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国家图书馆藏的广州湾文献（三）

有关广州湾历史的法文文献不可谓不多，主要是档案馆中的官员通信、定期报告、年鉴和财政预算等——这些来自殖民管治官僚体系的资料固然记载了各类历史信息，却不免因循重复，较难直观反映历史场景中的法国人生活，遑论以中国人为主的地方社会。

为此，笔者赴法留学后，尤其留意当年法国人如何以其自身经验书写广州湾？在法国国家图书馆，笔者找到了几种有代表性的著作，其作者分别是广州湾法当局的官员和当地法国侨民（或称殖民者）。有趣的是，虽然这几种书都出版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却体现了截然不同的旨趣，反映了法国在广州湾殖民管治的复杂性。

笔者将在本篇和下一篇介绍四位法国人的六种著作，大致以出版时间为先后顺序。

1

第7任广州湾总公使卡亚尔的《印度支那：地理、历史、开发、广州湾》（1922年初版）

拥有法国殖民学院学历的加斯通·卡亚尔（Gaston Caillard 1872-？）是第7任广州湾总公使，也是任期相对较长（3年）的一位。当他在1912年1月来到广州湾的时候，面临的是充满变动的政局民情——辛亥革命后广州光复，军政府成立，潜藏赤坎设立同盟会机关并策动高雷钦廉革命的孙眉亦积极派人占领雷州城和高州城成立政权。另一方面，1911年广州湾法当局终于完成行政首府从麻斜迁至西营的事宜，并改组地方行政，各项政务百废待兴。

时值壮年的卡亚尔似乎怀揣着振兴法国在广州湾殖民管治的雄心壮志，不尊重中国革命之余，反而采取敌视态度，指责各路民军通过广州湾走私军火且屡屡越界，破坏当地治安。于是他以此为借口推行法属印度支那的“人头税”及其配套的民众监管系统。关于卡亚尔所引起的争议，本公众号已在《民国初年广州湾人头税争议再探》（第309期）有较详细分析，故不再赘述。总之，卡亚尔推行人头税和迫害抵制者的种种举措激起了广州湾民众尤其是商人群体的不安和抗议，他们认为这是违背租借地性质和条约内容的侵权做法，因此请求广东省政府和北洋政府与法方交涉，事情在1914年渐渐平息，卡亚尔次年离任，之后可能回到印度支那担任官职，1922年《印度支那：地理、历史、开发、广州湾》（以下简称《印度支那》）出版时已退休归国。

卡亚尔《印度支那：地理、历史、开发、广州湾》

《印度支那》由卡亚尔撰写，是法国巴黎“我们的殖民领地”出版社（notre domiane colonial）的法国殖民地系列丛书的第八卷，1922年的初版有128页，地图4幅和插图28幅。从多次再版的情况来看，《印度支那》颇受读者欢迎。1929年的第五版中，第八章广州湾增加插图2幅，文字内容仍保持不变。

在不足9页的第八章中，卡亚尔沿用了当时法国流行的殖民地科普图书的一般写法，即包括法国占领简史、自然地理、经济地理、行政、法国人的建设等小节，大致介绍了广州湾的方方面面。卡亚尔作为印度支那的官员，当然较易获取有关广州湾的调查资料和统计数据，因此该章可以视作广州湾租借地前20年发展的一份总结，是今人进行历史研究的重要文献。

曾被上司认为前途无量的卡亚尔最终在远东只是获得“一等民政官”（administrateur de 1er classe des services civils）的职衔（相当于印度支那省级地方官），广州湾无遗是其仕途折戟之地。不知是否因为如此，他对这个租借地有着复杂情愫，在《印度支那》一书中的相关部分，他并未提及自己的任职经历。然而，其在该章篇首便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个租借地并不像人们所说的属于印度支那，它只是出于权宜之计（circonstances particuli ères）而附属于后者。”广州湾租借地的尴尬地位始终是一个根本性的发展制约，法国在当地的殖民管治既不能完全等同于印度支那，又难以协调其与地方社会和中国政府的关系。卡亚尔还指出，与其说广州湾是一个殖民地，不如说是“大商场”（grand comptoir commercial）。由于广州湾是一个免税港，法当局无法直接从中国商人把持的进出口贸易中获取多少收入，也就难以改善种种困难。此外，广州湾连接内陆腹地的铁路计划受阻搁置，以及印度支那派来的官员“缺乏方向”、无从面对当地的种种民怨而陷入孤立，在卡亚尔看来也是需要在位者重视的问题，以便在华盛顿会议中争取利益。而在篇末，卡亚尔呼吁法当局加强与来自广州和香港的大商家（gros négociants）的合作，因为这有助于实现法方的经济发展目标，乃至赢取好名声。

上述见解出自卡亚尔在广州湾任职期间的经验教训，也是过来人对后来者的诤言。卡亚尔在总公使任内与地方社会尤其是商界爆发严重对立冲突，数年过后，他理应更清楚认识到广州湾华商（以赤坎五大会馆的客商为主体）的实力，在广州湾法当局权力有限和资源紧绌的情况下，与华商更紧密合作是巩固法国殖民管治的有益做法。《印度支那》出版的1922年，正值法国殖民地部长阿尔贝·萨罗大举改革殖民地政治和推广“殖民合作”，萨罗的亲信赖宝时（Paul Blanchard de la Brosse）也在同年担任广州湾总公使，他突破官僚体系的限制而设立咨询机构并邀请华商担任委员的做法，恰恰与卡亚尔的建议不谋而合，或许多多少少受其影响。

就笔者目前所见，卡亚尔没有其他公开出版的著作，除了找到1925年他获颁法国荣誉军团勋章的纪录外，对他晚年生活也未有更多了解。当年卡亚尔在广州湾或许声名狼藉，但他的遭遇和著作却向我们揭示了法国殖民管治的种种弊端，仍值得进一步探究。

《印度支那》第五版的插图

2

勒内·旺朗德的《中国革命回忆录》和《中国的各卖场》

勒内·旺朗德（René Vanlande）是一位差点被殖民地官差耽误的高产作家，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共出版了十多部回忆录或游记。他是法国军官之子，1886年生于北非摩洛哥，早年从军，后来加入法属印度支那政府，1911年被派到广州湾西营任职，充任低级官吏。

旺朗德大概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放弃官差而专事写作，1928年出版的《中国革命回忆录》（Souvenirs de la Révolution Chinoise）是其第六本著作。旺朗德后来成为《巴黎回声报》（l'Echo de Paris）记者，1930年1月起参与了有关“（殖民地）本地人的不满”的调查，赴印度支那了解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发展情况，拜会了印度支那总督皮埃尔·帕斯基和广东省政府主席陈铭枢等军政要人，也访问了各界人士，期间游历华南沿海，其见闻载于1935年出版的《中国的各卖场》（Comptoirs en Chine）。就笔者所见，旺朗德的著作全部由巴黎的Peyronnet出版社出版，定价相对低廉，当年应是面向大众的畅销书。

旺朗德《中国革命回忆录》和《中国的各卖场》

《中国革命回忆录》约60页，没有作者自序或跋，我们无从得知旺朗德何时以及如何（单凭回忆或有日记？）写作该书，若从出版年份来看，书中所记之事至少已是十六七年前了。该书夹叙夹议的行文风格较为轻松，结构不太严谨，作者把自己听说的清廷新闻或革命党人活动和自己亲身经历的广州湾故事糅合在一起，大致按照时间脉络排列先后。总的来看，广州湾相关内容约占四分之一。

作者从西营丹社街（Rue d’Alger, 今汉口路）的见闻写起：辛亥革命后，革命党人（疑为同盟会员）沿街挂上法国三色旗庆祝，旺朗德不太买账，认为这是革命党人对法当局“容忍精神”表示敬意。在他看来，革命带来的是杀戮、对富人的劫掠和社会秩序的不稳。他转头一想，革命也意味着“吞并中国”（annexons la Chine）变得不可能实现。旺朗德与“进化了的”（évolué）华人朋友的法文通信中，发现对方流露出同情革命的句子，还甚感惊讶。这种具体而微的个人情感记载，其实是对法文官方文献的很好补充，让我们得以认识一个普通的法国殖民者如何看待发生在身边的中国革命。

近年发现的孙眉家书为我们揭开了清末同盟会在广州湾发展的秘密（《辛亥革命时期的孙眉与广州湾》第292期），而《中国革命回忆录》不仅佐证了孙眉在赤坎开设药房作为同盟会机关的掩护、经常往返雷州和黄坡策划革命的事实，还补充了孙眉遭遇的危险——1911年广州湾法当局发现孙眉的真实身份，总公使将其召见询问，旺朗德应是在场者，记录了很有史料价值的对话。在旺朗德看来，总公使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者”（应指生于1857年的第6任总公使Pierre Stéphane Salabelle），而孙眉一方的辩护则是“对法当局的傲慢抗议”。孙眉通过译员讲述了其在孙中山领导下进行革命的经历，并以法国大革命为例说明中国革命破除矇昧、争取自由的正当性。孙眉的慷慨陈辞打动了总公使，后者听罢表示其无意介入中国内部争端，只是重申他禁止租借地内的政治宣传和武器运输。尔后，他告诉孙眉恢复自由。旺朗德作为旁观者，却认为总公使“立场动摇”。

归根到底，旺朗德对中国革命的质疑和轻蔑体现了殖民者心态，他们不愿看到西方主导的秩序被他们治下的人民颠覆。为《中国革命回忆录》作序的袁世凯总统府军事顾问、法国驻华武官白里索·戴斯梅莱（Brissaud Desmaillet）亦对中国革命颇有微词，认为在“布尔什维克的宣传”下，中国人树敌过多，不仅针对外国人，也在于军阀混战之间。

旺朗德对于中国和中国人的不友好态度乃至敌意，在数年后出版的《中国的各卖场》流露得更为明显。笔者推测，旺朗德应该是在1930年进行华南各埠的游历，他从越南海防乘船先后到了广州湾、香港、澳门和广州，此书就是行程中的见闻、回忆和时事评论。

约1912年离开广州湾之后，旺朗德首度重游故地，并为之冠以“不知名的卖场”（或用时髦词汇“隐秘的卖场”）之名，竟与卡亚尔的用词相同。市容市貌的改变、物是人非的感慨、青年岁月的蹉跎，都让旺朗德百感交集。他不曾料到昔日荒凉的小城西营建起来东方汇理银行、无线电台、电影院等新建筑，还有汽车行驶在宽阔的道路上，而他只认得当年寂寥的沙滩。此外，他曾居住的房子成了华人宿舍，更使其难以释怀。总之，旺朗德重返广州湾的观感是陌生的，心情则是沉重和失落的，尽管总公使亲自在官邸设宴款待。

广州湾的尴尬地位依旧是旺朗德与当地官员讨论的话题，似乎大家都意识到甚至批评租借地附属于印度支那有种种不妥，法国人在此地没有收获什么利益，中方收回广州湾的压力也在增长，但似乎谁也给不出解决良方。总公使告知旺朗德，他的一位老朋友仍在广州湾，旺朗德感到十分惊喜，并立即赶在开船之前乘车探访。这位老朋友是驻扎铺仔（今湖光镇）的官吏，在广州湾待了足足20年——其实他在海外殖民地度过了30年，期间只回过法国2次。当他得知故人来访，张开双臂热烈拥抱旺朗德。欢乐、热情、灰心、苦难，往事历历在目，两人不禁潸然泪下。

在第一章的最后一节，旺朗德从华盛顿会议以来的国际角力谈起，呼吁“法国留在广州湾”。今人看来，这些论点和论据都是经不起推敲的陈词滥调，而在当年，对于殖民者来说，这是他们信奉的公理还是自欺欺人的话术？仍有待精细的文本分析。

旺朗德像，佩戴多枚勋章

旺朗德的文字通常没有具体年月日和缺少完整人名，给研究者的考证造成一定困难。总的来说，这两本著作留下了许多历史细节，我们可以不认同其观点，却不能忽略史料价值。旺朗德从来不是法国殖民管治的决策者，他是以殖民地官吏、作家和记者的身份书写广州湾，其中固然带有许多偏见，却也展示了一位普通的殖民主义者如何观察和思考广州湾。聚焦个体深入考察，欧美学界成果颇多，这应该是我国学界进行殖民史研究的一个思考方向。

撰文：吴子祺

编辑：大 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