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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抗战时期国军采用过的奇葩机种——美国伏尔提V-11攻击机。
该款飞机是一款非常冷僻的机型,生产公司也是美国一个不太出名且新兴的飞机制造公司。伏尔提公司于1930年左右在美国成立,作为一家新诞生的飞机制造公司,该公司主要生产的都是民用飞机,且以双翼机为主。1931年,该公司生产了第一件产品——伏尔提V-1单发支线客机。
虽然伏尔提V-1的飞行品质不咋样,但作为新兴公司就能生产金属结构的支线客机,还是为该公司赢得了一定的市场口碑。而且V-1的可收放起落架,以及两名驾驶员操纵搭载8名乘客的设置,也算是比较先进的配置了。
在随后的几年,该公司陆陆续续生产了一些双翼飞机型号,其中部分供应给了美国陆航,公司由此逐渐转向军工生产。
在V-1的客户中包括了中国,当时的国军空军买了一架V-1A用于评估。伏尔提在V-1的出口过程中,发现很多客户都是将该机作为军用,于是决定研发一款三座攻击机,专供外销。
于是就这样,1935年,伏尔提公司开始研发一款代号为V-11的攻击机型号,该机为单发配置,机组成员三人——驾驶员,无线电员兼领航员,后部机枪手。
1935年9月17日,V-11试飞成功,但第二天该机就因为操作失误,在着陆时候坠毁。坠毁的这架飞机的工厂序列号是28,注册编号为NX14999。
伏尔提首先获得了来自国府的少批量订单,并将1架V-11A和29架V-11G陆续交付过去。1936年2月12日,第一架V-11A交付给了中国,但该机的发动机,正是坠毁的NX14999上面拆下来的,为了实现这种废物利用,伏尔提公司打通国府官员,在对方吃了回扣之后,竟然以新机的价格卖给了中国。
相应的,在1937年到1938年间,伏尔提公司还把该机出售给了土耳其政府军和苏联。而苏联因为感觉该机的发动机性能不理想,只购买了该机的4具机体,并换装了苏制的M-62型1000马力发动机,并让本国工厂仿制了31架,赋予了BSH-1攻击机的正式名称。因为在实际测试中,该机性能并不出众,苏联空军决定不再予以采购,现有的改装款全部转为民航,并改为PS-43的代号,作为邮政机使用。
除了土耳其和苏联,巴西也购买了剩下的一批V-11。而后,伏尔提公司故技重施,在一定回扣的诱惑下,国府官员同意将最后52架V-11全都以正常价格卖给了中国。
在性能方面,该机在机翼上方装备了两挺7.92毫米机枪,用汉密尔顿2叶恒速变距标准螺旋桨,发动机为莱特GR-1820-G205B系列1050马力发动机(后期型号),后部机背和机腹位置各装备了一挺机枪作为自卫火力。值得一提的是,该机的巡航速度在1935年同类攻击机中还是比较快的,可以达到207英里/小时,相当于333公里/小时,该机全重11.4吨,最大时速可以超过368公里/小时,最大航程1971千米。
其机腹位置机枪细节(这是一架V11的改进型号V12,但此处设置完全一样)
该机的爬升率可以达到392米/分,最大升限7010米。从G型开始,采用新型散热气缸,加强型活门推杆以及消除杂波用点火导线的怀特旋风式发动机。
来到我国的这些伏尔提V-11,除了那架“豆腐渣”V-1A是在伏尔提本部完成以外,其余全都运到杭州组装。然而抗战爆发时候只完成了三架,致使剩下没完成的全部被运往汉口进行组装。
已经完成的V-11被编入了一支中外人员共同组成的外籍飞行队,其中包括法国人4名,美国人4名,德国、荷兰人各一名,以及四名中国机械人员。这支大杂烩的队伍除了装备V-11以外,还有伽马2E两架,马丁轰炸机两架,因此又被称为国际中队。
在1938年,该中队迁至孝感,改编为直属第十四飞行中队,兵进行了扩编,除了外国人13人以外,还有国军飞行员14人,机械长一人,机械师26人,机枪手15人,以及一定其他人员该中队临时由陈纳德顾问负责指挥,并不受国府调遣。
他们的首战是在1938年2月7日上午8:45,由中队长施密特率领7架V-11G各携带380公斤炸弹,前往轰炸蚌埠附近的日军阵地7架飞机中只有一架投下了全部炸弹,造成五处目标着火,两架飞机因为炸弹挂载架故障没能投弹,另有一架被地面炮火击伤迫降成功。
次日,施密特再次率领4架V-11和1架伽马2EC一起出击,前往轰炸新乡机场和车站货场,其中前者是日军重要的补给品转运站。轰炸非常成功,但因为携带炸弹太少,没能给日军造成重大损失。
由于国际中队的人员构成太复杂,调配不畅,全队作风散漫,因此国府和陈纳德交涉之后下令解散。新任中队长徐焕升下令外籍人员即刻离开,并将性能优良的马丁139WC作为主力机种,也正是他后来提出了著名的“轰炸日本”行动计划,大量传单在日本上空散落,形成了很大的国际影响。
剩下的V-11作为代训中央航校第七期轰炸科毕业实习机种,飞到成都进行训练,而后又转交给了“空军军士”学校。1939年1月,山西战事愈发吃紧,所有V11全部被调往运城方向,由队长刘福洪指挥。由于保养不善,V-11状况均非常糟糕,经过数天的维修才准备完毕在检查试飞的时候,一架飞机因故要求迫降,在下滑的时候因为操纵失灵失速坠毁,飞行员侥幸逃生。
出师不利的V11编队在带弹起飞不久后,一架飞机又因为故障被迫返航,也在降落时候失事,机上三人全部阵亡。仅剩的4架飞机在飞行到重庆方向的时候,第三架飞机因为机械故障迫降。
就这样,仅仅有三架飞机顺利到达了运城敌军上方,没有遭遇到敌人火力拦截,在盘旋之后,刘福洪的飞机将全部20枚13.6公斤小航弹投下,但剩下两架的炸弹架又罢工无法投弹。
在返航途中,刘福洪队长的飞机突然爆炸,三人全部牺牲。事后分析可能是因为急于加速返航的时候,刘福洪将油门推得过大,但螺旋桨仍旧保持最小桨距而导致发动机温度过高。
失去带队长机的剩下两架飞机,没有直接返航,选择了在 西安机场降落休整,彻底检查之后再飞回去。
5月20日,新任队长黄普伦从四川梁山基地起飞,率领3架V-11G去轰炸日军汉口基地,但起飞之后不久就遭遇恶劣天气,一架飞机撞山,机组成员全部遇难,其余飞机无功而返。
就这样,V-11在抗战当中耗费了我方人力物力,但取得的战果屈指可数。在抗战前几年,国府向外国飞机生产企业订购了各式各样的大量飞机,但往往在订购的时候缺乏对实际飞行性能的合理考量,而且腐败的国府官员也引入了诸多不成熟的型号,造成我方实在不应该有的损失。
就拿V-11来说,该机是因为伏尔提公司在生产V-1客机遭受美国政府一纸条文——不准单发飞机担任支线客机,遭受了国内订单损失,而基于此挽回目的推出的外销机种。据驾驶过V-11的老兵回忆,该机外观简单流畅,但制作工艺非常粗糙,质量低劣,发动机功率严重不足,按照规定载弹量起飞的时候,往往容易导致失速而坠毁,该机的起落架也经常无法正常收放。
国府盲目崇信外国技术,不惜耗费重金购买二三流飞机,以至于造成大量资金和优秀的人才损失,实在是抗战史中一大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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