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茨威格：来自昨日世界的回声

斯蒂芬·茨威格 图片源于网络

柳红/文

1952年，德国作家托马斯·曼（Thomas Mann）在纪念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逝世十周年时写道：他的文学名声传到了地球最远的角落……他的文学名声将成为传奇。

茨威格的著作在世界各国不断再版或出新译本；他的书信不断有再发现，据说已有3万封；他的多部作品被改编成电影、舞台剧，像近年的电影《爱的承诺》（A Promise，2013）源于小说《穿越过去》；《苏格兰玛丽女王》（2013）源于传记《玛丽·斯图尔特》；《布达佩斯大饭店》（2014）是受他的启发等。在中国，《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既有徐静蕾导演的电影（2004），也有孟京辉导演的舞台剧（2013）；另外，2016年奥、德、法合拍《茨威格：再见欧洲》（Stefan Zweig: Farewell to Europe）。

传记作家也对茨威格怀有持续的好奇，《难以承受的流亡：在世界尽头的茨威格》（The Impossible Exile:Stefan Zweigat the End of the World，2014）是带着对茨威格之死的不解之谜而展开的研究探索。2018年德国出版《茨威格手册》，由世界各地数十位专家从不同角度，文学、艺术、文化、历史、政治和社会等等，来揭示茨威格的不同侧面；人文研究领域对茨威格也保有浓厚的兴趣，他们前往萨尔茨堡茨威格中心研讨，论文层出不穷；茨威格国际协会还在发展新的国家分会。人们持久地倾心于他，不仅因其文学创作，也因其欧洲人的身份认同和精神追求，以及茨威格朋友圈扩展为世界网络背后的生命能量，再有就是与今日世界剪不断理还乱的问题纠缠。

2021年是茨威格诞辰140周年，奥地利国家图书馆文学博物馆举办纪念特展--《茨威格：世界的作家》。展室主厅有三个大幅茨威格像，附带醒目的问题：什么使他成为世界的作家？什么样的思想观念和故事令世界各地读者为之着迷？它们是怎样跨越国界和各种边界的？

奥地利国家图书馆文学博物馆特展《斯蒂芬.茨威格：世界的作家》，柳红/摄

维也纳是茨威格的出生地。作为奥匈帝国的首都，一战前维也纳的稳定而保守的自由社会，孕育出了多元的文化、精湛的艺术、丰盛的思想，从音乐、文学、绘画，到心理学、哲学、医学等，滋养了茨威格的文化品格，也成了他魂牵梦萦，回不去的昨日世界。

2月22日，转眼间又到了茨威格逝世80周年的日子。作为奥地利人、犹太人，在德语世界拥有万众读者，其作品被纳粹焚烧的作家，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的和平主义者，从奥地利流亡英国，继而美国，再而栖身巴西却又在那里自杀的茨威格，将会以什么样的方式被纪念？以什么样的形象和符号被记起？他的昨日世界与我们今日和明天的世界有什么联系？

不止是纪念

2022年2月22日晚上8点，维也纳人民剧院有一场题为《黎明破晓与世界战火之间—追忆茨威格》的演出，朗诵茨威格的著作《昨日的世界》。这是1941年，茨威格60岁时完成的回忆录或称时代编年史，是他在流亡之地遥望被战火蹂躏、文明陷落的欧洲，所作的见证和告白，书稿在他自杀前一天寄给出版商，1942年出版。生活在世界各个角落的人，都能从他的文字中读出自己的时代遭遇和心境来：

“我们这一代是独一无二的，历史上几乎没有哪一代人像我们这样命运多舛。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哪怕是最渺小、最微不足道的人，内心的最深处也被我们欧洲大地上无休止的、火山喷发般的天摇地动所搅扰。……我不情愿地成为一位历史见证人，目睹了时代编年史中理性最可怕的失败和残忍最疯狂的胜利。没有哪一代人像我们这样经历了如此的情形：从精神思想的巅峰到道德上的堕落深渊。”

《昨日的世界》1942年第一版，维也纳文学博物馆，柳红/摄

布鲁塞尔群众剧场，也在上演“昨日的世界”。舞台上，是办公室、客厅，成堆旧书、棕色椅子、微型火车、厚地毯，墙上有世界地图、照片，黑板。灯光下，三位演员与观众一同穿越时空隧道，像打开记忆匣子，先走进1942年，然后逆时而行，将故事结尾作为叙事起点，讲下去，直至1913年。观众沉浸在茨威格的20世纪欧洲，回到生活美好、自由触手可及的时刻；又遭遇极端民族主义浪潮；时而天真的乐观，时而忧虑的注视。茨威格一再说“没有看到”、“没有预料到”世界会以多快的速度变得如此恐怖，“我们坚信，在最后的关键瞬间，欧洲的精神和道德力量会宣告自己的胜利。我们那共同拥有的理想主义，在进步中形成的乐观主义，使得我们没有看到，也没有重视那共同的危险。”创作团队希冀借助这一个多世纪的旅程，让人们找到理解时代的钥匙，这也是对世界未来充满幻想的旅程。

"昨日的世界” 演出场景 网络图片

在比利时根特大学人文学院的研讨会上，茨威格的新书《语言之间的土地：来自比利时的报告》亮相，它收录了茨威格自1902年至1928年到访比利时奥斯坦德（Ostend）、布鲁日（Bruges）、列日（Liege）、鲁汶（Leuven）、安特卫普（Antwerp）和伊普尔（Ypres）等地的观察。像伊普尔，一战时重要的西线战场，德国人首次使用化学武器造成协约国5000名法国和比利时士兵死亡的地方，茨威格惊叹于战争过后的仓促重建，认为那些城市的复制品使灵魂从街道和广场上消失了。他有挑剔的眼光，认为无论什么情况下，也不能做粗心的后代。茨威格与三位比利时艺术家的关系，即诗人艾弥尔·韦尔哈伦（Emile Verhaeren）、木刻家弗兰斯·麦绥莱勒（Frans Masereel）和画家莱昂·斯皮利亚特（Léon Spilliaert）也备受关注。

萨尔斯堡是茨威格自1919年从维也纳搬去，住了15年的城市。1934年纳粹上台，他是从那里前往伦敦。此地剧院上演由茨威格中篇小说《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改编的舞台独白。此外，在德国、西班牙、法国及欧洲多地，各有不同形式的演出和纪念活动，最稀罕要数一出实验戏剧，只有一个演员面对一个观众或一对夫妇进行表演，那是在德国开普顿剧院办公室上演的《恐惧》。

国际斯蒂芬·茨威格协会则是通过纪念德国藏书家乔治·萨尔茨曼（Georg P . Salzmann，1929-2013)来纪念·茨威格和夫人逝世80周年。萨尔茨曼自1970年代开始搜寻和收藏在纳粹时期被排斥和禁止的作家作品，尤其是第一版。三十年后，收藏总量达14500册图书，有近80位作者的作品几乎全部完整，其中茨威格图书是他最重要的藏品，因而创立了“焚烧图书图书馆”。

《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 剧照 网络图片

《恐惧》 剧照 网络图片

朋友圈和地球圈

2014年，巴西作家阿尔贝托·迪内斯（Alberto Dines）编辑出版了《茨威格朋友圈：他最后的通讯录1940-1942》。这是本经过大量修改的通讯录，地址被划掉重写多次。里面有157位，许多流亡者多年无家可归，许多留在欧洲的朋友也断绝了联系。

与很多作家不同，茨威格不是一个沉坐于书房的人，而是广泛交友出游的人。从青年时代起，他已开始有意识地接近和交往他所钦佩的人，因而在诗人、文学家、音乐家、出版人等各个门类的人群中，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朋友圈，其中很多人与之保持数十年通信，给予他的人生以重要影响。

《茨威格朋友圈：他最后的通讯录1940-1942》

首先是维也纳《新自由报》副刊主编赫尔茨（The odor Herzi），他慧眼识珠为19岁的茨威格发表了他“美丽的散文”。赫尔茨在巴黎见证和报道德雷福斯事件，看到排犹主义之不可阻挡，遂献身犹太复国事业，著有《犹太国》(The Jewish State ,1896）、《新故土》(The Old New Land ,1902)。茨威格虽对犹太复国运动持保留态度，但是非常敬佩赫尔茨，称他是“思想理念的创造者”。在为赫尔茨送葬那日，“这上百万人内心深处迸发出来的巨大的、撞击性的痛苦，让我第一次体会到，这位孤独的人以他的思想力量将多少激情和希望放到这个世界上。”

对茨威格写作影响最大，甚至使其增添了魔力的人物是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创始人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弗洛伊德比茨威格年长25岁。1908年，时年27岁的茨威格将自己的诗集《往日的花环》寄赠弗洛伊德；弗洛伊德马上回复，并赞美茨威格的才华，请他继续发送作品。从此开始了他们往后30年的通信和友谊。弗洛伊德对茨威格寄来的每部作品，进行人物分析和评论。比如他提示茨威格不该把陀思妥耶夫斯基仅仅当作羊痫疯患者，而应认定他是歇斯底里的病人，并从医学上解释二者机理上的不同，建议他将写陀氏一文建造在他的歇斯底里上。茨威格信服和接纳弗洛伊德的学说，不仅将它用于小说，也用于历史人物传记的写作。在世事纷纭之中，探索人的激情和被压抑的欲望，揭露无法言说的秘密和支配人的不可知力量。

茨威格在创作中还采用了一种极有独创性的方法——自由联想，也是来自于弗洛伊德的经验启示。茨威格研究者和译者张玉书先生认为，茨威格写作受弗洛伊德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重内心，轻外表，重神似，轻形似”。茨威格小说里不少主人公无名无姓，像“陌生女人”，《象棋的故事》的主角B博士；《看不见的珍藏》里的古董商R先生。他将重点放在人物的内心世界。

令茨威格更为尊敬的是闯入禁区的弗洛伊德。所谓禁区，是指“显现在地上，又深埋在地下的情欲世界”。“整个时代都害怕他”，“很难想象，在思想上还有比他更大胆无畏的人。”1926年，茨威格致信弗洛伊德，感谢他所给予的“在心理学上的勇气”，使他们得以“说了许多平素未必会看到未必会说出的事情”，“再过十年或者二十年，人们就会认识到，关联在哪里”，他提及法国的普鲁斯特，英国的劳伦斯、乔伊斯，“这都要冠上您的大名，我们永远不会否认这位伟大的开拓者”。

1936年，茨威格为弗洛伊德起草了一封80岁生日贺信，邀请他的朋友托马斯·曼、罗曼·罗兰 (Romain Rolland)、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H.G.威尔斯（Herbert GeorgeWells)、朱尔·罗曼（Jules Romains）六人联署。随着奥地利局势越来越紧张，俩人的通讯增加了相关内容。1937年11月15日茨威格写给弗洛伊德：“真正该写的书，应该是犹太人的悲剧，但是我怕，即使把这一悲剧提高到最强烈的程度，现实将还会远远超过我们最大胆的想象力。”直到1938年6月，弗洛伊德才离开奥地利流亡英国。

1939年9月中旬，弗洛伊德去世前九天，茨威格在信中还写道：“但愿您只和我们大家一样因为这个时代而痛苦，别再忍受身体上的痛苦。我们现在必须坚定—没有看见这些罪犯下地狱之前就死掉是没有意义的。”事实上弗洛伊德是按事先约定接受的安乐死。在9月26日为弗洛伊德送葬时，茨威格为他致悼词。他后来回忆：“即便在这个横尸遍野、杀人如麻的时代，他的死亡也是值得纪念的。当我们这些朋友将他的灵柩埋进英国的土地里时，我们清楚是将自己家乡中的至尊精华托付给了这片土地。”

茨威格与之有交情甚深的朋友还有维尔哈伦（Emile Verharen），那是1902年夏，时年21岁的茨威格去比利时。维尔哈伦的诗惹他入谜，“在所有的法语诗人当中，维尔哈伦是第一位试图让欧洲人去认识时代、认识未来的诗人。”后来，茨威格将韦尔哈伦的大部分诗歌译成德语，1910年出版的第一部传记便是《艾弥尔·维尔哈伦》（Emile Verharen）。

还有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茨威格说“在他身上我第一眼就看到，这个人，在决定性的时刻会成为欧洲的良心。”罗曼·罗兰向他说明写作《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三个责任：向音乐致谢，表明他对欧洲统一的信念，唤起欧洲各民族的思考。在和平主义立场上，茨威格深受罗曼·罗兰影响，两人结盟，在战时曾写信给欧洲知识分子和文学家，呼吁和平。

此外，他的朋友还有托马斯·曼父子、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乔伊斯（James Joyce）、托斯卡尼尼（Arturo Toscanini）、皮兰德洛（Luigi Pirandello）、约瑟夫·罗特（Joseph Roth)。茨威格与理查德·施特劳斯（Richard Strauss）合作过歌剧 《沉默的女人》；1927年苏联出版茨威格作品是高尔基（Maxim Gorky）作译序。在《昨日的世界》，茨威格谈及三十余位友人，涉及十余个国家。

再来粗略浏览一下茨威格出访之地：柏林、比利时（1902）;英国（1906）；亚洲（印度、斯里兰卡、缅甸，1908.12-1909.4）;美国、加拿大、百慕大、古巴、海帝、牙买加、波多黎各、哥斯达利加、巴拿马（1911.2-4）;比利时（1914）；加利西亚（1914）；瑞士（1917冬至1919春）；苏联（莫斯科、列宁格勒、亚斯纳亚波利亚纳，1928）;伦敦（1932，1934）；美国（1935）；巴西、阿根廷（1936年）；美国、加拿大（1938.12-1939.3）；英国巴斯(1939);巴黎（1940）；巴西、阿根廷、乌拉圭（1940）。1941年上半年茨威格在美国纽黑文、纽约，之后返回巴西，9月份搬到彼得罗波利斯（Petropolis），翌年2月22日自杀身亡。

茨威格居住和旅行所至的地方 维也纳文学博物馆 柳红/摄

这些穿越大陆和海洋的旅行，促进了茨威格的世界主义理念，也给他的作品以国际视野。其实1919年茨威格搬到萨尔茨堡的原因之一，就是那里的地理位置，通往欧洲的要道，可轻易抵达慕尼黑、苏黎世、威尼斯和巴黎。可以说，自1920年代初，茨威格就已经成为他的欧洲网络上重要的节点。

还有一点值得提及，是茨威格的终生爱好--收藏手迹。他有达芬奇、亨德尔、巴赫、莫扎特、贝多芬、拿破仑、歌德、尼采的手稿；有海顿写德国国歌的手稿。茨威格还得天独厚地直接从友人手里征集手稿，像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里尔克《爱与死亡的方式》，克罗岱尔《圣母受孕的神谕》，高尔基的大速写稿，弗洛伊德一篇论文等等。

同一条河流

只有从作品、人物和行动三个方面才能接近对茨威格的理解，看到当下阅读和纪念的意义。在昨天与今天之间，有什么共同关怀？又有什么共同问题？

首先是战争与和平。起初，茨威格对战争是保持沉默的，他惊异于自己的朋友一夜之间变成以爱国主义为名鼓吹战争的人，两个阵营都有他的朋友。作为公众人物，他不愿，可能也不敢或不便急于表明立场，虽然他坚决反对战争。到1917年，茨威格亮明了自己的态度，加入和平主义者阵营。他自称“欧洲人”，“欧洲，我们曾经为它而活着的家乡，所遭受的毁坏不止于我们自己的生命。”因而，绝命于欧洲的陷落似乎是他的宿命。

眼下，此时此刻，欧洲大地上，又听到滚滚而来的战争响动，我们的态度是：反对，不要！

其次是政治与文化。茨威格也是饱受批评和质疑的人。其中一种批评是指他为了维持自己优渥的生活，对犹太人的命运，对纳粹的罪恶，不公开站出来说话。茨威格的自我辩解很无力，他说“知识分子应该坚持他们的书，”自己只是非常不情愿谈论政治话题。一般而论，茨威格认为政治有起有落，常常导致分裂、仇恨和恐惧；而文化关乎进步，相互理解和欣赏。他寄希望文化建设，影响年轻人，让他们旅行，了解其他国家和文化。

茨威格希望欧洲是一个公共空间，一个公民社会，人们通过自己的力量突破民族国家坚硬的结构外壳，通过文化来反政治，反对民族主义，主张世界主义，主张文明的国际性。在他看来，不同的语言和民族本身并不必然导致分离，反而能刺激、丰富文化交流与融合。

近年来，欧洲极端民族主义势力抬头，增加了社会危机。随着资本和经济力量不断强化，文化力量愈发衰弱。那个始终折磨茨威格的问题：文化怎么可能不是反对野蛮的堡垒呢？！也一直萦绕在我们周围。是不是要像他那样相信，即便一些努力看起来是徒劳的，但是终究文化是可以发挥作用的。

第三是开放与连结。有人说，茨威格是第一位现代意义上的欧洲人，不是政治意义上的，更不是经济意义上的。在他认识到欧洲知识分子之间需要建立纽带并为此付出努力的时候，整个奥地利或维也纳还没有人考虑这件事。茨威格痛恨“一切人针对一切人的战争”，他说“我的整个一生，都在充满激情地致力于在人性上和精神上的团结一致”。

茨威格像，麦绥莱勒/绘 网络图片

有一种质疑的声音：茨威格至死都在写那个不再存在的昨日世界。他的理想——宽容和相互理解，是毫无意义的，不切实际。当你已经身处一个危险世界的时候，宽容有什么用？！

可以说茨威格天真，他的确犯了不少政治上天真的错误，如那本《巴西：未来之地》（Brazil :Land of the Future）甫一问世，即受到批评；也可以说他执着。但是无论怎样，阅读茨威格，总会引起奇妙的共鸣，仿佛我们与他身在同一条河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