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8年，可谓多事之秋。
外部的威胁来自英法联军，两个强盗占领广州后，挥兵北指，挑战着大清帝国的不可一世。
内部的麻烦来自太平天国，动乱起自广西，迅速祸及半壁江山，江浙富庶之地惨遭蹂躏。
此时，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是奕詝，即咸丰皇帝，他是满清王朝最后一位有实权的皇帝。
时年27岁的奕詝，这个不明世界大势，不懂国际规则，墨守祖制，妄自尊大的年轻人，为应对内外危机，几乎把大清的全部军力、财力、物力投入到剿灭“发匪”（太平军）的战争之中。
正当奕詝手足无措，焦头烂额之际，又从北方伸进一只熊掌，这是一头来自北方冰原上的北极熊。
1855年，沙皇尼古拉一世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兵败自杀，其子接过权柄，是为亚历山大二世，他决心“西方失之，东方补之”。这个曾经的败军之将，搁置前嫌，与其宿敌英法两国狼狈为奸，试图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分一杯羹。
咸丰七年五月（1857年6月），鹅国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率大队哥萨克第四次闯进黑龙江武装航行。清廷地方官出面阻止，也只限于口头抗议。穆拉维约夫当年7月发布军令，宣布在整个黑龙江左岸建立“阿穆尔（黑龙江）防线”，下设两个军区，分别属外贝加尔和滨海省驻军司令管辖。（《清史编年》第九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页466）
边燧紧急，黑龙江将军奕山请求朝廷，称鹅国人在我国海兰泡（今黑龙江省黑河市对岸，鹅境称布拉戈维申斯克）等地建房、架炮，如何处置？咸丰帝指示奕山派人“晓谕”鹅方，“中国与尔国和好，具地原以外兴安岭为界。五年间尔国人船于阔吞屯（位于黑龙江下游，今鹅境马林斯克）盖房留兵，声言堵御英夷，借由中国地方行走，中国大臣未肯入奏，容隐至今。复在海兰泡盖房，是强占中国地方，并非堵御英夷。……尔等应将人众早为撤回，以全和好。”（《筹办夷务始末》咸丰卷16，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页570、572）鹅国兵船在中国内河武装航行，竟然借口“防御英国”，“借道通行”，诚可谓天下奇闻。可怕的是，完全缺乏近代外交常识的满清君臣居然相信这种鬼话，当发现鹅国人在中国领土上不仅肆意横行，而且非法殖民，才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即使如此，皇上授权边疆官员采取的措施，也只是“如此剀切晓谕，察看该夷如何动静，一面密奏，一面妥为防范”（《清史编年》第九卷，页468）而已。
更为可笑的是，远在京城的满人皇帝根本不了解其治下的江山社稷，也不了解其祖上发祥地的地理方位。于是，谕旨中列出了一系列可笑的问号：“何处系属（黑龙江）左岸，何处系属右岸？是否均系黑龙江所属，抑有吉林地界？小黑河屯对岸是何地名？该夷移住建房之大黑河屯，距海兰泡、阔吞屯（此二地分别位于黑龙江中游和下游，相距遥远）道里若干？精奇里（精奇里江为黑龙江左岸支流，鹅方称结雅河）地方是否系黑龙江专辖？据称往奇吉（位于黑龙江下游，距阔吞屯不远）贸易，是否内地，抑系东海（系鄂霍次克海）岛屿？”（《筹办夷务始末》咸丰卷16，页572）
有必要介绍一下这个奕山。奕山，爱新觉罗氏，清朝宗室，满洲镶蓝旗人，咸丰皇帝的本家兄弟。在晚清历史上，此人并非不值一提。奕山多次担任戍边将军，长期从事对外事务，可谓著名的战狼式人物。然而，他不仅政绩阙如，而且名声不佳。他担任靖逆将军，与英方签订赔款的《广州和约》；他担任伊犁将军，则与鹅方签订丧权的《通商章程》。他担任黑龙江将军，又与鹅国签订了《瑷珲条约》，丧失了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就是这样一个满清贵族，临死前竟被封为一等镇国将军。此处的“镇国”颇具讽刺意义。
17世纪下半叶《尼布楚条约》确定的中鹅两国边界，在长达两个世纪的时间内鹅国都是认账的。随着沙鹅扩张野心的膨胀，他们看中了远东的海岸线、港口与内河航运的价值，他们不再遵守原有条约，试图把本属中国的权益攫有己有。1857年9月，鹅国公使普提雅廷从上海向本国发出电文，“从格尔必齐河到兴安岭的阿穆尔左岸（兴安岭由此进入满洲），……这一地区按照条约（《尼布楚条约》）无可争议地属于中国”。此时，鹅国已通过非法手段实际占领了黑龙江左岸部分地区。他为鹅国对中国领土的掠夺行为进行辩护，“就获得沿海地区而论，鹅国的做法同中国一样，当后者在自己的边界附近发现没有建立任何有效管理的野蛮民族时，经常使他们归顺自己的统治，从而既使自己扩充了版图，又向野蛮民族灌输了文明和建立了各种秩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总36号，中华书局，1978年，页35）普提雅廷的说法，不仅仅是“殖民有理论”，显然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在后来的谈判中，鹅国人非常清楚中方的谈判理由：“满洲人开始引经据典来证明他们有权占有阿穆尔和乌苏里地区，并且说他们仿佛历来从这些地区的居民身上征收赋税，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本身就是这些居民的主人。另外他们还一直设有哨所，这就证明他们有权占有这一地区，况且从乌苏里江直至大海，以及整个乌苏里流域都是现今在中国进行统治的皇朝的故乡，……”（《第二次鸦片战争（六）》，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页457）而这些正是这一地域确系中国领土的确切证据。
接到皇上的谕旨，7月31日，奕山命呼伦贝尔总管吉拉明阿召见穆拉维约夫，对鹅军在海兰泡盖房，“强占中国地方”提出抗议，并要求鹅方“及早将人船撤回”。穆拉维约夫则声称：“近因防堵英夷，在黑龙江、松花江左岸盖房守御，不敢擅拆。”（《清史编年》第九卷，页470-471）
鹅国方面对清廷抗议不予理睬。8月28日，清廷理藩院（清廷处理蒙藏事务的机构，兼管鹅国事务）照会鹅国枢密院，“查康熙年间，中国与贵国议立界碑，……界址分明”，从咸丰四年（1854年）夏天起，“贵国人船由黑龙江、松花江上下行走，并在阔吞屯地方暂住，……今又带领男妇多人及木排军械，先在海兰泡建盖房间，复欲移至大黑河，声言欲在此通商，是并非防堵英夷，竟欲占据中国地方。”要求鹅方“各守从前地界，即将海兰泡等处人船撤回。以后兵船往他国者，仍在外海行驶。”“阔吞屯亦不可留人住居，以全两国和好之意。”（《筹办夷务始末》咸丰卷16，页573）
9月3日，理藩院就鹅使普提雅廷所谓中鹅国界未定问题，再次照会鹅国枢密院：“查两国地界，自康熙年间议定，以乌伦穆河相近之格尔毕齐河及（外）大兴安岭为界，当时立定界碑，永垂不朽，无可商议。惟查有乌特（第）河一处，从前作为两国公中之地，未曾分晰。”（同上书，页575、576）意思是说，中鹅边界是清晰的，条约载有明文，不存在两国边界未定问题。两国之间只有一处“公中之地”，有待明晰，即乌第河一隅（外兴安岭南麓，向东注入鄂霍次克海，今在鹅境内）。
北极熊不仅是凶残的，也是狡猾的。他们清楚地看到清廷进退维谷的处境，“他们自己也意识到本身的软弱无力，意识到国内那种岌岌可危的形势，再加上他们还恐怕我们会和英国人联合在一起反对他们，对于这些英国人他们真是既讨厌又害怕。”（《第二次鸦片战争（六）》，页458-459）当时的清廷，南有太平天国的叛乱，北有英法联军的威胁，可谓内外交困，左支右绌。正是看准了这一点，沙鹅决定趁火打劫，落井下石，根本不需动用一兵一卒，就可最大程度地掠夺中国领土。为达此目的，11月14日普提雅廷抵香港，分别会见英使额尔金、法使葛罗，为其出谋划策：“除非对北京本身施加压力，和中国政府是什么事也办不成的。同时，利用吃水浅、可以航行白河（天津）的舰只，会是使这种压力收效的最好办法。”（《清史编年》第九卷，页487）
其实，咸丰帝已经看破了鹅国这种伎俩，他在1858年5月12日的谕旨中就指出，“鹅夷仍欲以黑龙江、乌苏里河、绥芬河为界，不肯遵兴安岭旧约（《尼布楚条约》），辄称他国之事从此不管，实属要求无厌，其情可恶。今若置之不理，恐其挑唆英、法、美三酋。”（《清史编年》第九卷，页525）尽管如此，清廷并未采取有效的对策。
穆拉维约夫从一开始就作了武力侵略中国的准备，他在给鹅国官方友人的信件中指出：“如果中国不同意我国提出的分界线，依然坚持认为阿穆尔是中国的，那么，我们必须以武力强迫他们承认我国的权利。”（《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史纲）》第三卷，瓦西里耶夫著，商务印书馆，1978年，页122）他的计划并不限于吞并黑龙江流域，其实有着更大的野心，“假如我们能立足满洲和蒙古，从而使满蒙脱离中国，成为受鹅国庇护的两个独立的公国，即使暂时不移民也于事无损。”（同上书，页121）当英法联军攻占天津大沽炮台，威逼清廷帝都之时，1858年5月22日，奕山与穆拉维约夫于瑷珲城会晤，穆拉维约夫不失时机地提出要求，“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等河至海，凡沿河各岸，一半属于中国，一半属于鹅国。”这种蛮横无视的要求，理所当然地遭到奕山的拒绝。（《筹办夷务始末》咸丰卷25，页68）
5月23日，双方继续谈判。穆拉维约夫竟然打着“助华防英”的幌子，宣称“中英正在交战，英国很可能表现出占据黑龙江口及其以南沿海地区的欲望。只有我国根据所订条约，声明上述地区系归鹅国领有时，才能遏止英国的侵犯。”既是援华的救星，又是侵华的强盗，只有鹅国人才做的出来。他宣称，“鹅国为负起在海上保卫国土的职责，应当占有滨海地区的一部分，……必须在阿穆尔（黑龙江）这条从西到东最佳水路沿岸建立它的村屯。出于这些考虑，沿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划定中鹅两国的边界是合情合理的。这两条河流是两国间的天然而适宜的界限。”（《黑龙江问题》，卡巴诺夫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页243）
对于穆拉维约夫这种强盗逻辑，奕山予以坚决反驳，《尼布楚条约》早就明确划定，两国分界“以格尔必齐河、(外)兴安岭为限，议定遵行，从无更改。今若照伊等所议，断难迁就允准”。为全两国和好，鹅国“当及早将人众撤回”。双方激烈辩论，未有结果。临散会时，穆拉维约夫把去年他与普提雅廷一起拟定并为外长哥尔查科夫所赞同的《条约草案》硬塞给奕山。《草案》主要内容之一就是“两国以黑龙江、乌苏里江为界”。（《清史编年》第九卷，页531）
5月25日，黑龙江佐领爱绅泰与鹅方代表彼罗夫斯基再次会谈。爱绅泰仍持前议，鹅方拒不让步，仅将黑龙江以北中国居民限期迁走的问题，改为“今将黑龙江左岸，北自精奇里河，南至霍勒木尔锦屯，其中旧居屯户（即江东六十四屯），仍令照常永远安居。”（《清史编年》第九卷，页532）
5月26日，穆拉维约夫见奕山坚持不肯签约，带着随员和卫队，身着将军服，气势汹汹地来到瑷珲，向奕山发出最后通牒，逼迫奕山在其单方拟定的条约上签字。奕山再次声明，中国对黑龙江流域和乌苏里地区享有充分的主权。一、这些地方的居民一直向清政府纳税；二、中国在上述地区和两江沿岸设有哨所；三、乌苏里江到海一带，本是当今皇室的故土。拒绝了鹅方的无理要求。穆拉维约夫则无视历史事实，信口胡说：黑龙江以北地区和沿乌苏里江一带，“从来”没有中国的哨所：当地居民“从来”没有向中国政府纳税；从17世纪末起鹅国对该地区就“拥有充分的权利”。并颠倒黑白地硬把近几年沙鹅武装侵占黑龙江地区的罪行，说成是为了“保卫”这些地方“不受外国人的侵犯”。奕山反驳说：“如果中国人为了同样的目的去尼布楚地区，鹅国政府是否允许他们渡过额尔古纳河去驱逐外夷？！”未等奕山说完，穆拉维约夫便勃然变色，起身向译员大声叫嚷：“同中国人不能用和平方式进行谈判！”忿然离去。当晚，鹅船“火光明亮，枪炮声音不断”。（《清史编年》第九卷，页533）
应当指出的是，在这轮谈判中，奕山的立场是无可厚非的，他以《尼布楚条约》为准绳，以当地的历史、现实为依据，有理有据地驳回鹅方的无理要求。然而，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必须以国力为后盾。清廷在东北边疆建设上，只将东北当作龙兴之区或采参捕珠之地，长期实行封禁政策，这些地方土地辽阔，人烟稀少，加之多年来兵力空虚，防务薄弱。在这种情况下，处于一线的戍边官员面对域外强敌，很难有所作为。
5月27日，奕山被沙鹅的枪炮声吓破了胆，终于屈服于鹅国的武力之下，他派出爱绅泰到对方船上，表示愿意接受鹅方条件，但指出，乌苏里一带，“系吉林地面”，黑龙江将军无权就该地划界作出决定，要求删去“以乌苏里江为界”字样。穆拉维约夫知道奕山无权谈判乌苏里江地区的划界问题，遂同意改为“由两国共管”，这实际上为其下一步吞并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领土埋下了伏笔。
1858年5月28日，是腐朽的满清王朝耻辱的日子，也是近代中国历史耻辱的日子。这一天，黑龙江将军奕山与鹅国东部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签订《中鹅瑷珲条约》。主要内容是：（一）“黑龙江、松花江左岸，由额尔古讷河至松花江海口，作为鹅罗斯所属之地；右岸顺江流至乌苏里河，作为大清国所属之地；由乌苏里河往彼至海所有之地，此地如同接连两国交界明定之间地方，作为两国共管之地。……黑龙江左岸，由精奇里河以南至豁尔莫勒津屯（即江东六十四屯），原住之满洲人等，照旧准其各在所住屯中永远居住，仍着满洲国大臣官员管理，鹅罗斯人等和好，不得侵犯。（1900年，鹅国对这里的所有中国居民进行了野蛮大屠杀，当地中国人被屠戮、驱逐净尽）”（《清史编年》第九卷，页534）
6月2日，穆拉维约夫为“庆祝”《瑷珲条约》的签订，在海兰泡集会，宣布将该地改名为“布拉戈维申斯克”（意为“报喜城”)。同日，穆拉维约夫乘船带兵离开瑷珲顺黑龙江向东行驶，策划对黑龙江中下游和乌苏里江流域的侵略活动。（《清史编年》第九卷，页536）
6月12日，穆拉维约夫抵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汇合处之伯力（今鹅境哈巴罗夫斯克），下令在乌苏里江东岸建筑炮台，并指定哥萨克军在伯力屯守，“以加强黑龙江和乌苏里江的哥萨克防线”（《清史编年》第九卷，页541）。次日，穆拉维约夫强入乌苏里江，擅自测量、绘图，用望远镜“四处瞭望”，观察山川地形，然后折回江口。
奕山作为边防官员，根本无权擅自与外国人签订外交文件。他在鹅国炮口之下与之签订了《瑷珲条约》，他是如何向皇上报告的呢？奕山6月14日的奏报称：“鹅夷所请黑龙江左岸，除旧居屯户之外，所余空旷地方给与该夷安静存居，并江中准其行走，已与穆拉维约夫定约。”60多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国土，被称为“所余空旷地方”；被鹅国强占了的巨大领土主权，被称为“给与该夷安静存居”；外国人在中国内河自由航行，被称为“江中准其行走”。（《清史编年》第九卷，页542）上妄下瞒，上狂下欺，一部中国近代史，如此而已！
自负昏庸的咸丰帝，与奕山一样，不仅不知国权丧失的严重性，甚至不知这块满洲肇兴之地，坐落何处、方圆多大，至于其战略地位、资源矿藏、朝廷子民，根本不在他的心上。因而，他对奕山丧权辱国的擅权行为不仅未予处理，似乎将心比心，给予了充分理解，奕山“因恐起衅，并因与江左屯户生计尚无妨碍，业已悉行允许，自系从权办理，限于时势不得已也。”（《清实录·文宗实录》卷253，中华书局，1986年，页923）“其松花江、乌苏里、绥芬等河，界属吉林”，“着景淳（吉林将军）迅速查明，如亦系空旷地方，自可与黑龙江一律办理。”（《清史编年》第九卷，页542）看来，他对下步乌苏里江以东广大国土的丧失，已有心理准备。
不知哪条信息触动了他的神经，内心隐隐感到不安，于是，8月9日他向奕山、景淳下达谕旨：“该夷（鹅国）闯越黑河口（黑龙江口），欲由松花江西上，夷字约内又写乌苏里河至海为中国与该国共管之地，肆意侵占，漫无限制，并在乌苏里河右岸图勒密山向西安设炮台，并欲在河内上下左右岸至牤牛河一带盖房修道，其心尤为叵测。”这说明，他已经看出了北极熊的野心贪得无厌。他指示奕山、景淳二人，“除黑龙江左岸业经奕山允许，难以更改，其吉林地方本不在奕山允许之列，当与鹅夷以何处为界，即着该将军等据理晓谕。倘该夷酋有心狡赖，即着严行拒绝，不能尽其所欲。”（《清史编年》第九卷，页559）然而，他的应对谕旨是没有实效的，只是停留在“据理晓谕”与“严行拒绝”之上，这对北极熊毫无作用。
8月19日，北极熊野心得逞，自是另一番景象。沙鹅外交大臣哥尔查科夫上奏沙皇，赞赏穆拉维约夫等“为鹅国增添了幅员广大的领土（指《瑷珲条约》割占的土地）”，吹捧亚历山大二世“在圣朝史册中写下了灿烂辉煌的新篇章”。9月7日，沙皇破格提拔穆拉维约夫为步兵上将，晋封伯爵，赐号“阿穆尔斯基”。（《近代史资料》总36号，页36-37）。沙皇高兴是肯定的，沙鹅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丢失的土地，从大清帝国手里捞回来了，这不正是“失之桑榆，收之东隅”么！
从1858年下半年到1859年上半年，咸丰帝的全部精力是促使钦差大臣桂良等与英、法公使交涉，要求废除英法条约中的“四事”（公使驻京、长江通商、内地游历、战争赔款。并把废除公使驻京视为“第一要事”），根本无心关注北极熊对东北边疆的威胁。为应对英法舰队可能对大沽炮台的进犯，他甚至把本来兵微将寡、防卫薄弱的东北兵力抽调到渤海湾。也许是6月25日清军在大沽炮台的一次偶然胜利，激发了他的战狼自信。7月29日，咸丰帝命令奕山与景淳通知鹅国人：“所有乌苏里江、绥芬河等处，并非与鹅夷接壤，断不容该夷人船游驶；三姓地方（今黑龙江依兰）并非马头（码头），亦断不准该国商人到彼贸易”，黑龙江左岸系“借与栖身之地，不得再来人口，亦不得再行添盖房屋；至该夷船只，由黑河口入松花江，往东入海，前曾许其行走，自可毋庸阻止。”（《清史编年》第九卷，页641）可笑的是，咸丰帝竟然把已写进《瑷珲条约》的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称为“借与”北极熊的“栖身之地”，他竟然不懂“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的道理。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乌苏里江以东沿海的40多万平方公里国土，已经许给“两国共管”，尽管此地“并非与鹅夷接壤”，且距中鹅边境遥远，然而，如何做到“断不容该夷人船游驶”，却没有任何切实措施。
作为对鹅强硬的一部分，8月29日，咸丰帝以奕山办理中鹅分界失宜为理由，革去其御前大臣、黑龙江将军之职，以特普钦为黑龙江将军，并要求黑龙江地方当局“会商妥筹，勿使鹅人肆意游行，再蹈奕山覆辙。”（《清史编年》第九卷，页649）
在1859年最后四个月，鹅方无视清廷一再交涉与禁令，不仅强行在黑龙江左岸建造殖民点，甚至拆毁中方哨所，并且多次深入乌苏里、绥芬等处查勘地形。（《清史编年》第九卷，页658）最艰难的一次交涉发生在11月5日。黑龙江副都统爱绅泰奉命到海兰泡会晤穆拉维约夫，令其撤回乌苏里、绥芬地方的鹅国人，并划清黑龙江左岸现占界限，不得再有侵占。同时声明三姓地方不准再往，并将阔吞屯、奇吉（黑龙江下游）等处，与吉林委员立定四至，免伤和好。穆拉维约夫则极其蛮横地声称，不但已去者不能迁移，此后尚有续来人船。面对爱绅泰的强烈交涉，穆氏露出强盗嘴脸，怒目拍案，声称不用枪炮，断不能迁移，并唤出管炮将军，吓唬爱绅泰。爱绅泰不吃这一套，毫不示弱，唤过管炮佐领诺门德勒，与穆氏对峙。当双方换了一副面孔再次坐下谈判时，穆氏仍坚持江省无可议事件，并说除非你们的将军有权，能将乌苏里、绥芬地面交给鹅国，即与会晤。然后，穆氏即转入别屋不与中方代表见面了。（《筹办夷务始末》咸丰卷44，页479）
作为奕山后任的黑龙江将军特普钦，吸取了奕山的教训，开始了必要的防务准备。当咸丰帝得到特普钦的奏报，称穆氏在中国境内肆无忌惮，12月11日，咸丰帝下达谕旨：“该夷历年在黑龙江左岸，已占踞五十余屯，即黑河口以下直至东海，亦盖房多处，若任其盘踞，滋蔓难图，伊于胡底？”（《清实录·文宗实录》卷300，页385）并下达三条指示，训练民间武装，官方管理通商事务，禁止鹅方私自交易，然而，这种措施对于明火执仗的外国强盗，毫无用处。（《清史编年》第九卷，页667）
时间进入1860年，鹅国已经事实上占领了我黑龙江与乌苏里江流域广大地区。大清帝国正面临英法舰队武力报复的强大压力。当此之际，鹅国使节伊格纳切夫于1月8日正式将其侵略要求照会清廷军机处，东北领土的交涉已经提交国家外交层面。9月22日，英法联军攻陷北京前夕，咸丰帝逃往热河；10月18日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之后，满清当局对于西方列强的所有非法条件，都失去了拒绝资格。此时，东北边疆的戍边官员一觉醒来，已是社稷易主，山河变色，面对大片国土丧失的既成事实，只能痛心疾首，仰天长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