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农村，生长于农村，还在农村当了十多年的农民。1977年侥幸被送入厦门大学读书，一时洋气不起来。1979年考上硕士研究生，跟随傅衣凌教授学习明清社会经济史。老师把我细细审视了一番，左看右看不像一个读书人，于是因材施教，对我说：“我看你对农村的生活比较熟悉，还是经常到农村去吧，或许会有不同的收获。”就这样，我从1979年开始，就隔三岔五地往乡下跑，搜集民间文献与口碑资料等。其时还不知道有什么“田野调查”这样时髦的名字，学校和同学们查找我的行踪，都说“他到乡下去了”。虽然名称不甚堂皇，不过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考察，其时我的“往乡下跑”，可谓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学界实行“田野调查”的先行冒失者之一，倒也有些名副其实。
经历了多年的“田野调查”，其在自己的学术道路上有些什么收获，我自己实在不好王婆卖瓜，然而不管是何种形式的“田野调查”，总是离不开从自己书斋走出去的衣食住行吧。从我的经历看，衣着的好坏洋土，似乎对于田野调查工作的影响不大，那时的农村，大概和我所研究的明清时期的农村，估计也差不多，破衣烂衫随处可见，农村的同胞们对于我们这些所谓大学里的读书人，随便怎么穿着，一定是没有什么可批判议论的。
讲讲“行路难”吧。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出门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交通之不便暂且不说，弄不好，还有被押进班房的危险。因此，在走出校门之前，头等大事是到学校的办公室开具若干张“学校介绍信”。其时中国的高校普遍穷困潦倒，请假出差的人员不多，学校办公室对于这些稀罕的出差人，很愿意提供帮助。我需要走几个县，他们就愿意帮你开具几张介绍信。如今的高校形同闹市，人多势众，车水马龙，每天需要出差的人络绎不绝，学校办公室就不能不显得位高权重起来。虽然说现在的教师出差，大部分并不需要到学校办公室开具30年前的那种介绍信，但是作为学校管辖之内的庶民，总不免有一些需要学校办公室盖一个公章的什么事情，那就十分麻烦，非得过五关斩六将、最后由分管的副校长审批不可，真是彼一时此一时，不说也罢。
口袋里装好“学校介绍信”之后，心里就踏实了。那时的厦门大学介绍信和现在的人民币一样威风。每到一县，第一件事情就是直奔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办公室的领导一看盖有大红图章的厦门大学介绍信，不敢怠慢，立即询问需要什么协助。我说明来意与需求之后，一般的情景是，办公室的领导在学校介绍信的背面，写上诸如“请县招待所、文化局、图书馆、档案馆、某某人民公社等予以接待办理”的字样。有了这些字样之后，我再一一到这些单位落实我所需要做的事情。
20世纪70年代末，党和政府提倡科学、尊重知识，一时有“科学的春天到来”的口号。在这种口号的感染之下，所到县及县以下的文化局、图书馆、档案馆、人民公社的领导们，对于我的到来，诚心欢迎，热诚相助。有不少干部还陪同我到乡下跋涉飘零。30多年过去了，这些干部的名字我也大多忘却了，但是直到现在，每当我翻阅当时所搜集来的资料和重温我写过的所谓论著时，对于他们，心里总是泛起一丝隽永的温暖和谢意!
不过到了80年代中期，情景就有些不一样了，改革开放的成果逐渐显现出来。我到了县城，照例签转介绍信之后，县里的其他衙门，也照例会指配一两位干部陪同我下乡，陪同的干部也照样热情。但是到了公社、大队(后来改为乡、村)之后，热情的各级干部，照例是要请吃饭的。有饭岂能无酒？酒足饭饱之后，总得休闲一番。于是麻将一字排开，搓它几盘。我对麻将至今一窍不通，何况还有调查的任务，再加上学校请假的时日有限，我不得不婉转告诉热情的干部们，是否可以马上前往调查点?干部们悉心安慰，说是明天一早就去，耽误不了大事。我也只好耐心等待。第二天我早早起床，陪同的干部宿醉未醒、胃痛发作。健康第一，救人要紧，我反客为主，陪同前往医院。田野调查的事情暂时放到一旁。
虽然有过这样的挫折，但是过不了多久，交通逐渐便利，个人身份证也开始试用，从此以后，我的田野调查工作，就不需要经过学校介绍信和各地政府的签转及干部的陪同，变得独往独来起来。尽管如此，有些热心的、好奇的，以及警惕性高的当地干部，听说我来此地做田野调查，还是愿意陪同我一道前往。
田野调查的官场程序完成之后，接着紧要的事情，就是交通工具了。20世纪70年代，中国大地上风行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车，据说在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还备受赞扬，并露脸全世界，而汽车一类的，则是难得一坐。如果调查点距离县城比较近，解决之道有二：一是依靠当地陪同干部的仗义，不知从哪里挪借一辆自行车一用；二是向当地修理自行车的店铺租用，一天的租金是一角钱。这在当时也算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在比较偏僻的乡村公社食堂里，差不多是一顿饭的饭钱了。更要命的是这种租车费，学校是不能报销的。
如果调查点距离县城比较远，自行车有时也力所不及，那么就只能依靠国营的“班车”。“班车”的车费虽然比较贵，但是因为有国营盖红章的车票，回学校报销是没有问题的。然而麻烦之处是不能像自行车那样机动灵活，可进可退。当时的“班车”是稀有之物，仅此一家、别无分号。从县城到数十公里之外的调查点，无一例外是上午去、下午回，或者是即去即回。如果错过唯一的“班车”，就只能滞留他乡、寸步难行了。因应之道，或是事先在当地公社的衙门里，找好晚上落脚的场所，以便今天来，明天、后天或若干天后，按照“班车”规定的返程时间搭乘回县城；或是早上来，匆匆把事情做完之后，赶上下午“班车”返程的时间，回到县城。
不过计划的如意算盘也有落空的时候。有一次，我和一位书香门第型的同事一道前往一处偏僻的山村做田野调查，原本计划上午去，下午回。上午的计划进行得很顺利，当地的老者既热情又健谈，午饭让我们饱餐一顿，又帮我们搜集到不少资料。宾主气氛融洽，就不免有些忘乎所以起来。等到记起告辞赶到车站时，“班车”早已开走。要在这里过夜嘛，我的那位书香门第型的同事实在是没有与民同乐的勇气；再说，乡村的老者虽然热情，但是在当时大好形势之下，尚有某些“衣难蔽体”的贫困山村，他的家中实在也没有多余的床铺和棉被来让我们安顿。无奈之下，老者向我们指明了一条翻山越岭的道路，翻过眼前的这座山，就可以看到县城。“班车”须走坦途，绕了大圈，长达20公里；如果翻过此山，只存十余里的行程。
我成长在有中国华东脊梁之称的武夷山区，翻山越岭本来就是我的强项。既然有老者指明这样的近路通途，我就立刻告辞老者准备登程。可是我的那位书香门第型的同事，却是左右为难、畏畏缩缩。不走嘛，铁定就得在山村龟缩一夜；要走嘛，前途未卜、生死难料。最后禁不住我和老者的宣传鼓动，把红军长征的精神都搬出来，我的同事才勉强跟我上路。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跋涉，我们回到了县城。这里顺便交代一句：为了让我的书香门第型的同事不扯后腿，我既当向导，又当挑夫。到了县城，我的同事颇有死里回生之感，庆幸之余，那天晚上的晚饭就由他请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