分局的局长、西德追缉纳粹战犯中心的主管艾尔文·许勒（贼喊捉贼，贼管捉贼，笑出声）、1963年被任命为西德总理的库尔特·基辛格都是掩盖了自己真实身份和履历的纳粹战犯或纳粹党人。

自然，这些改头换面的纳粹党人不会去翻自己的烂账。

唯一稍感宽慰的是，除了那位死在捷克游击队员手下的莱因哈特·海因里希。直接执行1944年抓捕中国人行动，还得意洋洋地声称“清除中国猪猡”的盖世太保指挥官埃里克（Erich Hanisch）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此人被英国占领军政府处以最高刑罚——绞刑。

很有黑色幽默色彩的是，在遭到盟军逮捕之后，埃里克这位盖世太保居然狡辩道他在政治观点上其实并不认同纳粹党。

但是签署逮捕中国人命令的盖世太保负责人艾尔伯特（Albert Schwelm）却成功地隐瞒了自己的身份，直到20世纪70年代他之不可告人的恐怖经历才被公之于众。

换一个不那么沉重的话题吧，尽管汉堡光彩胡同里的那个小小的中国城消失了，曾今的那些中国餐馆和洗衣店已经成了灯红酒绿的烟花柳巷，但是另人惊讶地是汉堡唐人街到如今还留有一丝余脉。

上文中提到的张添林先生在褐色瘟疫中幸存到了战后，他找到了一份厨师的工作并慢慢地盘回了自己的当年的产业，经营起了一家名为“香港”的小饭店。

而他那种百折不挠的品格也渐渐地获得了当地德国人发自内心的尊敬。

被称作德国鲁本斯的汉堡当地著名画家埃尔文先生（Erwin Ross）亲自为香港饭店画了装饰画，为这名老人在异国带来了一丝家乡的风景。

埃尔文先生的作品

这也是我第二次来汉堡的住所，现在这家饭店由张先生的女儿经营。

1983年，这个经历了德意志帝国，魏玛共和国，纳粹德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四个时代的张添林先生离开了人世。这个中国人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落叶归根。

尽管一生动荡，但老人一直保存着早年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核发给他的中国护照，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曾多次去信给在波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西德大使馆，希望可以返回广东老家，非常遗憾的是这些申请最后都石沉大海。

（蒋：1972年10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联邦德国建交，大使馆设在波恩；自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都设有正式外交机构。）

而德国也再也没有出现新的唐人街。

后记

曾经有一位德国作家在他的杂文《阴影之下》（Schatten der Vergangenheit, Heinrich Jaenecke)提到，“希特勒是可怕的，但是更可怕的是他和他的政权合法化了德国人某些狭隘自私的欲望。”

其实这句话可以推广都所有的历史悲剧上，汉堡唐人街的遭遇不过是一场历史顿挫中一个小小的注释。

其实，德国人并没有忘记这段历史，不少研究中德历史的德国教授都留意到了这一小段历史涟漪。反倒是国内似乎对这件事情着墨不多。

人民网和中国侨网各有一篇文章，但是大概就是翻译了圣保利街口上所立纪念牌的内容，很多细节都不是特别准确。

这篇小文不敢称什么田野调查笔记，不过字字句句都是有可靠出处的，一些官方文件和法律文书笔者也都在汉堡的各个政府档案馆里得到了确认。

行文至此，一方面感到一丝轻松，终于使一段中国人的历史通过中国人的文字重见天日，另一方面又感到深深地遗憾，关于柏林唐人街的最终命运，时至今日都没有找到可靠地文件或证言。

来日方长，有时间慢慢找吧。

最后，为什么写这篇小文呢？其实只想告诉诸位，元首不是河北来的，而且有些人“敬爱”的元首也不待见中国人。

狭隘的种族主义带来的永远是人类的麻烦。

差点忘了，文章里用的光彩胡同和百顺胡同一般被翻译成首饰街（Schmuckstraße)和绳索街(Reepbahnstraße)。但是个人觉得唐人街里的地名应该更中国味一些，于是就借了北京的两条胡同名。

光彩胡同是从棺材胡同改名而来，借此说明这个光鲜地名背后的悲惨故事，百顺胡同相传是老北京八大胡同之一，也正好符合这个德国最大的红灯区。

意译外国地名这种事情，算是我个人的一个打发时间的小爱好吧。

附录：

1.综述类的资料

Erich Gütiger：Die Geschichte der Chinesen in Deutschland：Ein Überblick über die ersten 100 Jahre ab 1822.

【该书有英文版，英文名字是A sketch of the Chinese Communtiz in Germany:Past and Present.】

Las Amenda:Fremd-Wahrnehmung und Eigen-Sinn. Das "Chinesenviertel" und chinesische Migration in Hamburg 1910-1960.

Las Amenda:Fremd, Hafen, Stadt: chinesische Migration und ihre Wahrnehmung in Hamburg 1897-1972.

Bernd Eberstein: Hamburg-China,Geschichte einer Partnerschaft. Hamburg 1988.

维基百科：华裔德国人德文词条

2.1

关于1944年5月13日盖世太保对百顺胡同的搜捕行动

BAK,Z 42 III/1870 埃里克行动后报告

BAB,VGH/Z Feng,Wei Ren,1944年9月14日的庭审记录

BAK,Z 42 III/1870,1948年2月10日和6月9日庭审记录

BAK,Z 42 III/1870,日期不明Lena Berger证言

2.2关于被捕中国人在集中营的境遇

PRO, WO 309/451 Choy King， Sau Neng Wong和Chin Kuei Hsien1947年4月23日证言

2.3中国人战后补偿问题

Urteil des Landesverwaltungsgerichts Hamburg (Genter, Hussmann, Eckhardt, Sieveking), 1952年7月8日决议

2.4 两名参与拘捕中国人行动纳粹主谋的下场

英国Neuengamme拘留营1948年8月2日报告

汉堡地方法庭142 Js 8/72,Beiakte 7,Registerkarte IX/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