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老帅尚有4人健在，邓小平开会讲军中大事，为何多请徐向前

上世纪80年代，是我军战略方向发生巨大转变的关键时期。

邓小平是这场大转变的领航人、主导者。那些年，他主持召开了很多统一思想的会议。笔者注意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邓小平开会很喜欢请徐向前一同参加。

军中大事请老帅镇场子是自然之理。不过，上世纪80年代初，开国十大元帅中尚有刘伯承、聂荣臻、叶剑英、徐向前四位健在（刘帅、叶帅逝于1986年，聂帅逝于1992年）。其中刘帅久病缠身无法理事议政，叶、聂二位健康状况尚可，为何邓小平独独青眼于徐帅呢？

这还要从徐向前否定“第三次世界大战”论调开始。

一、深山幽谷之神秘建筑

1982年，在邓小平和徐向前共同参加的一次军队重要会议上，徐向前抛出一个令在座人员无不震惊的议题：是时候停止战备工程了。

徐向前时任国防部长，他抛出这样的论点，意味着中央要在军事领域进行彻底改革转向了。

说到这个战备工程，可能很多年轻朋友们不太了解。我们且说一个早年间流传很广的段子。

上世纪九十年代，很多地方都传出一些近似神话的事情：某地一夜之间发现许多隐秘的军事设施。诸如破旧的防空洞，飞机机库，地下堡垒，甚至还有各种弹药厂。

大家异口同声都说，这些都是101建的，为了防备侵略军打进来的。

笔者也看过一些，荒凉的山中，或是幽幽黑洞之深处，或是山林掩蔽之空隙，一座座破旧却仍然十分坚固的古怪建筑，如苍老的狮子卧睡，荒残凋落之间，仍然充满着杀气。

老百姓的传言一般来说只能相信一部分。

这些古怪军事建筑，确实是为了防范侵略而建的，但建设者并非101。

这些东西，当年正式的称呼是“大三线”、“小三线”工程，正是徐向前后来叫停的一系列气吞山河的国防战备工程之一。

此事说起来颇有历史，大概从50年代末、60年代初陆续开始的。

那时候世界不太平，美苏争霸，刀兵不歇，中国也一直在做着战备，随时准备迎接第三次世界大战。

那时军界最热的议题，就是谁会打中国。徐向前一向不爱热闹，而且身体也不怎么好，一直在养病，对当时的议论和战备工作基本没怎么参与。

议论到后来，形势逐渐明朗，毛主席定了调，说：“与中国打仗，我看英国人不会来，法国人不会来，德国人不会来，无非是一个日本人还可能来，一个美国人可能来，一个蒋介石可能来，一个印度人可能来，就是这几个。”

后来，形成了“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战略指导思想。

当时中国进行了紧急的、全面的扩军。

1960年左右的时候，首先是民兵先搞了起来。当时有一件惊世骇俗的大事：大建民兵师。那时的民兵师多达5175个，民兵人数达2.2亿，占当时全国人口总数35%。

当时苏联总人口为2.12亿，美国1.81亿。

如果只从人口体量上比确实够吓人的。但军队又岂是倚多为胜的？尤其到了机械化时代，人数优势在装甲车和空军面前并无太大价值。当时军中诸帅多多少少都有些看法，徐向前还分管过一段时间民兵工作，但他并没有发表什么意见。

毕竟那时形势不由人啊！

后来毛主席也感到不妥，进行了调整。把主要精力放到扩充主力部队上来，尤其是珍宝岛事件后，扩军速度急速加快，1969年底全军达到惊人的631万人，比抗美援朝战争时的627万人还要多。

与之相匹配，在战备工程建设上，推出了“三线建设”，核心主题是把军工企业、重工业和其他重要设施往三线搬迁，与之相伴的还有建设战略大后方交通线等工程。

一线主要指东北和沿海各省；三线是指云贵川三省为主的大西南和陕甘宁青为主的大西北地区。位于一线、三线之间的广大地区为第二线。

重要的兵工厂、国防科研机构、重工业，都要往三线地区搬，以防敌人来了第一波火力就摧毁掉。这是吸取当年全面抗战时，中国沿海一线工业过于集中，战争一爆发就被日军大量摧毁的教训。

这是“大三线”。还有“小三线”，就是不论一二三线的各省区，都要在自己省区范围内，找一些地形比较好、能够提供掩护的山区作为“小三线”，把本省区最重要的军工设施搬过去。

笔者曾在山东沂蒙山区腹地见过传说中的“小三线”工程，至今仍能发挥一些军事功用。不过在现代化信息化战争面前，这些破旧的军事设施，大概只剩防空洞还能勉强一用罢了。

至于什么101建的，纯粹是以讹传讹罢了。

二、徐向前为什么要叫停？

扩军、迁厂、战备，这一系列关乎国防安全的大事，为什么徐向前要叫停呢？难道当年做得都不对吗？

这些大工程其实当年都发挥了一定作用，也是特殊形势下必须有的动作，毕竟当年我国的防御能力还比较差，尤其是美苏两大军事霸主无论常规火力还是技术水平，都领先我军好几十年。

靠人力硬堆是不得已之举，因为这是我们唯一的优势。把国防工程往后方搬也是防患未然。

但这些工程是有代价的。

60年代初，中央考虑到社会经济需要发展，老百姓生活需要改善，曾经制定过一个以发展经济为优先的“三五计划”，国防和重工业放在农业、经济之后，因此这个计划曾被形象地称为“吃穿住用”计划。

可是随着国际形势变得严峻起来，中央又提出了“大三线”建设计划，这个吃穿住用计划就停了下来。

这种事我们不用苛责哪个层级，毕竟当时情况谁也不敢轻视。而且当时与远在海外的美军相比，北方大国的威胁更现实更直接。

珍宝岛事件后，北方大国对中国的军事威胁呈现急剧强化之势。苏军大量增加了具有突袭能力的地面部队。1969至1975年间，苏军总数净增27.5万人，而陆军又净增32万人，摩托化步兵师从90个增至110个。这些新增的部队都用于抵御所谓来自中国的“威胁”。

中国成功试爆原子弹后，北方大国一面表示非常不屑，一面却又十分重视，叫嚣要对中国的核设施实施“外科手术”式的打击。

北方大国在其亚洲区域部署了70个陆军师，100万人，2万辆坦克，空军各类飞机3000余架，海军各类舰船800多艘。

你说，换了谁，谁敢不加强战备工程建设？

徐帅是从那个时代经历过来的，知道国之大事之所重，有备方能无患。

但这种形势到80年代初发生了巨大变化。

世界大国之间的对抗，主要是美苏对抗，中国既不是美国盟友，也不是苏联盟友，美苏两国对中国既咬牙切齿又没有办法。

在这种形势下，徐向前这位久历战阵的老元戎、军事家，大胆地认为，大仗打不起来。

1982年时总参谋长杨得志和副总参谋长张震，向徐向前汇报关于世界战争形势的分析和预测。

徐向前说：“现在国际环境对我们有利，我看近期内不会有进攻中国的战争。”

如此一来，相当于否定了当年甚嚣尘上的“第三次世界大战论”。由此而后，徐向前在多个场合表达态度，停止大三线、大扩军等持续二十余年的战备工程。

杨得志和张震也都是功勋卓著的开国名将，他们也知道，长期备而不战、高度紧张，确实不利于战斗力的长期保持。但他们也清楚，这种战备状态延续时间太久了，已经成为许多国人的定势思维，搞武备成了家常便饭。

如果要改变，势必引起很多思维守旧者的质疑。

如果要改变，改变者必须拥有很高的权威和威望。

如果要改变，改变者必须承受一定质疑甚至非议。

杨得志和张震两位虽然也都官高位重，也都有一腔赤诚之心，但以他们的力量和地位，推动如此重要的变革，说实话，心有余而力不足。

杨得志上将

遍观军中，只有老帅们才有这样的力量。

只可惜，刘伯承已经病入膏肓，两眼全盲，精力涣散，已是风中之烛。看着就让人心疼，谁还能狠心逼着老人家去谈论大事呢。

叶剑英年事已高，宣布淡出军界。

聂帅当时只对大事表表态，实际抓的工作可能只剩下国防科技工作了。看聂帅传记年表就大概能了解到。

一直实际参加工作并主管大事的老帅，只有徐帅了。

徐帅叫停此事，一半出于对军事形势的清晰判断。一半出于对中央大计的支持。

以民兵建设为例。

当年中央的要求是，县有民兵师，公社有民兵团，民兵组织分为普通民兵、基干民兵、武装基干民兵三种。

如此庞大的规模，层级过多的组织，看起来很有面子，给人以力量感。徐向前当年在抗战时代，对民兵工作很重视，在冀南根据地时还提出过平原地区“人山”游击战策略，核心意思就是建立为数众多的地方游击队，靠兵民之力对抗日寇。

现在的民兵，表面看起来合乎徐帅当年的思路。但徐帅毕竟是高迈远视的大军事家，对一些形似而神非的东西他看得清楚。

当年搞“人山”游击战，那是迫不得已，老百姓如果不起来抵抗，连生存都是问题。

现在不同了，和平建设时期，不能再事事都把老百姓牵进来，毕竟国家有强大的军队。如果还搞全民皆兵、寓军于民，这无疑是对军队责任的解构，是对老百姓民生质量的破坏。

别的不说，民兵要训练，要保证组织状态，还要提供粮弹。数量少还行的，可是要维持2亿多民兵的规模，并且还要组织这么庞大的队伍进行训练，这要消耗多少财力人力物力？这对农业生产又会带来多么深刻的干扰？

退一万步就算战争真的需要，这么庞大的民兵，实际上就是松散的农民队伍，真打起来有什么用？我国国土被外国侵略军打到腹地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根本不需要这样的民兵形态了。

民兵过多，占用生产人力，实际上地方政府可能早就有所微词了，只不过事涉国防安全之大计，谁也不敢提。

徐帅果断提出，对民兵队伍进行大裁减、大改革。从原来的三级民兵制，简化成普通民兵和基干民兵两级，武装基干民兵直接取消。既给国防系统减轻负担，也给地方政府减轻负担，打仗、训练的事情还是交给军队来做吧。

至于县编民兵师、公社编民兵团的做法，直接原地取消，彻底给地方政府减负。

像三线建设等其他规模宏大的工程，也都逐渐改弦更张了。三线建设作为特殊时期的产物，对国防安全发挥了很大作用，同时也对大西南、大西北地区的经济建设带来巨大推动作用。但在80年代初，再不计成本地把重工业、国防工业往深山、深洞、深山老林里扎，让无数产业工人到没有配套经济基础的地方不计报酬地工作，不再适宜了。

徐向前在国防领域带头一提，政府部门很欢迎，大规模、大投入、大分散的建设模式逐渐减少了，虽说在一些地方由于国防所需还必须推动，但那已经不再是主流了。

不知大家有没有印象，刘慈欣名作《三体》第一部《地球往事》中，在大兴安岭的深山之中的“雷达峰”，也就是那座导致地球文明暴露的红岸基地，其性质就与“三线”建设的国防工程类似。后来红岸基地的衰败，从时间线上看，似乎也与中央叫停这类工程的时间节点吻和。

说不得，这样的事情干起来很痛快，可是水面之下呢？改革或消灭一种事物，在这个事物中能得利的群体，必须有所怨怼。

有些利益群体甚至很有能量。

只有徐帅这样的重量级人物，才能真正破除这些利益藩篱。也只有徐帅如此高洁、无私的品格，才能真正镇慑得住陈旧作风。

三、邓小平与徐向前的战略共鸣

邓小平在80年代初，最大的惊喜就是徐向前和他在战略层面有很多共鸣。

其一是裁军。

80年代初我军员额大概有400多万。

军队多，并不是好事。邓小平和徐向前都带过兵打过仗，在这一点上认识基本一致。对当时军队存在的主要问题看得都很清楚。

邓小平主张建设精兵，说，当时中国只需要300万军队就足够了，再多的人就是吃闲饭。很多人都只看到员额过多，但徐向前敏锐地注意到部队编制的不合理。

不合理之一是官兵比例畸形。尽管有400万人，但连队并不充实，臃肿的是各级机关，甚至还有什么“团职保密员”“营级打字员”等等。据统计,当时世界几个国家军队的官兵比例是:苏联为1∶4.56，美国为1∶6.15，联邦德国为1∶10，而中国为1∶2.45，平均每个军官领导两个半士兵！

不合理之二是头大身小。总部太多，军区太多，各军兵种机关太多。徐向前的意见是，把炮兵总部、装甲兵总部、工程兵总部撤销，并入总参谋部，不再给予独立的兵种地位。这又与邓小平的意见不谋而合。

两位老人家都不怕得罪人。就以撤掉这些兵种来说，这不是简单的机构合并，而是拿掉一些人的饭碗，减少官员。一个独立兵种，要司令员政委这种大官，还要有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这些机构，每一级机构都有相应的官员。撤掉合并之后，就涉及到一些官员转业、免官。

裁军，真正的阻力不是普通士兵，不是下面的作战部队，而是为数庞大的军官群体。他们本来也不是军队机构臃肿的始作俑者，其实也都是体制模式中的一员，但时代如此，注定要有一些人为时代的变革和前进承受代价。

每撤一个机构，就是几家痛哭几家愁。邓、徐两位都有一家哭何如一路哭的大境界，不心慈手软，无用之兵、无用之官、无用之体制，该撤必须得撤。

在讨论意见、商量决策的几次重要传言期间，邓小平几乎都要请徐向前一同出席会议并进行发言，一则他是国防部长，二则他的意见与自己不谋而合，三则他的人品威望足够。

徐帅对邓小平的心思也把握得很到位，两人互相配合，共同在80年代百万大裁军那次宏伟的“去肿手术”中，贡献了精彩力作。

其二是外交战略的调整。

在此之前，我国有一个“一条线”外交战略，就是建立从中国、日本到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到欧洲，再到美国的一条线，对抗北方大国对我国的威胁。

这种战略是基于70年代中美关系破冰建交而言。

但到80年代，这种外交路线还能继续沿用吗？美国骨子里对我国并不那么亲近。

徐向前虽说已经辞去国防部长等职务，但心忧国事，仍然对大政方针十分关心。他专门找到陈云讨论这个问题，说，似乎一条线已经不适应当前的形势了。

陈云拍手称赞，说也在考虑这个事情。毕竟世界大势变化的太快，如果再执着于当年的策略，有可能吃亏。

两人一同把意见反映给邓小平，没想到又是不谋而合。

几个睿智的大脑一碰，碰撞出中国新的外交策略的智慧火花，中国外交战略从一条线变为全方位，就是自那时而始。

1985年的一次军委扩大会议，已经辞去国防部长之职的徐向前，再度与邓小平一起参加了扩大会议，邓小平在会上高兴地与徐向前共同发言，对新的“全方位”外交战略进行了军队内部的“官宣”。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军有徐帅，国之幸也。