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英国威海卫租借地城镇化进程中的市政建设及其启示

摘要

市政建设是城镇化进程中的重要一环。清末民初，英国统治之下的威海卫码头村从一个渔村逐渐发展成繁华的城镇。在这一过程中，其市政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这些成绩主要包括：完善行政建制，出台市政法律法规，重视制度建设；整修道路、修建码头、发展邮政电话等通讯事业；整顿市容市貌，发展公共卫生事业；兴建政府建筑、运动场、公园，建设公共空间。威海卫在城镇化过程中，重视制度规范，严格依法管理，坚持规划先行、因地制宜突出特色，投入量力而行，引入社会力量，为我们今天提供了启示。

市政建设是乡村城镇化进程中的重要一环。近代以来，列强在中国租界和租借地内开展的市政建设，开启了中国市政建设的早期现代化之路。英国占领的威海卫是其中的代表。1897年底德国占据胶州湾、俄国租占旅顺大连之后，英国认为其所坚持的“列强在北直隶湾的均势原则被打破”，为“防止北直隶湾或者直隶落入某一个列强国家之手”，英国与清政府签署《订租威海卫专条》，租占刘公岛、威海湾群岛以及威海全湾沿岸以内十英里的地方。1901年，中英完成联合勘界之后，威海卫租借地的范围正式确定：其疆界“东起大岚头东北海滩，西至双岛港的黄泥岛，东西最大横距41.8公里；南起窦家头村南，北至褚岛，南北最大纵距28.9公里；陆地边界长64.4公里，海岸线长115.9公里；总面积为640.5平方公里”。

威海卫的一条街道 约1933年 来源：布里斯托大学

因为英国所租之地并不包括威海卫城，所以英国人租占的地区没有城镇，只有315个村落。其中，最大的村子是码头。英租之初，码头约有2000人。在外国人看来，“码头并不是个宜人的村子，它的位置很好，但很脏，气味难闻，名声也不好。它只有一条长长的街道，无趣且不美观，村里主要住着渔民”。英国人到来之后，将码头村命名为爱德华港，在此建立了英国行政长官署等机构，并致力于发展此地的交通、通讯、公共空间以及绿化等市政事业。由此，码头村逐渐向近代城镇转变。对于英人在码头的建设，朱世全的《威海问题》、帕梅拉•艾特威尔的《英租威海卫及其归还始末》以及威海市档案馆编著的《米字旗下的威海卫》等著作，都对相关史实有所梳理。本文的努力方向在于，利用英国国家档案馆（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UK）所藏档案及威海卫行政公署的资料，尽量完整地呈现渔村威海卫城镇化进程中的市政建设事业发展情况，进而揭示其在近代中国城镇化市政建设中的启示。

爱德华港码头 约1902-1903 来源：布里斯托大学

一

行政建制与市政法规的出台

1898年7月1日，中英《订租威海卫专条》签署之后，英国海军部和陆军部先后接管威海卫，到1901年1月1日，殖民部正式接管威海卫，对该地实行民政管理。根据《1901年枢密院威海卫法令》，威海卫建立起以行政长官为首的殖民政府。

英国威海卫殖民政府是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合一。其建立之初，拥有行政长官、政府秘书兼地方法官、财务助理、巡查（警官）、医官、土木工程师等主要官员十余人。政府选择将码头村（英国人占领后改名为爱德华港）作为政府所在地。他们在这里建造行政办公地点和主要官员的住所。从1901-1905年，政府先后完成了政府秘书、财务助理、巡查等主要官员的办公和住所建设。随后几年，随着爱德华港贸易的日益繁荣和道路的逐年畅通，加之医院、新式学校和法庭等公共场所的出现，原本的渔村呈现出繁荣景象，逐渐向城镇发展。1906年，殖民政府建立了村董—总董体系，由新设的华务司主管。1916年，威海卫行政公署对华务司的职责进行重新划分，并在爱德华港分设副华务司署。正华务司驻在南区温泉汤，“主管财政、民政、文案、狱政并审理民事案件；副华务司驻在爱德华港，主管税收、港务、警政并审理刑事案件，兼任高等法院书记官”。至此，威海卫行政公署的行政建制正式完成，并一直保留到英国归还威海卫之后。

从威海卫殖民政府的行政建制来看，政府中没有专门的市政建设和管理部门。不过，拥有市政建设和管理权的部门也相对集中，工程处、巡捕房、医疗卫生处三个部门各司其职，相互协作，负责威海卫的市政建设和管理。其中，工程处负责规划、选址和新建筑的修造，巡捕负责公共事业管理，医官和卫生检查员负责卫生和检疫事业。另外，政府还会组织各类专业委员会、引入社会力量进行市政建设，如成立灭蝇委员会、引入社会力量成立志愿消防队等。

威海卫行政公署建立之后，重视市政制度建设，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从1903年到1930年，行政公署共颁布条例（Ordinance）115项（含修正案与后来废止者），据笔者粗略估计，其中近40条涉及市政制度建设。除条例（Ordinance）之外，行政公署还颁布了很多规章（Regulation）对条例进行解释和补充，这类规章中，涉及市政建设者数量更为庞大。如《1903年公共卫生与建筑条例》颁布之后，行政公署曾根据这一条例先后颁发清涤鱼池规章（1918）、摆渡点灯规章（1920）、卫生章程（1921）、开设客栈规章（1926）、禁售汽水章程（1927）、照费规章（1928）等规章对其进行解释和补充。

前述巡捕和卫生官员负责城市的公共管理和卫生事业，在法律法规中也有明确规定。如1903年行政公署制定的《1903年巡捕条例》中规定：“如大路上有大石头以及别种阻碍物，巡捕应当挪开；若大路桥梁沟渠有损坏之处，巡捕亦须禀报”，“无论何人若在井旁洗衣，巡捕必当禁止”，“每晚九点钟以后直到次早八点钟一前，巡捕当禁止打锣以及放鞭等事”，“无论何处路灯，若有毛病，巡捕必须禀报”，“凡犯以下所列之规条者，巡捕当禀：侵占大路小道或街巷者，倒脏物在通行之街巷及海崖者，国家拉脏车所倒之脏堆，如有在上捡物者；凡有碍于大路桥梁沟渠者，凡售卖有碍于卫生之物，如腐烂之肉、鱼、水果以及他种不合宜之物者”……同年，行政公署出台了《1903年公共卫生与建筑条例》，明确了公共卫生的相关整治措施（行政长官的权利、卫生检查员的职权、妨害公共卫生行为包括哪些）、建筑要求、违法与罚款。以对建筑的要求为例，起初由卫生检查员把握尺度，1921年行政长官制定了严格的规定，对面包房、猪圈、牛棚、牛奶厂、屠宰厂、集市、鱼池、澡堂、洗衣房、厕所等各类建筑以及垃圾清理等行为提出了非常具体的要求。

各项条例规章对市政建设事业的规定都非常详细严格。如对养猪房与牛棚，《卫生章程》规定：“所有各养猪房与牛棚必须光亮通风以合医务官之意为度，其地面须填以好石灰至少须足六英寸或填以水泥混凝土至少足三英寸，其对合法为水泥一成、沙三成、石子五成；石子需砸碎以能通过一英寸之环为度，填好之后其上仍须敷以沥青或水泥或医务官所许之别种物料至少足半英寸使之光滑坚密不透水”；再如对屠宰场的规定，《1903年公共卫生与建筑条例》中要求：屠宰用的容器内“污秽物每二十四小时至少清除一次，或屠宰牲畜三小时内清除干净”；“屠宰房地面、墙侧及其他房内部分在屠宰后三小时内冲洗干净”；“所有牲畜宰杀前须由医务官或卫生巡查察验，查验后印上医务官批准的戳印”，“牲畜宰杀前须通知医务官”；宰杀后须分割加工好挂在“悬挂棚或冷却室”，肉上“覆以合适的布料，该布须至少二十四小时清洗煮沸一次”；房屋“所有门窗及其他开口须装以防蝇铁纱网或其他合适材料”；“任何人不论任何原因都不得将已死动物运往或令人运往屠宰房”。

由此可见，随着威海卫行政公署在码头村的建立，港口内出现了十余处政府行政办公机构，行政公共场所的出现，与贸易的繁荣一起，使爱德华港成为威海卫地区的政治和经济中心。在行政公署工程处、巡捕房和医疗卫生处的负责下，爱德华港的市政事业逐步发展起来。而行政公署出台的关于市政建设和管理的条例和规章，为爱德华港的市政建设事业提供了制度方面的保障。

二

道路与通讯事业的建设

在英国人看来，近代山东的道路状况非常糟糕， “从芝罘（今烟台）到威海卫边境的路，许多地段只是一条小道，马车不可能通过，只能看到驮载的牲口来往于通商口岸”，“除了一些骡子和手推车以外，很少有别的交通工具”，“整个山东东部一直到青岛，交通条件都是同样的原始。”基于这种认识，英国人到达威海卫之初，便致力于发展境内交通。1901年，英国当局在租借地境内修筑了23英里的土路；1903年，他们花费了18,280美元，维修了码头的主要干道5英里，在路上铺设石子，将其改造成碎石路，这使码头的街道在实用和外观上均得到极大改善。随后几年，英国威海卫行政公署先后组织整修多条境内道路。这使租借地内外的道路形成了“鲜明对照”，“进入威海卫的最后10英里，路非常好走，平得像台球桌一样，路面上没有一条车辙或松散的石头，最后7英里甚至还用里程碑标示”，并且“租借地内的所有河上都修造了非常好的新石桥”。整个英租期间，当局一直在租借地内的边远地区修路建桥、改善交通。此外，政府还在境内建造延长的混凝土水渠，改造道路排水系统。至1930年威海卫归还时，英国在威海卫共修筑干道8条，支线14条，总长度超过50英里。英国人修筑的道路能够抵御暴雨，路上还修筑涵洞、桥梁，路旁有排水渠，还栽上了槐树为主的道旁树，码头村的道路上还安有路灯。整体而言，英国殖民政府在威海卫新修的道路设计科学、质量较好，极大地改善了当地的交通条件。

英国威海卫行政公署在界内进行道路修建工作“得到了整个租借地民众的衷心拥护”。这种拥护主要表现在：第一，在修建道路时，得到民众的大力配合。道路穿过耕地、需要房屋搬迁时，民众都积极响应；道路旁须栽树木，树苗须由邻近村庄自备自栽，也得到了民众的支持。第二，道路的修建工作基本都是由各村村董负责，以承包制进行，所有道路都保质、按时修建完毕。这与村民的支持密不可分。第三，意识到修路的好处之后，当地百姓联名上书，主动要求政府修建本村的道路。

英国行政公署和境内绅商还致力于海上交通建设。在海上的行船标志建设方面，英国建立了两座灯塔和三个浮标，灯塔“一在赵北嘴，高出海面九十余尺，开关俱为每半分钟一次，白色，有看守者三人；一在金线顶，为红色，指示东西两口船只出入，其开关为八秒钟，在两口远望，距离为几英里”。在码头建设方面，1918年，通过征收航运附加税，威海卫商埠商会筹集了数额巨大的资金并建成了胜德码头。为修建码头货仓，商会设立“海湾建设基金”，基金主要来自于航运附加税，公署和商会利用这笔钱改善了海上交通及其配套设备：投资6万元修建货仓；花费1万元购买海岸巡逻船；花费6500元在境内码头区安设路灯。到1930年，“港湾建设基金”的积累达8万元，利用这笔钱，爱德华港南面的水仙湾建造了一个新码头和一条质量上佳的公路。

关于境内通讯方面，英国人最在意的是邮政通讯。英租之初，在威英人收信周期长达五个星期一次。为改变这种局面，1902年威海卫政府与太古轮船公司订立合同，政府承诺该公司每季将得到1000元的补贴，该公司则承诺每年自3月15日至11月15日八个月中，轮船至少每七天从上海到威海卫往返一次，在英语和法语的邮件到达后48小时内出发一次。据此，上海转来的邮件，达到至少每周一次。这大大缩短了居民的收信时间。1904年，威海卫行政公署在爱德华港和刘公岛都设有邮局，两局内分别有欧籍管理员和华籍助理员各一人、邮差各二人。电报通讯方面，英国租占威海卫之后，并未立即在租借地铺设电报。至1900年义和团运动发生后，才将烟台至刘公岛水线连通。1923年后，英人设立的电报局“搁置不用”，原清政府设立的电报局，“由城内迁至商埠区，并在刘公岛设立分发处”。英租时期，威海卫也通了电话，1902年英国人在刘公岛上设立了电话局，但一直发展缓慢，至1930年“有百门交换机一架，已装用九十余门，内有免费机三十三处。实际收费者，仅五十八家”。免费机是政府用机，很多卡子（派出所）装有电话。

新式道路的修建、近代化码头的出现、邮政通讯的改善、电话的引入，极大促进了威海卫与外界的交流，是威海卫由渔村发展为现代化城镇的重要的一步。

三

市容的整治与公共卫生的改善

良好的市容市貌是近代城市的重要特征之一。英国人到达威海卫之初，对威海卫的市容市貌并不满意。庄士敦认为威海卫的乡村“看起来和闻起来都不舒服”，至于码头地区，房屋杂乱，街道单调，街上“很脏，气味难闻”。因此，英国威海卫行政公署成立之后，对该地的市容市貌进行重点建设和整治。

建设和整治市容市貌的第一步是规范城镇内的建筑。鉴于村内房屋建筑杂乱无序，英国人到来后，号召百姓拆除不符合标准的房屋，并鼓励重建符合标准的建筑。为此，当局拿出专项经费，对推倒不符标准的房屋进行重建的百姓给予补偿。对于破旧的住房区域，当局统一进行了拆除，并对百姓进行了补偿。另外，当局还促成百姓搬迁，打通码头最拥堵的地段，并规划新街道，整治沿街环境。英国卫生官还定期挨家挨户的检查，以确保各家各户负责门前的清洁。

系统规划并规范不同用途的土地，是英国当局进行市容市貌建设的另一项重要内容。英国租占威海卫之后，首先规范了码头的菜市场和生鲜市场。1903年，当局在码头西边兴建了“大房一处”，“买卖菜蔬以及飞潛动物，均各至此屋内”，买者“可以获洁净之物”，在屋内贩卖的小贩可以“领牌安铺，不费分文”。行政公署借此保证市场的整洁。随后，英国人在码头“建起了一个屠宰场和一个设置得当的公共市场”，并进一步“改善面包房和洗衣房”。另外，针对高噪音、有毒或污染性行业或制造业，政府在码头北门外划出一块特定区域，专供其使用。

绿化事业是市容市貌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英国人到来之前，威海卫的植被覆盖率非常低，英国人到威不久，即在租借地积极开展绿化事业。1904年，威海卫行政公署从英国聘请了水果种植专家，试图在租借地发展水果种植业。同时，从英国、日本等地运来了各类树木和灌木在此进行试植，其中一些生长良好，尤其是播种在刘公岛上的松树种子、各类耐寒的常绿树木和灌木，在试植过程中“尤其茂盛，生长得比在英国还好”。在这种情况下，威海卫的绿化事业得到极大发展，陆地上“光秃秃的山上种上了新树”，1908年水果专家回国之时，在政府官邸西面山上已经种植了4.5万株冷杉，营房后面的山上则种植了3.5万株。这有利于改良土壤并保持水土。刘公岛上也植满了树，到1912年，岛上已种植了25万株冷杉，其景观同十年前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当时的威海卫，海边种植了柳树，路边种植了洋槐。仅1907年，威海卫境内的树木花草就已经繁殖了2500株洋槐，450株臭椿，54株垂柳，51株银杨，4500株锦带花，250株紫薇，200株接骨木，115株沙棘，100株粉花绣线菊，70株连翘，44株木槿和少数其它种类。在绿化计划实施之前，威海卫在英国人眼里已经是“风景如画”，而绿化事业更为其“锦上添花”，使其成为欧洲人眼中远东的著名度假胜地，这为威海卫发展为一个旅游城市增添了砝码。

威海卫海边 约1930年 来源：布里斯托大学

英国人到达威海卫之后，通过加强监管、开展卫生防疫、采取专项措施等手段，多措并举，改善境内公共卫生。

如前所述，英国殖民政府出台了大量改善境内公共卫生的法令。法令出台后，加强规范、监督和维护成为改善境内公共卫生的关键。爱德华港的公共卫生，起初由卫生官员进行监督检查，后来逐步规范。1913年，政府为旅馆、肉店、浴池和洗衣店进行注册登记并发放执照，对这些场合进行更加有效的卫生监管。厕所、排水渠、下水道的新建和维修常年进行，一旦发现破损便会及时进行修复。颁发了需要领证养狗的规定之后，巡捕时常荷枪在操场游弋，枪毙在街上游走的无牌狗。1912年，为减少岛上的苍蝇数量，政府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委员会来勘查垃圾倾倒情况。该委员会建议修建一处铁槽处理垃圾，并得到批准，当年动工建设，次年，“岛上苍蝇的数量明显减少。”

增强民众的公共卫生意识、开展卫生防疫活动是当局的另一项重要活动。根据资料记载，英租期间，为加强公众卫生意识，1909年医疗部门印制了一批卫生宣传手册发放到农村、学校。1910年又向农村免费发放了400本预防霍乱的操作指南。此外，学校中开设有卫生课程，并经常举办卫生单科考试，对成绩优良者发给一定的奖金以资鼓励。就卫生防疫活动而言，成效最大的当属免费为境内居民接种天花疫苗。天花是一种烈性传染病，一旦感染，很难医治。近代以来，对付天花的最好办法是接种牛痘疫苗。英国租占威海卫之后，“通过传单和告示鼓励居民，在大陆和岛上的医院免费接种疫苗”。不过，威海卫百姓对此并不配合，“男人拒绝种痘是因为担心疼痛的胳膊会影响劳作，妇女不愿在陌生人面前裸露胳膊，小孩则怕疼”。英国当局虽然认为“不可能实施强制天花免疫”，但也从未间断过为居民免费接种疫苗的活动。截至1926年，租借地内最起码超过10万人接种了牛痘疫苗，占租借地总人口的三分之二以上。在这种有效措施下，英租时期租借地内得天花的人非常少。境内的老农称：“英国政府给所有的孩子都接种了疫苗之后，不再有以前每个家庭有一半人口死于天花的事情了”。境内的百姓“清楚地知道这得益于系统的接种疫苗”。

针对租借地内出现的各种临时卫生状况，当局采取了相应的专项措施。英租之初，行政公署对饮用的井水进行了化验分析，“证明水质较好，但为了加强预防，须进行过滤”。后来，行政公署将境内英人居住集中区内的井水水样送往香港化验。报告表明“5个水样的水质良好，但第6个水样相当差”，随后威海卫“按照分析员的建议采取措施对出现问题的那口井进行补救，同时对所有井进行防疫处理”。次年，威海卫行政公署对码头的饮用水水井采取了措施，“将井口盖上，并安置水泵”，“希望通过加盖井口的方式杜绝一切污染源”。尽管一开始中国人并不认同水泵，但水泵安装之后，百姓“已经尝到了甜头”，转而支持这一措施。当局还规划了自来水工程。威海卫当局认为“如果此项计划能顺利完成，可以改善许多目前对此地健康不利的情况”。但直至归还前，这一工程也未开展。

四

近代城市公共空间的出现

新式公共空间的出现，是城镇近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威海卫城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便是公共空间的规模化出现。这些公共空间主要包括政府机关、运动场、公园以及大片绿地。

英国人的到来给码头带来的最显著变化就是房屋的建设。威海卫的行政各个公署、华勇营司令部、总巡捕房、大英民医院、政府开办的学校等都建在这一带。这些行政公共空间的出现，是威海卫码头村城镇化转型的基础。整个英租期间，码头的建设一直没有停止，除了政府建筑之外，越来越多的建筑开始在码头建造，“从镇的东头一直延伸到离威海卫城墙一英里远的地方”。码头附近的地价大增，一些特别的地块，在1900年时只能卖每亩60元，到1917年，已经激增到1000元。

公共空间的另一个重要内容便是运动场、公园等娱乐休闲设施。英国人到威海卫之后，将其喜爱的高尔夫、足球、网球等运动引入威海卫，也在威海兴建了多处球场。英国海军进驻威海卫不久，便在刘公岛上修建了一处高尔夫球场，1907年政府在威海卫城东门外大操场处，又兴建了一处高尔夫球草坪球场，后期“又在威海卫西、南两乡建了两处高尔夫球场”。此外，越来越多的运动场开始在威海卫兴建。到英租末期，东门外的大操场已建有高尔夫球场、板球场、足球场、排球场、篮球场和田径场，占地3070.34亩，除供比赛外，兼供各类集会和英军训练、检阅之用，是当时威海卫最大的综合性公共体育场。

英国人还在境内修建了两处公园。一是坞口花园，该花园位于坞口三条马路交汇形成的中心地带，“初始面积有2,600平方米”。英租初期，殖民政府就在此栽树种花，使其成为花园。“1916年1月10日，在皂埠嘴沙滩上发现一条巨鲸，遂用两根鲸颚骨对成‘人’字形园东门，南北两门则为水泥方柱，上各横一鲸鱼骨，故又得名鲸园”。英租时期，花园矗立着很多为英人歌功颂德的纪念碑，威海卫收回后，管理公署于1931年10月1日在此竖立了“收回威海卫纪念塔”。另一处为1928年6月6日建成的东山公园，园内种植了多种观赏树木和珍贵花卉，好多品种都从国外引进。

近代城镇的另一个重要公共空间是公共卫生空间。英租之后，当局在码头兴建了公共厕所和垃圾场。公共厕所用砖石建成，墙上涂抹水泥和沙子，地面用水泥混凝土铺成至少四英寸厚，然后铺以一英寸厚的水泥和沙，所有公共厕所的屋顶都要用瓦片或铁皮做成，以防雨水落到厕所的污物池内。公厕粪便由清粪员按合同要求每日清除一次。对于垃圾处理，“当局在大操场北部建起一处垃圾场，并在居民区建起多处垃圾箱，对各种垃圾雇佣马车每日清运，同时常年雇清道夫二十余人清扫街道，城区的排水管道则由犯人每日用海水清洗两次。对运送垃圾的管理更加严格，除午夜至清晨六时外，禁止在公路上运送粪便；车辆运送的粪便必须用密封式木桶盛装。对环境污染的整治也不断加大力度。根据规定，严禁向海滩和海中排放污水和垃圾。”

五

威海卫的经验与启示

市政建设事业是一项能够充分代表城市发展水平的公共事业，同时又是一项只有投入、几乎没有经济收益、却又能最大程度惠及百姓的事业。综观威海卫从渔村到近代城镇的发展史，可以看出：威海卫的市政事业发展，经历了从无到有、由点及面的过程。从范围来看，市政建设涵盖了道路建设、码头建设、市容市貌整治、公共卫生改善、公共空间（政府建筑、运动场和公园）建设等诸多方面，涵盖面广，也有一定的规模，可以说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效。这些，尽管是英国租借后设立的殖民政府管理下进行的，仍给我们提供了启示。

第一，重视制度规范，严格依法管理。

无论是修建道路、整顿市容市貌，还是维护公共卫生，规范城市秩序，英国殖民当局均有条例或规章出台。英租期间，英国威海卫行政公署共出台条例115项、规章数百项，其中约一半是关于市政建设和维护的。凡是与市政建设相关的内容，几乎事无巨细、一一过问，出台的条例规章中有如养犬条例、清涤鱼塘章程等细致的内容。在制度规范的基础上，当局注重依章管理。威海卫的市政与公共卫生事业由巡捕负责维持。《巡捕章程》规定，“大路桥梁沟渠有损坏之处”，巡捕需要禀报；无论何处路灯，若有毛病，巡捕必须禀报；对于“侵占大路小道或街巷者，倒脏物在通行之街巷及海崖者”，巡捕必须禀报；对于在墙上或树上涂污、乱贴告白者，故意毁坏国家所栽植之树木者，巡捕则需要将其抓捕。对于不遵守规定的行为，处罚也非常严厉，《威海午报》记载，有百姓进城卖花生，尿急时寻不见公厕，宁肯尿在帽子里，也不敢随处小便。在这种情况下，租借地民众也养成了较好的遵章守纪、维护卫生的习惯。

第二，坚持规划先行、因地制宜突出特色。

英国租占威海卫之初，决定将码头村作为英国威海卫行政公署的驻地，并确定了优先建设政府行政部门和改善境内交通和通讯的原则。在道路建设中，坚持规划的前瞻性与高标准。当码头与附近道路修建取得一定成绩之后，当局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市容市貌改善和公共卫生事业上，并对境内各公共场所的卫生进行整顿。在这些过程中，当局逐步开展绿化事业、兴建运动场和公园、开展各种专项卫生整治工作。由此可见，英国人在码头村的城镇化进程中，坚持了规划在前、突出重点的市政建设原则，同时又灵活地处理和解决各种突发性问题。在建设方式上，采取了分批建设、分阶段完成。英国人在威海卫进行的市政建设，规划性与阶段性特征体现得较为明显。

威海卫地处青岛和烟台两大口岸之间，并不具备作为出海良港的经济优势。殖民当局规划和建设时，根据威海卫的优劣，充分发挥了威海卫风景秀丽、气候宜人的特点，依据其自身优势，着重整顿市容市貌、改善公共卫生、发展绿化事业，使威海卫成为远东闻名的避暑胜地和旅游城镇。

第三，投入量力而行，引入社会力量。

行政管理机构在市政建设的经费投入上量入为出，量力而行。英租之初，投资比例相对较高，1901—1902年财政支出中，公共建设高达60%，随后逐渐降低，在10%至20%之间，金额基本维持在每年2至4万元，到归还前夕的1928—1930年两个财政年度，投资分别达到6.6万和4.5万。总体来说，行政管理当局在市政建设上的投入并不多，这与行政公署的收入有关。英租之初的高投入，一是因为需要改造的公共设施多，二是因为当局获得了英国国内的财政支持。随后的投入减少则因为投入的量力而行。

英国威海卫行政公署在进行市政建设时，还广泛引入社会力量。这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动员和鼓励民众参与到市政建设事业上来。无论是修建道路，还是改善公共卫生，公署或广泛动员民众出工出力，或发动民众积极保持环境。市政建设尤其是市政环境维护是一项公众事业，必广泛发动民众并得到民众支持，才能收到效果。第二是利用社会资本进行市政建设。在威海卫的市政建设过程中，公署利用了商埠商会等民间团体筹集的社会资本，修建了胜德码头，还使用民间的建设基金，修建公路，并为码头区安设路灯。

总而言之，英国威海卫租借地的城镇化进程中，利用了英国管理城镇的经验，使威海卫实现了从渔村到近代城镇的转变，并发展为特色鲜明的旅游型城镇。当然，管理者所做的一切的出发点，皆是基于建立和巩固殖民统治的需要。

作者

郭燕飞、刘本森

工作单位

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