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文官们内斗不止，百无一用的原因

对于永历朝廷来说，从永历二年到永历三年这一年多的时间，就像是做梦一样。

1648年，金声桓、李成栋相继反正，何腾蛟随后在湖南发起反击。转眼之间，江西大部、湖南半幅、两广之地全部插上了永历的旗帜，到处是反清复明的声浪。给人感觉，恢复南京近在眼前，清军被赶出北京也不在话下，中兴似乎已经来了。

一年多以后，金声桓、李成栋、何腾蛟相继败亡，败得一点挣扎都没有，还是和以前一样，几乎没有打过一场酣畅淋漓的胜仗，八旗兵一出，如同砍瓜切菜一般将他们顺利平定，这似乎不是一个时代军队的较量。

明军虽然战斗力不如八旗军，但也不该如此脆弱，为什么会这样不堪，值得好好总结一下。

理学的桎梏

何腾蛟从左良玉离开武昌后开始活跃在明末舞台上，历经弘光、隆武、永历三朝，长达近五年之久，一度控制湖南，声势浩大。

但从他一系列的内斗举动来看，我们很容易产生怀疑，何腾蛟是不是想步钱谦益、阮大铖等人后尘，投降清朝。

然而并不是，何腾蛟被俘后，拒绝了劝降，永历三年（1649年）正月二十七日被杀。

根据记载，何腾蛟就义前“惟举手拍地，呼：‘可惜！’两掌皆碎”。

从他被擒到就义的表现来看，何腾蛟又是个名副其实的忠臣。

图一 何腾蛟故里

何腾蛟让人看得云里雾里，他并不是个例，许多如他一般的士大夫群体在明末的表现都让人看不懂，守节殉国者有之，反复投降者有之，自相残杀者有之，坚贞不屈者也有之。

到底是什么，让他们的表现如此不同寻常，何腾蛟可以作为一个例子。

何腾蛟令人难以捉摸之处，是他对己方势力的排挤与攻击。

排挤归附的忠贞营，攻打陈友龙，又调走即将攻克长沙的忠贞营。

这些行为，几乎把湖南的局势一手葬送。

后世对何腾蛟的评价很复杂，有说他是民族英雄的，有说是误国之臣的，有说是无能之辈的。

如何评价何腾蛟，见仁见智，我想说的是，何腾蛟为什么会有这种自相矛盾，自拆台脚的行为。

要究其原因，或许很多，比如何腾蛟跟陈友龙有旧怨，比如怕忠贞营抢了他的功劳等等，但这似乎都不足以解释他为何会对陈友龙部做出攻击行为，也无法解释为何对忠贞营如此排挤。

更深层的原因，来自他的思想。

首先要明确一下，何腾蛟是个理学士大夫。

理学是儒家思想体系的一个分支，它本质上是一门哲学，一门唯心的哲学，也是封建王朝的官方哲学。

如果要追根溯源，可以从北宋时期的周敦颐、程颐等北宋五子一直到南宋的朱熹、陆九渊，再到明朝的王阳明等人。

不管怎么传承，流派怎么变化，理学都以“理”为中心，“理”是产生世界万物的精神的东西。

比如朱熹的“格物致知论”、王阳明的“心在无物，心外无理”、明末刘宗周的“慎独”论——“独之外别无本体，慎独之外别无功夫。”

既然是儒家思想的延伸，它也脱离不了三纲五常、尊卑有序的观念，并且对它进行了强化，论证了纲常名教的合理性和永恒性。

理学成为官方哲学的时间，有认为在南宋末，有认为在元朝，无论取哪种观点，到了明朝，理学始终占据着官方哲学的正统地位。

例如，明清时期科举考试的内容之一，就是朱熹的理学著作《四书集注》。

理学的出现和发展，有其现实意义，它是古人思考世界的方式，它的哲学思辨极有深度，对后世影响巨大。

图二 理学宗室王阳明

不可避免地，一门学说，不可能尽善尽美，必然有其短板。

理学同样如此，它有其伟大的一面，也有背光的一面。

它过分强调等级、秩序；将心的作用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禁锢人的思维，跟不上时代发展。

发展到明朝后期，理学已经流于空疏，束书不观、寡学空谈成为明朝理学人士的通病。

毫无疑问，科举出生的何腾蛟，同样接受理学正统观念的熏陶，以官方哲学为安身立命之本。

理学思想在何腾蛟身上产生了什么影响呢，我们可以在晚明两位理学宗师身上一窥究竟。

刘宗周，晚明儒学大师，理学执牛耳者。

崇祯二年，刘宗周被起复，来到京师，他上了一份奏疏《面恩预矢责难之义以致君尧舜疏》。奏疏里，他在军事、经济、用人等方面都提出了不少意见，从道理上看，也不能说错。

但是他的核心主张，是希望崇祯“诚能建中立极，默正此心，使心之所发，悉皆仁义之良，仁以育天下，义以正万民，自朝廷达于四海，莫非仁义之化，陛下已一旦跻于尧、舜矣。”

也就是拿理学的一套给出解决方案，但是崇祯即位之初，正欲待改弦更张，大展拳脚，希望的是有人能拿出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

意见不和，崇祯知道他是忠臣，也没为难他，只是觉得刘宗周所说是“迂阔之言”。

《明史》：帝以为（宗周）迂阔，然叹其忠。

得不到重用，刘宗周一年后辞职回乡。

崇祯九年，刘宗周又被再次起用为工部左侍郎。这时明朝局势恶化，内外交困，风雨飘摇。

刘宗周再上《痛切时艰直陈转乱为治之机以仰纾宵旰疏》，给出方案：

抑臣闻之，有天德者然后可以语王道，其要在于惧独。故圣人之道，非事事而求之也。臣愿皇上视朝之暇，时近儒臣，听政之余，益被经史，日讲求二帝三王之学，求其独体而慎之，则中和位育，庶几不远于此而得之。

崇祯很感动，感动于刘宗周的忠诚，然而这并没有什么用，这时的崇祯急切需要的是才望之士和退敌之策，刘宗周的“慎独”学说对他没有丝毫实际价值。

没多久，刘宗周再次上疏，惹怒了崇祯，将他革职。

崇祯十四年，吏部缺人，崇祯又想起了刘宗周，将他再次起复。刘宗周还是原来的主张，“一曰明圣学以端治本，二曰躬圣学以建治要，三曰重圣学以需治化”。这更无法满足崇祯的迫切需要。

在明末火器的发展上，刘宗周也起到了遏制的作用，他坚决反对崇祯重用汤若望制造火器，认为：

“臣闻用兵之道，太上汤武之仁义，其次桓文之节制，下此非所论矣。今日不待人而恃器，国威所以愈顿也。”“火器终无益于成败之数。”

崇祯觉得刘宗周忠直，所以一再想起他。等他来到身边，却又实在无法给予实际性的帮助，被认为“愎拗偏迂”，最终还是被革职。

看来，刘宗周的学术，已无法为明朝的统治做出贡献。

但是刘宗周的气节，又是绝对值得肯定的，弘光朝覆亡后，刘宗周效法伯夷叔齐，绝食而死，成就了他的人格。

图三 刘宗周像

相比刘宗周，另一位明末理学大家黄道周更为悲壮。

在崇祯末期，朱由检有心与清朝议和，腾出手来先解决农民军问题，支持议和的杨嗣昌等人受到重用。黄道周是议和的坚决反对派，他大骂杨嗣昌，痛斥议和，被崇祯贬出京城。

议和该不该议，从后面的局势发展来看，利显然大于弊。

黄道周虽然被贬，但在众多文臣的反对下，崇祯议和的决心被动摇，最终不了了之，议和的大门被关闭，明朝错过了一个得以续命的机会。

南明隆武朝，隆武帝朱聿键有心北伐，兵力却全部控制在郑芝龙手中。隆武帝表态，就算郑芝龙不出兵，也要亲自北伐。

黄道周这时担任内阁首辅，他上书：

“与其坐而待亡，不如君臣共出一拼。我为大臣，当先于皇帝而行，以为人臣表率。”

黄道周的北伐是悲壮的，他回乡散尽家财，慕得义军三千多人，马匹仅有十余匹，衣甲军器皆不齐全，这支近似流民的部队也因此被称为扁担军。

黄道周毫无军事经验，很快被清军击败，自己被俘。

被俘期间，清廷曾派著名降臣洪承畴劝降，黄道周对以一副对联：

史笔流芳，虽未成功终可法；洪恩浩荡，不能报国反成仇。

啪啪打脸洪承畴。

清廷劝降不成，黄道周于隆武二年三月五日就义。他在临刑前大呼：“天下岂有畏死黄道周哉？”

黄道周是个悲剧英雄，他以飞蛾扑火的自杀性北伐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和刘宗周一样，以气节被称为英雄。

图四 黄道周像

很明显，理学代表人物刘宗周和黄道周所坚持的，已跟不上时代的进步与发展，虽然有一颗忠于大明的心，但对时局已无能为力，甚至起到了反作用。

所以有人说他们“才谓不足而道学有余，主治未获经纶之益，甄士殊多砥砺之功”。

具体到个人，比如何腾蛟，以理学的角度来审视同为理学士大夫的何腾蛟的行为，或许能得出结论。

理学对纲常等级制度的绝对信仰，导致了在何腾蛟眼里，逼死崇祯的大顺军就是弑君杀父的凶手，是背弃最高天理的异端，他们的身份，永远是“流贼”，无法洗刷，与流贼同流合污，是无法被“理”认同的。

所以，何腾蛟先是排挤农民军，又是暗算陈友龙，随后又调走忠贞营。在他心里，并不是想要资敌，更不想降清，但从实际结果来看，湖南的局势基本就是被他生生一手整垮的。

在农民军势力绝对强大，无法与之抗衡时，何腾蛟也会进行有限的合作，比如收编郝摇旗等人。由于对大顺军无法消除的成见，他也在对农民军进行内部分化瓦解，也就是“限贼”和“溶贼”，在他心里，从来没有真正把农民军看成自己人。

因此，在孔有德撤退，堵胤锡联合忠贞营收复湖南，围攻长沙的时候，何腾蛟不择手段加以破坏，把他们调走。

同时还要看到，何腾蛟虽然是理学士大夫，但他并不纯粹。

拥兵湖南，不听隆武帝调遣，他身上还有明末将领军阀化的表现。

暗算陈友龙，调走忠贞营，还有另外的原因：私怨和争功。私人来说，他对陈友龙之前攻陷他老家贵州黎平，俘虏他家属耿耿于怀；作为督师，他又怕被别人抢走了收复湖南的功劳。

何腾蛟的结局，却又和刘宗周、黄道周如出一辙。

何腾蛟死得很是壮烈，当他被清军包围之时，端坐马上大呼“我就是何督部，死也该明明白白、干干净净，奴辈不得沾污我!”。

被俘后，他誓死不降，绝食求死。济尔哈朗见劝降不成，只好将其杀害。

就义前，何腾蛟口占绝命诗：

天乎人世苦难留，眉锁湘江水不流。炼石有心嗟一木，凌云无计慰三洲。河山赤地风悲角，社稷怀人雨溢秋。尽瘁未能时已逝，年年鹃血染宗周。

这就是复杂的何腾蛟——一个不纯粹的军阀化的理学士大夫。

图五 明朝影视作品

何腾蛟之外的人们

在明末清初那个时间段，何腾蛟绝非孤例。从开头起露过脸的文臣们，基本上都受到理学影响，从左懋第、史可法、马士英、黄道周到朱大典、苏观生、瞿式耜等人身上，都能找到理学的影子，与何腾蛟相比，他们还要更为纯粹。

这些名臣从小受到的正统教育，使得理学观念深入骨髓，能力不足又不思变通，顽固地坚持唯心的思想，一再搞内斗，事到临头，却拿不出解决办法。

但如果要怀疑他们的忠诚和气节，那也是站不住脚的，这些人最后都守节而死，成就了后世的赞誉。

他们的气节是守住了，因为殉国，掩盖了行动上的无能，后世评价多是正面。但是国家却完蛋了，一次次的机会就在顽固守旧与争执内斗中付诸流水。

这也正是“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忠诚及百无一用。

或者还可以看看降清的钱谦益，与史可法等纯粹的理学士大夫相比，他在成色上要稍逊一筹，与何腾蛟各有千秋，何腾蛟大搞破坏又尽忠殉国，钱谦益则是投降在先又在背后大搞破坏，如果要究其本质，则还是来自思想深处。

鲁迅先生在多部作品中都说，封建礼教是“吃人的礼教”。在我看来，他所说的礼教，更多是指理学的缺陷。

相比制度的缺陷，经济的崩溃和军事上的失败，思想上的僵化或许才是明朝灭亡的更重要原因。

不过还要看到，到了这时，除了何腾蛟，很难再找到其他带兵的督抚，文官带兵的传统在这时已被完全破坏。离奇的是，一般来看，武将带兵应当更能激发部下的战斗力，但武将的表现集体崩坏，甚至还不如战绩一塌糊涂的何腾蛟——因为他们大部分都投降了，转而变成了绿营。

上百万明军，对阵清军时不堪一击，而他们投降成为清军后，又战斗力爆表，可以回过头碾压原先的同僚，这个现象同样很奇怪，是什么原因导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