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欠农民工的，不仅仅是工资

2004年12月17日晚上，在深圳市宝安区，一伙歹徒突然用西瓜刀将余富兵右手砍掉，目的仅仅是为了他手里的一部手机。当时他妻子还没有反应过来，还以为是一般的飞抢事件，还拼命追赶歹徒。余富兵在后面大喊：“别追了，我的手被砍掉了！”

这起事件被《南方周末》报道之后，引起了全社会的轩然大波，虽然那几年，摩托车飞抢事件在广东频发，但是性质如此恶劣的砍手事件，还是十分少见。仅仅是为了一部手机，可以不惜伤害他人身体，很明显是对他人生命的蔑视，因此引起了全社会的恐慌。

经过《南方周末》记者调查，这起案件仅仅是冰山一角，是广西温江村令人恐怖的众多作案手法之一。温江村位于中越边境一个峡谷当中，周围全是石灰岩地质，这种地质不但很难存住泥土，也很难存住水，能耕种的水田很少，农民一年忙到头，只能勉强糊口，人均月收入百余元。

这些抢劫者绝大部分都只有小学学历，其中“悍匪”头目赵民显、许国定、黄海清学历都在小学四年级以下，他们都是因为贫困而交不起学费。

由于文化层次低，只能找到条件很差的工作，比如赵民显，他1996年就来到深圳打工，先是在新兴橡根厂打工，每月有500元的收入，每天需要工作12个小时。

即使是这样的工作，相对于老家，环境也要好太多，同时也比较安全，因此让赵民显十分知足，要知道在老家，赵民显只能下矿井。

可是随后他却因为违反工厂纪律，而被辞退，这也似乎成为他命运的转折点，因为没有稳定工作，就无法获得“暂住证”，因此经常被送进收容所。在收容所里，像他这样的没有工作的务工者，常常遭到殴打。

为了他躲避巡防员的搜查，赵民显常常睡在阳台旁边，方便自己逃跑，即使如此，还是经常被巡防员抓到。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结识了治安队队长钟哥，并由钟哥的介绍，认识了附近治安队的“朋友”。从此之后，他再也不用担心被送进收容所，同时他还解救了不少同乡。随着被支助的老乡越来越多，赵民显逐渐成为“带头大哥”。

后来赵民显控制了深圳松岗的一个客运车站，这里本来是广西客运的一个临时停靠站点，他动用武力将其他长途客运车赶出车站，随后将票价翻了一番，春运时，甚至翻两番，他也从每台车提取30%的保护费。

2000年，赵民显开着自己的蓝鸟回到老家，轰动了整个县城，之后不少老乡找到赵民显，要求把自己的孩子带出去。

这些村民并不认为赵民显所做的事情并没有什么不好，赵民显宣称他只抢那些开车的富人，因此在村里，这些“砍手”等令人毛骨悚然的行为，被认为是一种“劫富济贫”的道义行为，不但不会产生负罪感，甚至会像《水浒传》当中绿林好汉一样，被村民们津津乐道。

在他们眼里，城市充满了歧视，失业了不但没有任何救济，甚至还会遭到百般羞辱没有丝毫的尊严。

开篇对余富兵进行砍手抢劫的是赵民显老乡闭文星，虽然赵民显在2002年5月份被捕，但是闭文星依然和同乡们过着恐怖的打劫生活，这种生活方式以及文化习惯终没有被改变。

闭文星15岁就来到深圳打工，刚开始他用叔叔的身份证进厂打工，每天工作12小时，工资也只有600元。那时候他要经常跳舞、溜冰，因此600元的工资远不够自己的开销。

据他描述，他非常崇拜赵民显，感觉自己一辈子打工挣的钱都没有赵民显一年挣得多。“砍手党”案件爆发之后，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闭文星不得不躲到汕头。可是汕头的工作也让他难以忍受，每天工作12小时，还没有休息日，最后在《南方周末》记者劝说下，回到深圳自首。

在《南方周末》记者记录了一段闭文星的自白：

“以前我一直想找份8小时的工作，没找到，最后杀了人。没想到在监狱里，却实现了我的‘理想’。每天只要改造8小时，余下的时间就可以看书、打球，并且可以持续十几年。想想真是好笑。”

和上一代打工者不同，像闭文星新一代年轻人，很难回到温江村，村子里不但缺少滑冰场、舞厅这样的娱乐场所，还缺少同龄人。可是城市生活也没有让他找到归属感，当他们来到城市的时候，却发现自己只是生产线上可替代换的零件，不但没有任何成就感，生活就像一条无法翻身的咸鱼，只能在生存线上挣扎。

相比于温江村的砍手党，富士康连续跳楼事件更是无声的抵抗。从2010年从1月到5月，深圳富士康发生12起跳楼事故，并且造成了10起伤亡，2起重伤。

富士康是一家以来料加工为主要业务的企业，必须依靠大量廉价劳动力生产制造，才能获得加工费用，从而维持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作为军人出身的郭台铭作风强悍，非常重视纪律，在不同场合他都会强调纪律的重要性，要求集体利益要高于个人利益。

富士康是典型“泰勒制”工厂模式，把工厂当中的人和机器作为标准化生产要素。泰勒制在美国二战时期曾获得巨大成功，极大提高了美国工厂的生产效率，不可否认泰勒制对于提高劳动效率，克服“磨洋工”有突出的贡献，但是也带来了极大的弊病，使得工人成为流水线上的一个环节，要从事长期单调、快节奏的工作，对整个身心是一种巨大的伤害。

其实在二战后，泰勒制就遭到美国工人阶层的抵制，之后美国企业更注重人性化管理，强调生产者与管理者自主控制权，以及注重工人对企业的归属感。但是在富士康，工人们依然沿用泰勒式管理模式，劳动强度大、时间长，而且枯燥乏味。

我们一直说劳动光荣，但是这种劳动是一种自发性的，是创造性的，而不是像富士康这样被动性机械式的劳动。马克思说：“异化劳动把自主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是把人类的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

在这样的劳动环境当中，人的劳动完全被异化。在富士康，工业工程部会把生产线当中每个人的动作，每一个步骤进行分解，指定标准的工作时长，工作时长只允许浮动在5%以内。

如果你来到富士康，会发现除了装配员工可以坐着之外，其他员工都要求站着工作，要知道每天要站着工作12小时。之前，郭台铭在一档节目里表示，他自己每天第一个来公司，最后一个离开，每天工作11小时.....太辛辣了。

这些工作12小时的员工还要被要求签订《自愿加班切结书》，这让想起我小时候被一群大孩子骑在身下，不断抽打我的嘴巴问：“服不服”，我当时心想：你都骑在我身上了，还有必要侮辱我的灵魂吗？当然富士康签订《自愿加班切结书》完全是为了规避劳动法规的监管，和侮辱灵魂毫无关系，但是对个人心理的打击效果，和我当年是一样的。

在富士康，生活完全会被异化，除了没有高墙与铁丝网，和监狱没有两样。除了精神上的折磨，每天还会遭到保安人员的检查，2009年，一名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学生孙丹勇在工作的时候，丢失了一台iphone样机，随后公司保安人员对孙丹勇进行调查，最后导致孙丹勇选择跳楼自杀。根据孙丹勇最后QQ聊天的记录显示，他曾遭到非法拘禁与殴打。

为了防止员工抱团，富士康对宿舍进行混合编排，员工不能随意找自己的同乡与好友，同时还会把不同班组混住在同一个宿舍，让宿舍成员之间聚少离多。据富士康的员工反映，同宿舍的8个人，能叫上名的最多两个人。

这种异化的生活，让每个人的心理压力越来越大，少数人如果压力不能宣泄，逐渐会走向失控，最后导致悲剧的产生。

就是这样的富士康，当2012年来到郑州市的时候，导致众多企业要求员工周末加班，并且普涨工资，以应对工人的流失，你能够想象一个二线城市，工人的条件有多恶劣吗？没有最深的地狱，只有无间地狱！

拿我之前工作单位为例，如果说富士康是对精神的摧残，那么那些汽车制造企业就是对身体与心灵的双重摧残。

在焊装生产线，尽管每个焊接工人都戴着防尘口罩，但是洗脸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个人鼻孔里都充满了像煤渣一样的烟尘。如果是夏季，闷热的厂房还会让很多工人脱掉防尘口罩，否则很难喘气。这样的生产环境，怎么不惧怕富士康的到来呢？

然而在新的两会上，有些代表却建议年轻人多去工厂，少送外卖，以应对制造业空心化的问题。似乎外卖成为年轻人趋之若鹜的职业，抢走了富士康工人，抢走了焊接生产线的工人。

试想一下，如果能够在工厂当中找到成就感，找到归属感，找到最起码的尊重，谁愿意风雨交加的夜晚送外卖，谁会在大楼林立的楼梯间里爬高上低。

过去我们总把农民工当作一个巨大蓄水池，当国家经济遇到困难的时候，需要软着陆的时候，就需要这个巨大蓄水池来对冲一下。

从1952年至1997年，为了支持工业发展，农产品价格以“剪刀差”的方式为国家提供累计12641亿元的建设资金，平均每年274.4亿元。所谓的剪刀差是指在除了正常纳税之外，还要另外缴纳超额税，即在购买工业品的时候多付一些钱，在出卖农产品的时候少得一些钱。

除了显性剪刀差，农村还成了巨大的缓冲地带。 20世纪 50年代为了发展民族资本，巨大的财政赤字导致工业化难以为继。于是就发起第一次城市失业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靠农村的集体化承载了1000万以上的城市过剩劳力。

到了60年代末，为了转嫁第二次财政赤字引发的经济危机，于是再一次向农村转嫁上万剩余劳动力，也就是我们熟悉的第二次“上山下乡”运动，再一次让我们的经济危机“软着陆”。

之后农民工进城，支援沿海城市外向型经济建设，可是他们处于就业的末端，大部分干得是最脏、最累的工作，工资水平普遍最低，而且增长速度缓慢。从工资及福利待遇上来看，典型贡献在于“廉价性”，也就是多付出少索取。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9年农民工月均工资为1417元，而同期城镇职工月均工资为2687元。两者月工资相差1270元，全年相差15240元，而2009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2978万人，两者相乘可得350184720万元。

也就是说，与城镇职工相比，2009年全国少支付农民工报酬高达3.5万亿元，而2009年全国GDP为33.5万亿元，也就是说仅少支付给农民工的工资就相当于当年GDP的10.45%。

如果按上述测算的每年少支付农民工报酬占年度GDP的10%计算，1980年到2010年我国合计GDP总额为297万亿，可估算出从1980年到2010年与城镇职工相比，我国累计少支付农民工报酬合计约30万亿元，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

在2003年，如果不是民工荒，民工工资基本不动。

这些还都是显性的，中国巨大的外汇储备也几乎是由富士康这样的产业工人贡献出来的。

2009年，我国农民工的四成左右集中于制造业，这些制造业主要集中于东南沿海的外向型企业。我国的大型国有企业很少是创汇的，多是一些用汇大户，如中石油、中石化以及众多的钢铁企业因为要进口原材料，所以需要用去大量外汇。

所以说，中国农民工通过一针一线、一个一个螺丝的扭动为中国积累了巨额的外汇资源，不仅满足了中国对急需的原材料进口的需要，还创造了巨额的储备。

总结

农民工不是工业发展的蓄水池，可以任意抽取池水，过去为了工业发展，造出了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巨大的“剪刀差”服务于工业，如今这种城乡二元结构，很容易形成如广西温江村社会对立。

马克思主义认为，有利益就会有冲突。冲突是一个利益分化社会的常态现象，尽管我们声称社会各阶层之间不存在根本利益冲突，但作为内部矛盾的利益冲突却非常常见，有时还表现得非常激烈。

冲突有时会破坏秩序，甚至会破坏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如果冲突各方能够以理性的态度对待冲突，通过平等对话协调好利益关系，适度妥协和避让，相反，可以使不和谐的关系得以调适，从而可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农民工由于属于社会弱势群体，还不能取得平等的国民待遇，其利益经常受到损害，因此，其与其他社会阶层的冲突也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冲突对于他们来说，更多地体现为抗争——为争取自己的利益而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