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四川离奇命案：婆婆被诬与人通奸，杀害丈夫和儿子，奸夫竟是狱中囚犯，真相如何

清朝咸丰年间，四川重庆府合州县发生了一桩恶性刑事案件。

一天夜里，合州七涧桥一户鞠姓人家父子两人，被人杀死在家门口数十步远的路旁。这户人家共有四人，母亲向氏和儿媳醒来发现丈夫不在床上很害怕，她们躲在屋里战战兢兢地熬了一夜，天亮后才敢出门查看，发现父子二人已倒在血泊中。

案子很快报到衙门，合州知州荣雨田迅速带人查看现场，验尸过后，荣雨田心里就不迭声地叫起苦来。

现场清楚表明，这是桩“三无”谋杀案，即无物证，无目击者，也无任何线索，官员们最怕的就是这种案件。

对这种恶性刑事案件，清朝在《大清律例》中对破案时间有严格规定，要求 “立限速结”。

人命案审理分为四个环节：案发地州县官府必须在三个月内破案审结，这是初审；随后人犯押送到府一级，府里在一个月内完成核查并送到省城，即复审；省里执掌刑名的按察使再次审核，时间也是一个月，完成后提交总督、巡抚，一个月内完成最终审核，最后上报朝廷。

这个过程有四道程序，六个月时间，然而如果是情节特别严重的命案，要求尽快破案，时间被压缩到四个月。

合州命案就属于这种案件，留给荣雨田的时间其实只有两个月。

在以农业为主的清朝，社会流动性差，人们生活比较简单，很少发生人命大案，一下子两人被杀，更是耸人听闻。合州杀人案无异于在平静的川东投入了一块巨石，大家都炸开了锅，重庆府隔三差五就严令合州快速破案。

那么，如果荣大人无法破案，会面临什么样的处罚呢？

首先，他会被扣发一部分俸禄以示处罚，并被宽限一个月时间限期破案；六个月内没破案，荣知县会被第一次参劾，并受到降级留任的处分；如果一直不能破案，每隔一年他就要接受一次参奏弹劾，到了第三年要是案子还没破，他会被降级调用，仕途很可能提前夭折。

显然，处分是很严格的，可是大清的基层官员又不是每个都是狄仁杰，哪有能力个个在短时间内侦破重大案件呢？荣雨田就是众多基层官员中的一个，自己的辖区发生了恶性杀人案，上级多次催逼，态度越来越严厉；而另一边，苦主又隔三差五就到衙门哭诉。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虽然荣雨田想尽一切办法，还是无法找到任何线索，荣知州的乌纱帽眼看就要不保，而且还两头受气，他的精神高度紧张。

看到他每天唉声叹气，县里刑名师爷给他出了个主意： 衙门里的刑吏陈老伦是个高人，他在地方上人脉广，手腕高，在合州地头很吃得开，要不，大人您找陈老伦试试？

荣雨田听罢立即表示同意，派人去请陈老伦。

陈老伦再牛，也不过是个小吏，为何师爷一举荐，知州大人就肯放下身段，去求陈老伦呢？这牵涉到清朝底层官场的现状。

清朝曾被形容为 “本朝与胥吏共天下”。胥吏就是书吏，也就是官府衙门里具体办事的小吏。他们不是官员，只是办事人员，负责维持衙门的运转。他们熟悉当地语言，对民宿民风、人情世故都很了解。同时，他们也熟悉官府的游戏规则，清楚衙门里的弯弯绕绕，对各种规章制度、案例条文和政务的来龙去脉都弄得清清楚楚。

书吏和衙役中的许多人从小就吃衙门饭，办事老到，经验丰富，官员要在当地工作，还真离不开他们。

从源头上说，书吏和衙役都是官府从老百姓当中征发的服役人员，但实际情况是，很多家庭垄断了书吏和差役的职位，父子相传，以当差为生。书吏和衙役成了一种职业，不用再每次重新挑选。

自古官员任职都有回避制度，不能在本乡、本土为官，书吏和衙役则不需要回避，家里几代人都可以在同一个岗位上当差，最后就成了衙门里的地头蛇，可谓“铁打的差人，流水的长官”。

久而久之，胥吏把持了基层实权，有大量隐私舞弊、中饱私囊的机会，把经办的工作当成了生意。比如，老百姓去衙门打官司，衙役可以向当事人索要“鞋袜钱”、“酒饭钱”、“招结费”、“带堂费”等，如果不给，他们就处处设卡，让当事人根本见不到官吏，叫他们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最后只能认输给钱。

衙役直接接触当事人，书吏则坐在屋里处理公文，协助办理公务，权力就更多了。书吏向当事人索取的费用有“纸笔费”、“挂号费”、“传呈费”、“出票费”、“到案费”、“铺堂费”等等，案件侦破了或者事情办完了，还要收取“结案费”，这些大大小小的费用加到一起，差不多能让一个普通人家破产。

书吏和衙役逐渐演化成了一个特有的阶层，他们既是老百姓，又有官府背景，既熟悉白纸黑字的规章制度，又熟悉纸面背后的游戏规则，能量不可小觑。

如果问题能够通过正常途径解决，官员是不会屈尊依靠书吏和衙役的，但如果真遇到了难题，他们就只能把希望寄托在这些衙门里的当地人身上。

合州知州荣雨田就在巨大压力面前，把陈老伦当成了救命稻草，而陈老伦来到后，果然大言不惭，一口就答应下来。不过他也提了一点要求，请荣雨田预支一笔赏金，并宽限一段时间，荣雨田破案心切，自然一一满足。

陈老伦接受任务后是怎么做的呢？他先派了一个媒婆到鞠家和向氏套近乎。媒婆关切地询问了鞠家命案的基本情况后，同情地说： 你家遭此惨祸，打官司又要花钱，今后你怎么生活啊？衙门短时间也破不了案，就算破了你也得不到什么赔偿，找衙门办事到处都要花钱，案子拖得越久，要花的钱就越多，你们两怎么吃饭过日子啊？

一番话说到了向氏心里，她皱起眉头： 是啊，我们娘儿俩的日子可怎么过下去啊？媒婆趁机说道 ：你儿媳年纪尚轻，很难守得住寡，不如让她改嫁了，既能省一笔生活费，又能得到一笔聘礼。

向氏觉得有道理，她听信了媒婆的话，托她物色人选。

明清时期女子改嫁很不容易，但如果寡妇的夫家主动提出让寡居的儿媳改嫁，事情就容易很多。

媒婆推荐的人选正是陈老伦，听了介绍后，向氏对陈老伦很满意， 一是陈老伦在合州衙门里办事，有身份，有地位；二是听说陈老伦很有手段，很会办事，收入也很高。把儿媳嫁过去后，不仅儿媳的日子会过得不错，而且陈老伦还能接济帮助自己。所以，向氏欣然答应了这门婚事，将儿媳嫁入了陈家。

陈老伦娶到新夫人后，果然待她很好，家里事情无论大小，包括理财都托付给她，陈夫人过得安逸富足，日子比在鞠家好多了，她很快就喜欢上了如今的生活。

可是婚后不久，陈老伦的工作越来越忙，准点回家成了难得的事，即使半夜到家后还时常忧色，陈夫人几次询问，陈老伦只说工作压力太大，让夫人不要担心。

又过了几天，陈老伦脸色惨白，脚步沉重地回到家。一进家门，他话也不说，一下子瘫倒在椅子上。陈夫人害怕了，连忙问他怎么回事。一连问了好几遍，陈老伦才缓过神来，说：鞠家的命案要了我的命。

陈夫人一下子就懵了，连忙追问，陈老伦这才说：知州大人把侦破鞠家命案的任务交给了他，责令他一个月内破案，不然就要杀我顶罪，我危在旦夕了。

陈夫人已经完全适应了陈家安逸的生活，满心希望平平安安、锦衣玉食地过一辈子，突然听说丈夫又要死了，好日子没过几天就要完了，她焦急万分，忙问有什么办法。

陈老伦吞吞吐吐地说：我知道应该怎么办，但我不能说。夫人，我更不能对你说。

陈夫人的胃口一下被吊起来了，一定要他说。陈老伦这才不情不愿地开口：鞠家的案子，我已经查清楚了。你前公公是被婆婆向氏和她的奸夫谋杀的，你不知道吗？

陈夫人连忙摇头：婆婆她不是这样的人。

陈老伦继续说：你婆婆和人通奸，怎么会告诉你呢？何况，我连和她通奸、一道密谋杀人的奸夫都抓到了。

陈夫人一听这话，信以为真，沉默不语。

陈老伦接着说：夫人啊，只要你上堂指证向氏的奸情，我就能活下来，和你白头偕老，其他事情与你无关，我会处理好的。

陈夫人左思右想，出于对陈老伦的信任和贪图安乐的生活，终于答应下来，陈老伦马上向荣雨田报告，说案件告破，是向氏通奸谋杀亲夫。

在陈老伦的精心策划下，这起案件出现了两个人证：陈夫人和另一名壮年男子，当然这名男子也是被他收买来做伪证的。荣雨田立即抓来向氏，在堂上一顿用刑，向氏吃不住刑罚，只得哭着认罪，承认自己与壮汉通奸，制造了鞠家血案。

向氏通奸杀人，在动机上、情理上都说得过去，人证也齐全了，向氏自己也认罪了，表面看来，这个案子可以结案了。但是，向氏杀人使用的是什么凶器？杀人现场在什么地方？向氏一个弱女子，怎么杀死两个男人，奸夫是否一起动手？这些问题都没有得到解答，也就是说，这桩案子只有两个所谓的证人和口供，没有证物。单凭两份口供，怎么就能判定向氏杀害丈夫和亲生儿子呢？

可是，荣雨田和幕僚们一致认为，案子审到这一步，完全可以结案了。这里就体现了古今司法审判的内在差异。现在我们抓到一个嫌疑人，要找到各种各样的证据，证明这个嫌疑人真的有罪，这个过程的潜在逻辑是任何人都是无罪的。

但是，古代奉行的侦破逻辑是 “有罪推定”，即抓住了一个嫌疑人，就认为他是有罪的。官府所要做的，就是让他承认自己有罪。在这个过程中，嫌疑人的口供是最重要的证据，人证、物证等其他形式的证据虽然也有一定作用，但和嫌疑人的口供相比，作用要小很多，只能算是参考因素。因此，过去官吏们在破案过程中，会想方设法让嫌疑人认罪。

鞠家命案的结案卷宗被上报到重庆府，开始下一步程序。与此同时，案情在民间早已传得沸沸扬扬，百姓们普遍认为向氏是冤枉的。

那么，向氏有没有可能翻案，又该怎么翻案呢？

按照清朝司法审判的大致程序，刑事案件发生后，首先由发生地的州县衙门接纳审理，州县的审判就是初审。

州县的审判权限很小，只有笞刑和杖刑的行刑权，徒刑以上都要上报；州县的责任却很大，必须完成案子的侦破和审理的工作，并做出量刑。

经过层层上报，一道道程序后，案子完成终审，但是流刑、死刑及以上的量刑权在朝廷，类似的案子必须上报朝廷，其中死刑及以上的案子必须由刑部或者三法司全面审核，确定无误后由皇帝裁决，这才算最后结果。

整个司法程序复杂，审判层级繁多，形式上体现了中国古代司法“慎刑”的原则，也即是司法审判要谨慎小心，人的生死不是儿戏。

因此，古代司法制度在形式上也给当事人提供了详尽的申诉空间，每一个审级都允许当事人上诉，只要终审没有完成，都允许翻案。当事人可以在当地衙门申诉，如果行不通，可以越级申诉，如果地方上的最高级省里也不行，当事人还有一张王牌，那就是告御状。

清朝的通政司，专门负责政令上传，其中一个部门叫“登闻鼓厅”，里面有一张大鼓，允许任何人敲鼓鸣冤。一旦敲鼓成功，也就意味着敲鼓的人得到了一次向朝廷直接陈诉的机会。

以上所有申诉方法都是理论设计，在现实中要想真正实现翻案，非常困难。

首先，上级部门没有能力，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对下级的案卷进行全面核查，更不可能重新审核。上级往往以下级衙门的审判为基础进行追认，越往上，这种下行上效的情况就越普遍。府里认可县里的审判、省里认可府里的审判，刑部认可省里的审判，最多也就是改正一些错别字和格式错误，再加上几句可有可无的官话套话。

在这种情况下，县里的审判就成了所有环节的基础，所有的压力都加在了基层官员身上。而基层官员却在官员体系和规章制度中最没有发言权，他们压力最大，责任最大，为了完成任务，州县官员不得不常常游走在黑白之间的灰色地带，这也是中国古代冤假错案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一个案子在政府体系中走的程序越多，被牵涉进来的官吏就越多。所有对案件签字确认的人，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一旦这个案件被证明是冤假错案，相关官员都要受到处分。而官员和官员之间，官府和官府之间，存在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大家都是连在一起的。在翻案问题上，官吏们的利益是一致的，那就是案子一旦经手，就不能翻案。

所以，翻案的时候，申诉者不仅要证明案件本身是个冤案，还要面对整个司法体系的阻挠，所有经手的部门和官吏，还有和他们有各种关系的官员们，会堵上每一条申诉途径，极力掩盖案情的真相。

具体到合州鞠家的命案，向氏的弟弟在姐姐被判通奸杀人后，马上就开始了上诉，但是他在合州、重庆连连碰壁，一次次被驳回，这件案子很快上传到四川省，就等省里审核后上报朝廷确认了。

但是，向氏的娘家人并没有放弃希望，他们商量后觉得还是要上诉，最后他们想到了一个办法，让向氏的侄女当抱告，替姑姑申诉。

抱告是在明清时期比较成熟的诉讼代理制度，简单说，就是当事人可以委托家人或者亲戚代表自己发起诉讼。

清代规定，四种人可以由他人抱告。

第一种是和政府有密切关系的人，比如在职和卸任的官员、有功名在身的读书人、衙门里的胥吏等。这些人如果直接发起诉讼，很可能影响司法独立和公正，所以不能直接出面打官司，遇到牵涉自己的案件，必须找人抱告。

第二种是声望特别高的人，如大文豪、大画家、高僧、族长之类，他们也不方便直接跑到衙门里，跪在地上喊冤，因此他们也可以找人抱告。

第三种是读书人家的女性或者大家闺秀。在明清社会，女子抛头露面被看作很不光彩的事情，尤其是体面人家的女子。所以，很多时候涉及这些女性的诉讼行为，都是由她们父亲、丈夫或者儿子出面代理，官府也认可这么做。

第四种要找抱告的人是被关在监狱里的嫌疑人，他们觉得自己冤枉，又不能跑出去上诉，所以必须让他人抱告，向氏就属于这种情况。

对于替其他人抱告的人，《大清律例》规定， “诬告者，罪坐代告之人”，也就是说如果最后证明是诬告，替人抱告的人要承受所有惩罚。实际上，官府往往会把出面抱告的人当成直接原告来对待，该呵斥的呵斥，该用刑的用刑，一点也不区别对待。所以，出面替人抱告，尤其是替刑事重犯抱告，是需要很大勇气的。

向氏的侄女没有害怕，没有退缩，勇敢地前往省城成都为姑姑喊冤。由于之前正常做法已经行不通了，向家人想了个极端的办法，直接拦四川总督黄宗汉的轿子，当众喊冤。

拦轿喊冤是百姓的合法权利，但那只是理论，现实是官府和官吏们非常讨厌百姓拦轿喊冤。

明清的法律制度表面支持百姓拦轿喊冤，同时又在细节上做了种种限制。比如规定拦轿喊冤必须是迫于无奈，否则就算是“越级上诉”，是有罪的，要受杖责五十。

明清两代都严格限制老百姓拦轿喊冤，把审判责任推给下级官府，中高级官员普遍反感百姓拦轿喊冤，因为有人喊冤，就意味着麻烦上门了，处理不好，自己有可能掉乌纱帽。

至于官员身边的衙役和兵丁们，他们也不欢迎拦轿喊冤。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凡是遇到喊冤的，不等对方喊几声就用鞭子赶走。

这天，黄宗汉外出，向氏侄女从路边跑出来，扑通一声跪在地上，举着状纸大叫：冤枉啊，冤枉！

她刚喊了两声冤枉，就有总督卫队的兵丁挥舞皮鞭抽打她要把她赶走，但是小姑娘坚强地跪在地上，继续大声喊冤，卫队兵丁冲过来好几个人，不断鞭打她，倔强的小姑娘执意不走，终于惊动了黄宗汉。

黄宗汉听到外面闹哄哄的，探头一看，看到士兵在鞭打一个跪在地上鸣冤的姑娘，他马上出来呵斥制止，并收下了向氏侄女的诉状。

简单浏览一下，黄宗汉大致知道了案情，但是案子已经送到了按察司，黄宗汉不好贸然插手，于是他安慰了几句向氏侄女，并告诉她，自己会跟进这个案子，如果真有冤情，会及时为她平反。

说罢，黄宗汉吩咐手下赏了小姑娘两吊钱，并叮嘱她到按察司留意进展，向氏侄女千恩万谢地走了。

黄宗汉并没有忘记这件事，过了几天当他外出时经过按察司衙门，就命令轿夫落轿，径直往按察司衙门里走，想看看案子的进展情况。

令人奇怪的是，按察司衙门口的看门小吏，竟然挡住了黄宗汉，不让总督大人进门。

黄宗汉很奇怪：你这是要干什么？

小吏回答：按察司是司法重地，总督大人不具体负责司法事务，不方便进去。

黄宗汉驳斥说：我是堂堂四川总督，掌管全省军政事务。虽然不是专管刑名，但也是我的分内事。今天，我就是专门抓司法审讯工作来了。

看门人又借口说：按察使大人正督率衙门官员查案，不方便打搅。

黄宗汉问：什么案子？

看门人回答：合州的案子。

黄宗汉说：好，好，好！我真要过问这件案子呢。

说完，他一把推开看门人，大摇大摆进了按察司衙门。

看到黄宗汉闯进衙门，正在审案的按察司官吏们都吃惊地站了起来。黄宗汉只见地上跪着一人，正是被告向氏，看到总督大人驾到，向氏立即推翻了之前的供述，希望能够得到翻案。按察使大怒，下令衙役掌掴向氏，经过之前数次审核，向氏已经遭受几次皮肉之苦，如今又遭到衙役通达，更是血肉模糊，两边的牙肉都已露了出来。

黄宗汉看了于心不忍，便发话说：此女可怜，诸位大人为什么专审她一人？

按察使一时答不上来，只得挥手让衙役退下。黄宗汉又问：诸位大人，你们审问案子，就只问嫌犯一人，不召其他人过堂吗？

按察使这才下令：带奸夫上堂。

黄宗汉打量了一下这个奸夫，只见他面色红润，身体强健，分明是个壮汉，哪里像坐牢的囚犯。黄宗汉不禁发怒道：如此凶嫌，何不仗之！

眼看总督动怒，衙役们不得不棍棒伺候，没打几下，那壮汉就像杀猪一般叫了起来：不要打了，不要打了！你们之前不是说好不让我受刑，完事了还有银子吗？今日为什么打我？

话一出口，堂上所有官吏都大吃一惊，黄宗汉尤其震惊，他命令道：给我往死里打，看他招不招实情！

很快，壮汉就熬不住了，供认自己与向氏并没有奸情，更没有合谋杀人，他本是合州监狱一名犯人，这些都是合州刑吏陈老伦花钱让他干的，并许诺他不会有任何事情。

按说事情到这里，似乎能够为向氏翻案了，但在实际操作中还行不通，壮汉做伪证，只能证明他并非奸夫，之前的审理有错误，但真凶依然是个谜。按照“有罪推定”，只要没找到凶手，就不能彻底派出向氏的嫌疑，她的冤屈就不能彻底洗刷。

堂堂四川总督竟然不能依据司法系统推翻一个明显的错案，黄宗汉决定自己想办法，他召来亲信李阳谷，命令他秘密前往合州微服私访。

不得不说，黄宗汉确实有识人之才，他挑选的李阳谷，胡子很多、很长，人称李胡子。他还是一个候补官员，以廉明著称，勇于干事闻名，接到总督黄宗汉指示后，李阳谷乔装打扮成商人，带上两个仆人赶往合州。

李阳谷分析，既然这是桩三无案件，说明凶手之前与鞠家人并没有交集，可能并不是当地人，作案是临时起意，所以从熟人那里得不到什么线索。

按照推理，犯下如此大案，凶手很可能立马逃离，那么就可能会在沿路留下线索，李阳谷决定在这点上寻求突破。

来到合州，李阳谷以经商为名，住遍了周围大小旅店，详细向老板和店小二打听案发前后几天值得留意的客人。功夫不负有心人，暗访大半个月后，他终于在一处僻静旅店打听到一个消息，案发后两三天内，曾有两名男子前来投宿，店小二无意中听到其中一人与同伴私语，说自己闯了大祸，要远逃他乡避难。

巧合的是，店老板还认识其中一人，此人常年在外经商，前段时间刚好回家。根据这条线索，李阳谷顺藤摸瓜，找到那个商人，他很快承认，自己以前的搭档曾对他说起过闯了祸杀了人，但他们随后分别各自外出经商，后面并没有见到过他。

李阳谷和两个仆人都有官府的身份，他们急忙根据商人提供的信息按址按索骥，顺利在家中将嫌疑人抓获，可谓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合州杀人案很快告破，真凶供述：

当天夜里我路过合州七里涧，盘缠用尽，就摸到一户人家偷了一条被子。刚出门，一个男子追出来要夺被子。我吓他说：快走，不然我杀了你！谁知他不但不走，还过来抢被子，我就举刀砍到了他。这时又一个小伙子出来追我，我又杀了他。事后，我害怕了，远逃他乡避难。一年多后，听说案子已经以谋杀亲夫结案，才敢回到家里。

经复核，案犯所供细节都能对得上号，案情至此水落石出。

案件最后得到改判，除处死真凶外，向氏得到无罪释放；四川按察使、川东道台、重庆知府被革职；合州知府荣雨田本当严惩，但他上下活动，花了不少银子，最后仅仅被革职；书吏陈老伦知道真凶被抓后畏罪自杀；陈夫人受到了最严重的刑罚，被凌迟处死；做伪证的壮汉被发配充军；为向氏鸣冤的侄女得到表彰；李阳谷查案有功，出任知县实缺。

不久，黄宗汉内调朝廷，成都将军暂时代理四川总督，四川官场又开始涌动暗潮，想再次翻案。代理总督竟然以最初的判决上奏朝廷为由，为被革职的官员请求复职。巧合的是，黄宗汉被任命为刑部尚书，他严词驳回，四川方面这才不敢翻案。

时谣唱道： “合州一朵云，盗案问奸情。如要此案明，须杀陈老伦。”

通过合州杀人案的审讯，能了解到清朝基层官府的司法审判压力和他们的“有罪推定”逻辑，这些都助长了基层冤假错案的发生。清朝制度虽然为冤假错案的平反设置了各种渠道，展现出了包容的姿态，但在实际中存在着诸多的限制。黄宗汉以总督之尊，纠正辖区内的一桩冤案都非常困难，如果没有黄宗汉，向氏想来必死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